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历史演进和文学发展对图书编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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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先唐时期是我国图书编撰的重要时期。先唐时期可以分为先秦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我国图书编撰的形成、初步发展和发展成熟时期。这段时间跨度很长，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从时代背景、图书编者、编写内容、传播载体等方面分析这几点对先唐时期图書编撰的影响。
　　关键词：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 图书编撰
　　我国自古就有著书立说的优良传统。臧文仲曾提出了“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言”的目的就是著书立说，让自己的思想主张流传后世，惠及众人。魏文帝曹丕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古人传世意识最明确的表述，许多大家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如司马迁、刘勰等，不一一列举。作为今人，笔者对古人的宏愿，深表佩服，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故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古人著书立说、编撰图书的事迹整理出来，厘清脉络。
　　一、先秦两汉时期图书编撰的特点
　　（一）传说史时期的图书编撰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图书编撰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是指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时期，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三皇五帝时期还是传说史时期，许多历史内容并非信史，许多事情还有待考证，故不多言。在这个时候，文字尚未产生，一些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是以口头的形式传播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传说史时期的文学。后世虽有一些见诸文字的记载，但都非其原貌。比如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有学者推断这是一首农事祭歌。还有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庚歌》《南风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简单的认识。这些文化的创造者肯定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这个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未形成图书编撰，但有必要提一下。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图书编撰
　　据曹之先生看来，我国文字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夏代，我国最早的图书当始于夏代。他的主要论据有三：一是夏代已产生了文字，二是夏代已有史官，三是文献多有记载（详见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笔者基本认同曹先生的观点。当时的图书编者，应非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因为当时还是“学在官府”，图书编撰由官方垄断，图书应由集体编撰，著作权应属集体所有，是众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有些学者考订最早的图书编撰家当属正考父，即孔子的七世祖。证据出自《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献。如此，正考父当是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图书编撰家之一应不误。只是由于史料有限，其他一些编者的姓名就无从得知了。但这些无名英雄仍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是我们文化创造和传播中重要的一环。
　　至于私人著述，时代还要往后推，应是战国以后，至少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从孔子办私学之后，如屈原著《离骚》。这个时代的文字载体当为龟甲、兽骨、铁器、铜器等，因为不易书写，所以内容当比较简略，比如《周易》《尚书》，理解起来较为不易，文字难懂，读起来比较拗口。但这一时期的著作当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即主要为政治服务，包括《尚书》中的一些训令，还有一些和巫祀有关，这与人们心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
　　而到了商周时期，我国已出现了甲骨文，明确地表明了文字的产生。这时期殷代“重德”的思想和周朝的“礼乐思想”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夏商时代与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地位，远比周代地位高。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文化创造者，亦是图书编著者。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时官学的内容，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文化，才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这一时期文化创造者主要是贵族，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图书编著者。
　　当然，根据《诗经》记载，十五《国风》里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疾苦，即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这些诗歌确是平民所作，但据说这些诗歌是经专门的“采歌者”收集之后，经由专司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周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的。其主要加工者仍是贵族，所以可以说西周时期的文化创造者仍是贵族。自然，他们也是主要的图书编著者，传播载体仍是铜器、铁器、龟甲、兽骨等，传播形式是诗乐舞合一，仍和政治有密切关联。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编撰
　　至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尸位素餐，早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政局混乱，战争连绵，列国篡杀攻伐之态势愈演愈烈。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吴灭于越，楚灭蔡、杞，其他小国如代、滕、莒等先后为强国所吞并。各国内纷争弑杀之事也不少见，如郑弑哀公、三家乱晋、田氏专齐等，正所谓“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这种局面表明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趋崩溃;而这种诸侯及卿大夫不但敢于犯上作乱，而且互相之间六亲不认，互相攻击的局面的形成，则说明西周初年所确立的那种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已濒临解体。政治秩序的崩溃和宗法关系的解体是同步进行的。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由周公创造的，在西周春秋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礼乐文化基本瓦解，出现了最令孔子痛心的“礼坏乐崩”。这时，学在官府已经打破，出于危机意识，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并关怀人生的士阶层开始壮大，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我们称之为“子”，开始纷纷著书立说，针砭时弊，各抒己见，并相互攻讦，相互辩论，为解救社会弊病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并形成了学术活跃、思想活跃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时期，文化创造者和图书编著者当然主要是诸子，他们属于士阶层。他们虽然思想各异、主张不同，但都秉有战国时代士人特有的风度与气质。由于时代使然，他们思考问题的着眼点都是现实，一切以现实的需要出发，目的是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创立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模式。他们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观，更多的是谈“人事”。比如庄周的思想比较虚玄，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难于理解，但其实庄子的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提出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问题，他提出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他还批评有些人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小利，卑躬屈膝、舐疮舔痣，丢失人格。孟子很少提及孔子所谓的“敬鬼神”“畏天命”，倒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思想，这是因为当时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墨子则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薄葬”“节用”等思想。至于法家和纵横家更是极具功利主义色彩，法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提出如何用“法、术、势”等手段驭民，但也为我们后代法制留下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思想;纵横家虽有追逐富贵名利、自私自利的缺点，但也通过外交等手段解决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他们的功劳亦不可全盘抹杀。总之，先秦诸子思想解放，极具个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由于士人所在地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如稷下学宫，所以他们不再盲从一种既定的秩序，他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更加强大。虽然他们所选取的道路不通，但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风尚，思想极具批判性、战斗性，甚至破坏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周。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动辄以“帝王师”自居，竟出了宫门就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这是何等气度。其文也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极具锋芒。庄子睥睨一切，楚王请他做官他不做，自称要“曳尾于涂中”，其文更是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讽刺和批判更是深刻犀利、入木三分。还有较少人提及的《鬼谷子》，其实也是纵横捭阖，气魄不凡。
　　总之，由于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身处环境、政治观点都不相同，因此其文章便形成了不同的风貌。这为我国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图书编撰做出了贡献，因为其思想必须借助于文章表达，而其文章又必须要编撰成书，这是环环相扣的。
　　（四）秦代图书编撰
　　提及秦代的图书编撰就不能不提一下“焚书坑儒”。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赢氏平定天下，于始皇三十四年曾置酒成阳宫，博士淳于越和丞相李斯曾展开一场辩论，淳于越主张法古，李斯主张师今。李斯上书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这里明显看出了秦朝实行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路线中含有钳制人们思想、不许议论朝政的专制理论。接着李斯又说：“臣请诸有语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满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可以说，这次事件使我国图书文献损失很大。本来在秦朝时图书流传和保存就不易，这种政府性质的焚书行为对我国文献的保存产生的恶劣影响就更大。算起来秦始皇还是最早注重控制舆论的皇帝吧。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没有留下多少典籍，值得一提的是秦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秦始皇巡游时李斯作的一些碑铭。
　　（五）汉朝图书编撰
　　汉朝分西汉和东汉，总计四百余年，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个昌盛时期。汉承秦制，汉朝是在短暂的秦王朝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以秦为鉴，积极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虽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注重文化建设，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像汉武帝喜欢汉大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以及图书编撰的发展;加之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民族自信力的提高使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所谓“大赋巨史”。因此汉代作家文化素养有很大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数量亦都有很大的提高，图书编撰事业也有了很多进步。
　　西汉初年，出身低微的刘邦自称是“马上得天下”，所以不怎么重视文化，因此西汉初年的图书编撰尚未形成风气。值得一提的或许只有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贾长沙集》，还有就是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淮南子》。这些著作大多批评秦朝暴政，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反思，历史批判精神很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直是文人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实际直至汉武帝时，文学创作才真正发展起来。因为到汉武帝时，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国力已得到恢复，社会已渐趋稳定，人们思考的重心已由历史的批判转入为统一的王朝建立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文学的使命也由历史的批评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盛德，颂太平，润色鸿业，也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种需要。汉大赋的大力创作就是一種表现，其中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创作为代表。还有司马迁所写的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成为我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另外，两汉也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汉学”。自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一种官学，经学博士被设立，自然也就成就了一些经学大家，如马融、郑玄等。经学遂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解经”之书层出不穷，而且汉人解经述而不作，务求详尽，动辄几万言甚至十几万言，这些都推动了图书编撰的发展。可以说，汉代的图书编著者有很大一部分是赋家和经学家。至于传播载体，汉代虽发明了纸张，但尚未普及，简册仍是当时最佳的文字载体。它造价低廉，易于得到，因此较为盛行，从另一方面也为图书编撰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乱世。自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天下纷乱，遂至于三足鼎立。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蜀吴三分终归于晋。而不幸的是，西晋的统一并未维持多久就发生了皇族内斗的“八王之乱”，西晋随之灭亡。接着，晋室东迁，偏安一隅。再接下来就是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和南方东晋王朝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魏、北齐、北周等国相互更迭;南方，宋、齐、梁、陈等国战乱不断。再加上北朝的南攻，南朝的北伐，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样的历史环境必然影响文学的创作，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图书编撰。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编撰活动又有哪些新特征呢？
　　首先，就图书编著者而言，图书编撰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从私人著述方面而言，个人著作大量出现，比如《王璨集》《陆士衡集》《阮参军集》等，我国传统四部分类中“集部”发展迅速。这主要是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许多作家极具个性，许多人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但是由于社会战乱和政治上的不得意，他们不得不把满腔愤懑付诸笔端，这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创作和图书编撰。其次，从传播载体上看，当时纸张的使用已经普及，所以出现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纸张的普及对抄书、编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对图书编撰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就是先唐时期图书编撰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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