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历史、流变与关系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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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性动态视角审视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的会通性，演绎宗教与社会服务的关联性，基督教神学教义塑造了社会工作伦理的核心维度、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和社区方法，发端于教会的济贫实践。本文剖析了社会工作由于职业独立性、服务专业性与宗教渐行渐远，后受福利国家理念变革而重构关系，并阐释了影响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互嵌的三个核心变量：福利制度载体促动，宗教灵性与小团体的推动和社会工作价值矫正需求。
　　[关 键 词]宗教  慈善  服务  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探讨‘关系-契约’视角下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治理研究”（18YJC73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与社会服务研究”（12JJD73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济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宗教社会服务职业化研究”（B15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限红（1984-），女，河北承德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杨克（1981-），女，山东汶上人，博士，临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李芹（1957-），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益慈善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2-0020-08
　　引言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存在着历史亲和性关系，基于神恩说与救赎论，基督徒积极参与社会济贫，通过早期济贫实践塑造了社会服务方法，其价值理念也孕育了福利国家模式，对带有宗教意涵的福利服务产生着构造意义。既往研究既有专注于宗教慈善服务历史实践的文献，多从神学与宗教学视角聚焦于基督教神圣性的世俗主义转化，剖析宗教济贫服务的宗教神学意涵，也有文献研究描述专业社会服务养成之初的宗教社会贡献，阐释社会工作起源之一是宗教。20世纪70年代之后，宗教慈善服务与社会工作在世界范围内重拾历史性亲缘关系，在此潮流下，本文立足于历史的视角，通过回顾宗教与社会工作的会通性关系，梳理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与冲突，建基于现代后福利国家的情境下，剖析宗教慈善与社会工作之间的互嵌可能性，为福利扩大化做例证。对宗教与社会工作关系的再解读有助于确立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待宗教慈善，有利于将宗教慈善中的优势因素与社会工作、社会福利进行整合与再造，从而促进社会福利资源优化配置。
　　一、 基督教与个案工作方法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在漫长的中世纪，以王权和封建主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福利责任具有有限性，扶弱济贫等社会救助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教会，形成了教区福利网络体系，各类宗教组织是公益慈善事业的最初实践主体。教区是基督教信徒组织系统的最基本单元，是基督教慈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区，也是近代欧美国家行政区域的滥觞。①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严重冲击教会的慈善功能，此后，国家通过制度性载体逐渐介入福利领域，将以前分散化的、基础的、应急性的济贫事务转化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②济贫法之后的慈善救济是社会服务孕育的开端，但这一时期的宗教慈善具有明显的非专业性特征，且具有强烈的宗教道德取向，与专业的社会工作相比，慈善服务专业性不足体现为以下三方面：慈善济贫的目的是教会之间利用教区救济制度与救济资源展开的争夺信徒的竞争;在福利品提供方面缺乏系统性，服务效率低下，加剧了贫困依赖文化的滋生;从事救助的志愿者具有耐心和热情，但缺乏必要的技能训练，在救助之前缺乏对服务对象的了解，服务的动机和目标并不明确。
　　后期的慈善组织会社正是在这些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批判式继承这一时期的慈善救济方法。英国最早在教区尝试探索依托于会社的济贫方法，将教区划分为25个微小单元，每个教会执事管理一个单元，负责了解责任区内的50个家庭，通过家访了解这些家庭的需求，评估其家庭情况。③慈善组织会社较早采用了問卷法和访谈法进行家访资料收集，慈善组织会社采用问卷方法，对受助者的职业、收入、教育背景和居住环境等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这成为个案问卷 （case -paper）的开端，并且要求访谈须尊重服务对象的选择，有明晰的访问目标，对访问的方法进行及时的经验总结。执事院（Court of Deacon）扮演着一个中央分配者（clearinghouse）的角色，将各种不同需要的服务对象转介到合适的支援系统里，成为日后发展出来的“个案委员会”（case committee）制度，“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s）制度则成为现代英国社会工作者的先驱。④友善访问员发现一视同仁的救济方式与受助群体的巨大异质性相背离，社会服务应该遵循个别化原则，慈善组织会社的目标在于重建功能，而非侦查救济金诈取案，贫民在生理、心理和道德观层面的能力各不相同，应采取差异化的个别服务。⑤1877年，美国教会仿效英国慈善组织会社，建立慈善组织协会，依照科学慈善的原则，将贫民分为值得救助的和不值得救助的两类：对于值得救助的贫民给予服务提供和物资救援，帮助其自立自助;对于不值得救助的，则被强制送往救济院或者习艺所。其所提倡的救助分类以及救助个别化原则，成为个案社会工作的典范。当时为了救助评估成立了登记部门，保留个案的记录，尊重服务对象为一个独立个体，为个人定计划，以复康原则来分析问题的缘由、处理问题，进行社会诊断，看重工作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建立等，都是后来社会工作个案的工作手法。⑥
　　总之，慈善组织会社对于济贫服务个别化以及个案工作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其救济贫民的做法包含了现代社会个案工作的三个主要概念：申请与开案、搜集资料和需求评估。①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可清楚地看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对服务对象进行调查、评估和跟踪，如何登记记录救济金发放;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改变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教育和培养体系;如何用全职带薪的社工，取代“临时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提供依托于家庭、法律和就业的个别化服务，这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社会事实。② 　　二、 基督教与团体、社区工作方法
　　在19世纪的济贫实践中，基督教反对国家济贫责任扩大化，试图通过家庭、邻里、教区的小规模共同体互助应对多发的社会问题，在社区范畴内整合社区资源，将基督教的属灵实践转化为区域内的社会行动，从而解决贫困和犯罪多发问题。这种社区济贫的实践和理念对英国的邻里互助制度、美国福利制度和德国爱尔伯福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社会计划模式的先驱。
　　（一） 基督教青年会与团体工作方法
　　团体工作方法的系统化使用以及大规模扩张源于1844年乔治·威廉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力图通过传教的方式，利用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服务解决工业化时期青年失业、失范与道德惰化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诸如祷告、研读经书，心灵洗涤、开设讲坛、创置会所与阅览室等宗教性社会服务活动，③后期宗教目标向更广阔的世俗目标转变，发展出家政、舞蹈、体育运动等非宗教性服务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在社团与娱乐组织的活动中培养青年的民主生活态度以及对社区负责的精神，从而预防犯罪和堕落。基督教青年会所开展的服务项目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假设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需要的，个体的人格建设与社会功能、群体密切相关，通过服务活动的开展能够协助个体增能，挖掘个人潜能，将个体的目标达成与整个社会的目标实现相整合。基督教青年会所运用的以社团、群体为单位的青年群体引导活动，利用小组经验分享、小组方案的形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分组互助与增能方式孕育了最初的小组、团体工作模式，是小组社会工作的雏形。
　　（二） 睦邻运动与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的方法早在英国查墨斯的“程序指引”理论中崭露头角，强调服务对象对家庭、亲戚朋友、邻居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在区分自然的和人为的慈善救助基础上，发展出以下三种社区救助原则：调查导致穷困者困顿状态的原因与自我维持能力;依靠自然协助优先原则解决救济工作，即首先依赖于家庭、邻里、朋友的支持摆脱窘境;自然协助不足以维持的，则向政府或宗教性等正式的科層组织申请公共协助。这种自然协助优先于人为协助的互助原则，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个人责任感和培养社区互助传统，制式化的救济方式会削弱互助双方的关系和情感。19世纪复苏的泛宗教运动尝试将教会神圣生活与世俗的社会服务进行全面整合，打破世俗和宗教的界限，鼓励教区居民广泛参与管理教区事务，把教会打造成教区的社区服务中心，从而促进不同阶层和不同宗教派别的融合，重塑个体和国家的道德。④泛宗教思想的社会改良思想契合了19世纪后期社会问题多发的现实，宗教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社会网络来应对教区的贫穷、失业和人口激增。睦邻运动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开展社区服务，假定贫困的产生原因是社会性的，应该从社会改革的角度着眼救助穷人，消除贫困。
　　早期的睦邻组织参与者大多是牧师以及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名媛富豪，起初致力于促进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他们用社会福音的方式引导居民改善生计，后来致力于协助贫民整合社区内的信息与资源，唤起民众参与社会福利改革和政治变迁，从而修补因工业化冲击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睦邻运动的成员发展出社会工作的接纳原则和预防性原则，主张学者和中产阶级深入到穷人聚居的街区去生活，为穷人提供服务，通过改变社区环境，为穷人建立和推进文化项目与教育项目，参加穷人的协会组织，减少穷人的道德剥夺感，力图建立起中产阶级认可的价值观与道德，消除歧视与阶级隔离，重建社区秩序。试图在不同宗派背景的孩子中培育社会凝聚力，形成普遍的道德准则，从而淡化阶级背景，因为在那个时代，以宗教为界限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裂痕，使劳工阶层受教育，让其知晓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传授其社会技能。①睦邻运动的功能在于通过社区居民的协作来解决社区内的问题，重塑文化。通过组织居民对社区中环境、贫困、犯罪等问题的认识和讨论，促使居民通过协作去解决这些社区弊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社区居民分享自己的看法，获得彼此支持，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采取行动。②睦邻运动倡导的社区为本位的邻里与家庭互助，区域内不同阶层、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动，通过机构联动应对社区问题的做法、组织社区志愿者队伍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创举，为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从专业社会福利形成的历史脉络来看，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方法来自于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而非国家行政干预，由基督教教会推动的济贫模式，除了从事济贫、医疗、收容等用以满足福利需求外，也为贫民生活开展出自助、自立的个案服务以及社区照顾的工作模式。③
　　三、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价值伦理
　　在公共权力部门建立系统化的福利需求回应机制之前，基督教会是福利供给的主要支柱，神职人员通过教会系统掌控收益分配，将信徒捐献的很大一部分财物用于救济穷人。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是在内化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基督教伦理的基石上不断拓展，整合了人道主义、乌托邦思想、社会福利观念，形成了体系化、系统化的社会工作从业者职业道德操守。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具有历史选择性亲近和内在性的联结，基督教对天职与责任的强调成为社会工作者介入社会救助的最初动力，施舍、怜悯、助人等纯粹宗教价值逐渐经由制度化系统孕育出固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性价值伦理，时至今日，诸如正义、利他、自我负责、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等专业价值仍然和宗教价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总体而言，基督教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构造意义：
　　（一） 基督教教义形塑了社会工作核心价值
　　宗教改革之后的“上帝选民说”将基督徒个体、上帝、职业、财富观念等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实现灵魂的操练与救赎，努力工作并坚守职业操守成为上帝选民的特质之一，新教伦理通过重新诠释教义在基督徒的属灵世界与俗世生活之间搭建了桥梁，赋予社会关怀积极性的宗教内涵，客观上激励着基督徒将利己主义的宗教价值观转化为利他主义的现实社会互助行动，对上帝意志的普遍服从成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发挥着社会凝聚力。在“荣耀上帝”规则的引导下，基督徒广泛参与济贫等社会服务实践，在世俗生活中呈现着宗教意义。根据基斯·鲁卡斯的研究，新教伦理包含以下基本假设④：1.人要为他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2.人性可以通过一种意志行动来克服;3.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艰苦工作实现物质繁荣;4.社会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使物质繁荣成为可能的法律和秩序;5.对变迁的主要激励是在经济或物质方面发现奖赏和处罚。新教伦理蕴含的基本假设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本要素进行剖析，认为基督新教的教义及其禁欲主义思想与日常经济行为准则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新教所规定的职业义务思想是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伦理独树一格的特征”。① 　　（二） 基督教服务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价值转型
　　19世纪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认为贫穷、失业和犯罪是因个人道德低下所致，当时的观念偏向父权式的思考，认为要加强穷人的道德观念，才能改变他们潦倒无助的生活，②因此社会服务实践更关注穷人的道德，服务实践偏向于改变穷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重塑穷人的道德。20世纪初的睦邻运动认识到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是导致社会弊病的制度原因，社会工作的服务不仅关注服务对象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标准，还注重探索社会问题的结构或环境因素，强调不良的结构因素和体制环境对贫困的影响。试图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国家教育解决贫困。③基督教的服务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价值伦理阶段向前演进，从“关注服务对象道德”阶段向“关注社会工作从业者专业价值”阶段转型，社会工作不再关心穷人的道德是否正确，而聚焦于通过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④强化了社会工作者对推进社会公义、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此后社会工作者的注意力专注于改良社会。
　　四、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分立
　　在社会服务实践中，不同价值主导下的服务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与方式，很多情况下，宗教价值主导的服务在实务中与专业的社会服务之间会出现对立与分歧，这种情况不仅牵涉服务机构的主体性是神圣还是世俗，而且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服务者也常常会陷入困顿，在自身所信奉的宗教价值与专业的职业操守之间徘徊不定。例如，同样是对待具有帮派暴力的青少年，矫治社会服务的专业治疗在于帮助青少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分享想法，疏导情绪，协助改变惯常的行为方式，建立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服务结束后定期追踪服务对象。天主教教会则采取不同的矫治方法，为了防止青少年产生暴力和犯罪，教会尽可能多地留青少年在教会中进行服务事工，降低与教会以外同龄群体的接触与交流，从而降低发生偏差行为的概率。而对于堕胎、离婚、同性恋等问题，天主教信奉者则很难容忍，天主教背景的机构不能奉守尊重与服务对象自决的原则，试图通过多元的方法改變服务对象的想法。社会工作脱离宗教拓展独立的领域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 职业独立性
　　宗教慈善事业与新教伦理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背景性解释，随着慈善事业的推进，助人行为逐步由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社会互助从单纯的慈善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化互助制度，社会服务的范畴与服务方式均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宗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专业化的诉求，源于宗教的慈善工作人员不具有慈善救助的水平和技巧，教会的“老朽的牧师”和管理者不具备救济的管理和业务能力，慈善从业者提议需要经过系统特殊技能训练和教育的人来承担慈善社会服务的工作，并逐步发展为一个职业。直到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社会服务从教会剥离出来，社会工作走向了职业化的道路。随着专业主义的进一步建构，社会工作专业开始从自己的知识体系、专业技能、专业伦理、管治架构和专业自主性等方面获得了社会认可，不再依附于慈善事业，而是开始被慈善事业所聘请作为专业人员进行慈善项目的管理和运作。①这一时期，社会工作呈现出与宗教决裂的趋势，这种趋势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化为背景，基督教道德和社会服务不能抵挡大规模贫困和剥削带来的巨大压力，城市扩张、人口膨胀以及社会问题的凸显导致对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国家终究要代替教会的位置成为服务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②福利体制由依托家庭、市场的补缺模式向基于公民权利的制度式模式转变，教会公益与小共同体本位的慈善事业逐渐被国家公益所取代，世俗权力全面介入公共福利领域，教会对公益领域的垄断地位被彻底终结。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社会工作从业者呼吁社会工作为保持专业性必须要与宗教划清界限，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顺应国家公共救助责任延伸的潮流，依托于制度化的体系拓展广阔的服务界域。
　　（二） 服务专业性
　　此外，从社会服务实践领域考虑，社会工作若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者“职业”，必须遵循实证主义和科学理性，摒弃一切神秘主义的价值观，而宗教慈善团体与世俗的志愿组织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宗教慈善具有神圣的属灵目标，基督教社会关怀、救济事业的施行是神圣目标的副产品。社会工作从业者批判宗教慈善服务的非专业性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1.宗教慈善服务理念具有神圣性和功利性，其社会服务以宗教终极价值为引导，而这种单纯的教友之善不足以支撑起体系化、持续性的社会服务，源于宗教的道德力量不能达到风险分散的社会目的;2.在服务方式方面，教会的服务方式不符合工具理性的原则，教会的服务方法以宗教灵性方式为主，伴随着福音传递的终极使命，服务实践中经常运用圣经分享、祷告手段;3.在服务主体方面缺乏全职的服务者，信教群众在志愿实践方面具有时间有限性和兼职性的特征，源于道德驱动的自律缺乏可持续性，志愿者供给不稳定，没有能力提供专业性强、周期长的服务。在种种批判与声讨中，社会工作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建构阐释期，朝着科学的方向实现着自己的建构实践，专业的方法、技术，专业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日趋完善，实务领域日趋拓展，整个专业朝向合理、有序的状态迈进，直至被正式纳入到福利国家系统，专业的体制化进程达到巅峰。③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理念指导下，社会工作作为福利国家体制框架下公共服务的输送者与传导者，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发挥着国家公共服务的补充功能。
　　五、 基督教与社会工作互嵌何以可能
　　（一） 后福利国家的制度载体促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福利国家出现了危机，各国政府大幅缩减扩张性的公共政策，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国家对经济的较小干预，国家重新界定了自己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引导者角色，强调公民责任和社会福利供给的多重渠道，政府与民众开始重新审视作为社会救助最古老组织之一的宗教志愿部门。④在政府对福利私有化过程中，服务供给和输送由国家向志愿部门转移，政府通过孵化、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宗教志愿部门参与到福利传输中，教会以及有宗教背景的团体广泛扮演在教育、住房、收养等方面的服务传递者角色，并且扩展到临终关怀、社区安全、家庭关系等领域。政府对宗教慈善组织资金支持具有选择性，政府倾向于资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宗教实践少的组织，宗教志愿部门在卷入世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提升着自身的专业化水准，考量自身的效率、竞争力与经济因素，在人员配置方面聘用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以提升服务水平。如华尔德·佛尔斯特所言“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被个人自我负责和自我预防的原则所补充……教会福利因受到国家委托而事实上扩大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巨大企业”。①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宗教参与社会服务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些宗教组织在健康、医疗、社区照顾等多个领域承接政府服务，是国家构建福利系统的强有力的支持要素。这些组织发展出新的服务对象评估模式，将接受服务者的灵性与精神方面的变化纳入评估框架。 　　（二） 宗教灵性与小团体的推力
　　社会工作的哲理是在全环境视角下，以“全人” （total person）的方式提供服务，心灵与信仰层面是“全人”服务的必不可少部分。②随着特殊目标团体在西方的出现，神圣性被重新定义，跨越宗教的灵性服务逐渐被社会认可，在弱化基督教各个派别教义、信条的差别基础上，将注意力从构建神学权威转移到情感与日常需要，发展出跨越宗派的实用主义的灵性技术。这些小团体以宗教慈善机构为载体，广泛活跃于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在家庭关系、临终关怀、姑息康复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服务对象精神维度进行宗教考量有助于将社会工作推进到帮助服务对象和家庭达到完整性的状态而不是以专注个人为导向的，宗教方法能够增强内在自我的归属感、促进道德自律、寻求生活意义。③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开始重视服务中的宗教灵性因素，理由是个案工作的基本假设在于将服务对象视为全人，尊重他的需求和个人选择，这些源于基督教所倡导的价值。④在具体的合作方式方面，宗教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在社会工作直接服务过程中加入灵性介入的方式（spiritual interventions），二是在以宗教为主旨的机构组织中实施灵性社会工作或者与此机构进行方案合作。⑤
　　（三） 社会工作价值矫正的需求拉力
　　受工具主义影响，西方国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出现“重技能，轻价值”的取向，从宗教社会福利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工作出现了异化的倾向，过于强调技术层面的专业性，强调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⑥科学上的标准化程序导致忽视了本原意义和终极价值，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让步于专业的术语和权威，造成了服务双方之间的距离感和生疏感。价值专业化的过度造成了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的丧失，而且偏离了社会服务、社会变革的初衷。罗肖泉指出，社会工作“异化”过度依赖于专业技术和量化的操作流程，而脱离人文关怀要素，导致了对价值的反叛，使价值观的基础地位被专业的技术管理所取代。⑦价值取向的偏离与淡化抛弃了最初的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和关怀，也导致了服务对象在情感上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沟通障碍，进而影响服务效率。现代社会工作者认为对宗教价值的重新关注能够为社会服务实务开拓广泛的、整合的视角，用以反思新自由主义依赖于市场的理念，弥补科学、理性、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社会福利的不足，将目的、意义、价值引入到社会工作价值的反思性诊断中，预设一种与他者、与环境的外部联系，为修复传统社会工作关于本能，同情心及关爱的概念提供了空间，关注以他人为中心的生命形式。⑧
　　结语
　　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挖掘宗教资源并再度肯定宗教中的禁欲主义、利他主义伦理，用以满足民众不断扩大的需求。借着政府与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契约，宗教与社会工作重拾亲和性关系。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合作促进了宗教志愿部门的世俗化转型，这种转变反过来又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中多元主义视角的形成。时至今日，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已经很难用“科学-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诠释，随着宗教世俗化的演进，宗教慈善通过内在动力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以期参与不断多元化的福利实践，社会工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不再囿于简单主义思维的科学化理念，出于对专业的推进，逐渐将宗教资源、灵性技术等宗教性元素纳入到专业发展考量范畴内，积极探索社会工作与宗教的整合思路与整合方式。宗教与社会工作的互嵌将在福利扩大化的背景下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徐澍）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religious charity and social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ynamics， anddeduc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al services. Christian theological doctrines shape the core dimensions of social work ethics， the case method， group method and community method in social work service through the churchpractice of helping the po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religion which are drifting away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and service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work，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due to the reform of welfare state concept. Core influence variables for relation integr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the carrier of welfare system， religious spiritual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mall groups， and social work value correction needs are deemed as key promoting points.
　　Key words： religion; charity; service;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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