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兴精神”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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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及国学，《诗经》是公认的经典，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还因为它是孔子亲自删定的，更因为它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诗兴精神”。
　　[孔子的诗教和“诗兴精神”]
　　孔子最喜欢用“六艺之教”教育学生。“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书、数、射、御六种科目，另一种说法便是六部经典，即《诗》《书》《礼》《易》《乐记》《春秋》。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评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的“诗”就是《诗经》。
　　《诗经》共有305篇，是西周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秦汉之前称《诗》，秦汉之后才称作《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既有历史的记载，又有民风的写照，既歌颂了统治者的功德，又抒写了生民的喜怒哀乐。孔子对于《诗经》的重视，体现了他作为先圣的智慧。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有很深的造诣，他自己就会鼓琴击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评论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孔子认为诗乐正是培养高尚人格的最好方式，于是，他便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强调，《诗》作用于人生教育，首先在于它的感发志意，通过这种潜移默化，使人们在社会上渐渐地知晓礼义。所谓“成于乐”，是指音乐可以帮助人们深入到人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即西汉儒家孔安国所谓的“乐所以成性”。
　　“诗兴精神”源于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之说。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所谓“诗可以兴”，是指诗通过“感发志意”的方式来启悟人。《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而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所引的诗见于《诗经》的《卫风·淇奥》，内容是赞美一位有才华的贵族宽厚待人。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是还不如贫而好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话，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煉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对子贡说，我可以与你谈论《诗》了。
　　所谓“可以观”，便是“观风俗之盛衰”，在儒家看来，诗与乐中反映出人民的心声，是社会情绪的传达，从中可以“考见得失”，故周代有采诗观风的说法，也就是指统治者从民间歌诗中了解到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统治者的评价，从而调整自己的政策，沟通与人民的联络。
　　所谓“可以群”，是指通过学诗，加强人际交往。孔子认为，文明社会的人际交往与蒙昧社会的人际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共同的文明话语基础之上的，而《诗经》是文明话语的集中体现，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所谓“可以怨”，这是孔子诗学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命题。据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就是“怨刺上政”。孔子认为在统治者内部应该实行和而不流的交往方式，虽然不能犯上作乱，但是可以怨刺上政，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即对国君不可以欺骗，但是可以加以委婉的讽谏，言之者无罪，闻者足以戒。
　　[诗兴精神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
　　《说文解字》释“兴”云：“兴，起也。从升从同，同力也。”林语堂强调，中国人用诗兴感受体验生活，用融会着理性的情感去发现宇宙真谛，构筑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使民族生生不息，文化得以亘古绵延。在诗兴中，还蕴涵着极为深隐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许多士大夫的心曲在他们的政论之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们吟咏情性的诗词之作中往往得到表现，汉魏六朝与唐宋的许多大文人莫不如此。
　　汉代诗学纲领《毛诗序》中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从历史来看，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开始注重用诗来进行教化，形成了专门的诗教。诗兴精神体现出一个时代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当一个时代面临着风衰俗怨、人民痛苦之时，便有许多仁人志士出来重振诗教精神，以改变风气。
　　王夫之的《姜斋诗话》，也力图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重建诗教精神，将诗兴视为圣人救世的要径。他在《俟解》这篇文章中说过一段名言：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荡涤其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王夫之认为诗兴是生命力的激活，圣人以此激活人的生气，振奋人的精神，而没有诗兴的人生虽生如死，虽觉如梦，诗兴人生是反抗平庸的要径，是建设理想人格的途径。他的话对于当代人生大有启发意义。
　　“诗兴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甚深。譬如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清天揽明月”的精神，是李白对汉魏六朝诗人以逸兴为美，激发艺术生命风范的叹赏。其中“蓬莱文章”指的是李白的远房叔叔李云，“建安骨”则是指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父子与建安文人的诗文风格，“小谢”指南朝齐代著名山水诗人谢脁，他与谢灵运被后人合称为“大谢”与“小谢”。李白这里借着称赞李云诗歌的机会，意在说明与赞叹魏晋六朝诗人那种以逸兴为美、欲上青天揽月的豪迈气派。
　　譬如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情圣杜甫》 讲演，十分注意从传统人物中找寻现代人生价值。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呼唤西方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出现，表现出激进的文化主张。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强调诗兴对于生命意志的激活。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十分看重“兴”之中蕴含的审美人生意味。
　　我们的文艺审美学中，不可忽视“诗兴精神”，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代，更应该倡导“诗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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