新型城市化背景下文化因素驱动的城市农村社区改造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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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纯的拆迁重建模式将不再是中国城市化农村社区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单一解决方案,后生产力主义所倡导的文化驱动创造力下的替代反应将在新的城市化时代产生积极的再生战略。一些具有条件的城边村,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积极探索城市农村社区的改造路径,文章通过案例分析城市化过程中文化创造力在驱动中国的两个城边村改造案件中的作用。这项研究的目的是(1)分析城边村城乡转型;(2)探讨一种新的城市化社区模式转型;(3)讨论文化导向在城边村转型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城边村;新型城市化;后生产主义;文化导向;城市农村社区改造
doi:lO.16083/j.cnki.1671-1580.2019.05.038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5-0158-04
一、相关问题及理论介绍
城边村是一个独特的空间现象城乡景观。近年来,城中村、城边村的发展解释着农村居民点是如何演变成城市社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区域扩展到郊区,并驱动元素积累到城市邊缘,逐渐催生了城边村的崛起。由于缺乏正式的法规和规划,这些城市农村的建设和维护停留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这种社区的建造举措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动力的。与城市相比,大多数城市农村不具备城市的现代化性质,建筑质量相对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的环境恶化,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农村社区的发展仍属于不成熟的阶段,城边村的发展最能体现城市化的进程,对其进行治理、改造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出现,以历史文化为底蕴的休闲度假村开始在大城市边缘崭露头角,如广州深井村、深圳交场尾、咸阳等,而不是采取以前的拆迁方式,如此旅游和文化导向的转型有利于保留城市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融入新的城市群落。
(一)新型城市化
一般认为,新型城市化是指伴随新型工业化的产生而产生的,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二)后生产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后生产主义”是被乡村地理学家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力图解释当代农业发展与变化的趋势,并使之理论化。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对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景观保护等社会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挑战了“生产主义”。这是因为生产主义是指高投入、高产量的集约型农业,而后生产主义则是一种对环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法,它不以高产量为前提,而且农民可能会寻求土地、资源的非农使用以补充其收入的损失。因此,相对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意味着“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
二、从后生产主义到新型城市化的转变
农村社会的自发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分散和低效的土地利用。村民与土地资源的融合是农村社会团结和谐的重要基础,它的本质与利益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村民与土地资源的生死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主要问题是缺位博弈:“农村丧失土地与城市发展”,哪些是“规则的代表”。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将集体利益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创新社区规划方式,避免农村土地开发分割发展。
城边村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转型特征。通过城市更新项目,城边村更多地是城市治理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城边村位于商业和住宅区附近,靠近工作地点,交通便利,具有公共设施和良好的服务。政府的决心是尽快与正规社区重建和取代城边村,尤其是中心地区。属于农村集体的农田逐步被征用并转变为国有土地,留下了农村居民点。这些农村居民点没有转换为地方当局总是试图避免的高补偿成本。此外,由于缺乏规划和监管,城边村在城市中产生了负面影响。城市土地在规划中受到严格监管,而农村则是自主管理的。
城边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城边村的形成见证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城边村在国家监管下的转型将是复杂的。要把城边村改造成城市社区,所有的都采取拆迁和重建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就无法将当地村民融入城市社会。社会秩序和治理问题日益严重,快速城市化将付出代价。为了降低这些成本,关键是要促进和引导城中村现有的自组织基层单位。中国现有的城乡转型可以描述为与农村成分同步的快速城市化。农村社区已经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城乡关系模式预计将受到“新式”城市化的驱动。
主导农村社会的传统宗教一般被视为限制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发展的政治障碍。然而,新一代的地方居民和城市居民关注现代化农村地区的重建,因为农村社会已经从生产空间向生活空间转变。
三、城市农村社区改造实践经验
近年来,许多新兴的城市群已经扩大了竞争力。2012年,22个城市群的城市建成用地总面积为32192km2,占中国城市建成用地总面积的71%;然而,与整个中国相比,这些城市群的土地总面积份额仅为22%左右。三大城市群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未来几年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类型。
(一)北京市的改造经验
24年问,北京城市化与城市资源之间的静态协调度波动率的时间序列早期的协调发展条件总体上是和谐发展的;但自2001年以来,其中的协调发展条件是逐步破碎,显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在了解城市化机制和城市资源耦合情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指数与城市资源综合指数,建立静态和动态耦合协调度评估模型,协调发展和协调两个系统的计算和区分北京在过去24年的耦合情况。事实证明,北京早期的耦合程度城市化和城市资源系统正在得到加强,但总的来说是平衡的。但是从现在开始耦合度更强,协调性更低,更不平衡。所以加强资源保护,协调组织和城市资源已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中心北京。 (二)广州城边村改造案例
深井村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原名“金鼎村”,位于广州长洲岛的西南部,陆地面积为2.6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5000多人,因村内水井普遍较深,后来人们称它为“深井村”。文化深厚的古村落深井村,建于明末清初,村內富有岭南特色的青砖大屋、古老的祠堂、斑驳的牌匾、醇厚的粤曲堆砌出浓浓的古韵。但村里的老房子不少已破败、空置成危房,大门深锁。目前全村有空置的房子282栋,占全村的20%。作为保护村落,深井不适合大拆大建,村民多靠出租田地与房子度日,人均分红一年不到1000元。
深井古村在2000年就被划为广州市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2014年第一批广东省传统村落。2017年被列入广州城市年度更新计划,将采用微改造的方式为古村注入新的活力。计划植入文化创意产业,利用古村空置建筑和闲置用房打造分散式酒店;专家还建议引入书画名家工作室、创意手工坊等,营造更有活力的街区。2016年10月开始,青年及大学生走进这个安静的古村,他们走访村民、做设计、开影展,和村民们一起吃龙船饭,开茶话会、咨询会,还租下了一间民居做工作室,当起了长住的深井人。既不是政府组织,也没有交给开发商,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被称作“深井实验”的古村微改造悄然启动,这也是广州第一个采取自下而上、公众参与方式实施的微改造。这次微改造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微改造在保护文化的同时接轨时代特色为村民谋福利。2016年4月,在黄埔区更新局支持,长洲街道、深井村委领导下,由中山大学、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衡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城印城市更新研究院作为第三方技术团队组成了深井工作坊。一个个方案逐步落实,首批村民或经济社的老宅将由政府修缮,用作社区图书馆、博物馆等,为今后大批古民居的活化利用作示范;飞扬阁将活化利用为社区营造工作室和村史、村文化展示室;将建设入岛即停的停车场;挖掘在“深井多留一天”的慢岛体验内容。挖掘利用好深井的历史文化资源、山水农地生态资源、毗邻大学城的人才资源,未来的深井不是一个旅游区,而是以创意产品研发、教育讲学为主导的“大学生文创基地”、休闲体验为辅的“慢生活岛”。
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并加强社区的共同价值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帮助社区走向双赢,土地价值不断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原住民也积极参与在社区规划中,并为他们的家乡文化保护作贡献。
(二)深圳城边村改造案例
深圳交场围村是一个沿海村庄,占地54公顷注册人口为360人,2014年流动人口将近600家,位于深圳市大鹏半岛。2011年,深圳市政府指定大鹏为新区。2014年,地方政府投入4亿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如供水、电力和交场尾地区的污水处理。
2012年,美丽的海景和美好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专业人士,创新开发的沿海民宿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以追求他们的梦想和生活质量。村庄成为旅游圣地,旅游资源已经成为改变沿海渔业的灵感来源。到2014年,超过100个农民房屋已转为寄宿家庭。沿海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为深圳采用此项的新动力非常规模型。
这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创造了新的经济结构。农村转型满足了新需求,加快了旅游业的发展。村委会制定的相关措施,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帮助,任命专业人员对有诉求的村民民宿进行设计装修的指导,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条例,对交场围村的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在许多管理活动的基础上,关于民宿、旅游和社区的保护计划以及新农村景观设计在整个地区内产生了更大的文化互动和城市农村转型。
四、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
我国政府于2014年3月16日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共中央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了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如何实施新型城镇化计划确立了指导方针。城市化计划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设定了目标,并规定了纠正现有问题的行动指南。该指南规定了八个优先事项: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改善城市功能;发展中小城市和特殊城镇;促进农村发展,修改土地政策;建立创新金融体系;完善城市住房政策;建立城市新型城镇化试点示范。新计划和指南以两种独特的方式从以前的政策中脱颖而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方法和尊重城市发展的原则呼吁。把人置于城市化的中心,要求城市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是新型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原则。首先,决定中国城市的布局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和区域规划问题,单靠定性分析是无法做到的。其次,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国的城市有近500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开发了各种建设城市的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最后,在中国新的城市化战略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方法意味着应该更加注意使城市成为居民享受健康幸福生活的地方。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城市治理注重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式规划正成为国内规划实践的热点与趋势。
要充分了解城边村的变化,重点不在于只有它的物理形式,而且还要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了解它如何融合城市社会。城市化进程包括增强体制环境,产业结构升级,人才重组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组织机构建设。此外,社区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居民、合作公司和政府,通过赋予当地权力来改变治理方向,利益相关者不仅鼓励土著居民,也激励他们致力于通过参与重建个人社区社会关系与幸福邻里的关系转变促进社区规划的蓬勃发展。
五、结论和讨论
从北京的城市化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资源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改造前期的总体和谐,和近年来的开始破碎,都显示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加强资源保护,协调组织和城市资源的关系。中国蓬勃发展的城市扩张面临三大问题挑战。首先是失去了大量优质的耕地土地,导致与粮食安全和安全相关的风险。其次是“鬼城”的大量增长现象。住房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实际需求,以及对房地产需求的商业猜测。“鬼城”的出现是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的直接后果。这种城市化模式植根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不合理评价关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一指数,反过来导致积极的发展,并进一步诱导社会不公正和房地产泡沫的金融风险。最后是整体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和全球变暖。具有快速城市化和人口的背景聚集,无数自然环境在城市地区的创建中被摧毁或修改。
深井村的现状是绝大多数古村的缩影。历史文化遗存未得到保护与利用,资源优势未转化成产业优势,如何解决古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如何通过古村活化令村民过上富裕美好新生活?这是全国古村活化都面临的难题。深井村的改造是以街道、深井村经联社为实施主体,村民享有决策权,从规划初期就参与改造,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工作坊的形式让村民参与协商共治。通过微改造在保护文化的同时接轨时代特色为村民谋福利。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中,当地人非常关注当局和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一直都是为支持当地社区而付出了代价负责他们的社区发展。
交场围村当地居民利用乡村景观和历史建筑与现代化文化的结合促进农村转型和旅游业发展,是文化起源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会对人产生长期影响,社区作为积累文化的产物是至关重要的,提出文化创造力概念要素是保护村庄价值的基础。代际之间挖掘一个共同的身份社区符号,整合独特的本地文化创造力是中国城市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方式的重要元素。
从后生产主义到新型城市化的转型,在经济、文化、环境、社会方面都有一些特点。第一,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的扩张,传统的农村社区改造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要求。城边村的改造有助于稳定城市扩张的边界,催生了新的乡村景观,帮助城乡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第二,城边村已经从出口土地和劳动力转变为出口新的乡村景观和旅游业改造中加入专业指导的改造,创新了土地的功能,文化和环境的监管促进了经济活动多样化的产生和发展。第三,新的格局的产生催生新的管理制度的出现和建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农村社区通过文化创造实现社会关系的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城乡关系。
文章中列举的城边村的改造情况,在城边村改造的过程中文化互动经济和文化转型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创造力、公共参与、地方当局和社区规划最终可以帮助在这个城市农村社区转型中取得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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