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的乡村叙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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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世情小说大为繁盛,众多世情小说多以都市生活为描摹对象,《醒世姻缘传》以其独特的乡村叙事美而独具魅力,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文学使命感展示了乡村叙事的美学意蕴。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乡村 叙事美
一、引言
《醒世姻缘传》(下文简称为《醒》)是明清之际一部具有地域色彩的小说,作者西周生,它广泛地展现了鲁东南乡村自然社会风俗人情,充满了生活气息。评论界对《醒》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且诸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较少从叙事美学视角揭示其审美特征。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乡土性明显,且在文学史上出现了田园诗派,展示了乡土审美特征。但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少有,甚至没有古代乡土小说。李修生、赵义山在《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中指出:“在一千多种章回小说中,几乎没有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品,连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也很少见农民的身影。”中国古代小说中专写乡村的确实较少,但不能说没有乡村题材。刘洪强在《(醒)是古代唯一一部农村小说论》中认为《醒》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农村小说,肯定了《醒》在乡村书写、乡村面貌展现以及乡土民问题等方面的价值。因此,本文拟在以《醒》中所展现的乡村叙事美为抓手,进一步探微《醒》的叙事美学,弥补《醒》关于叙事艺术研究的缺失。
二、散文化的历史书写
散文比较注重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是一种基于客观现实的强烈情感。而小说创造性地调动作家的记忆和经验,以某种创造性的结构来表示作家对现实的看法。作家通常在小说中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创造出一些人物,并且借助他们表达出作者的情感追求。但《醒》却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情感。
《醒》不管是对淳朴社会风气的赞扬,还是对道德沦丧的批判,都是一种呐喊式、呼告式的,情感强烈,豪情奔放,不压抑自身的真实情感。作者对于明水镇古朴淳风大肆渲染,用大量笔墨表达对这种淳朴风气的赞扬,“诗意的会仙山”“淳朴的白云湖”“纯正风气的明水镇”“和谐的人际关系”都在其中,并将之与舜、曾、闵这些具有奇行之贤人相比。将明水镇称之为“世外桃源”,村里人称之为“个个通是那前代的古人”,作者主观色彩浓厚,情感强烈。此外,作者对那些恶贯满盈的人物进行了强烈的情感批判。被关公腰斩的严列星夫妇、故意下药的医生艾前川、被厉鬼复仇的麻從吾夫妇、勒索邻居的刘振白、残杀学生的先生……作者总结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种直抒胸臆的方式正是其强烈的主观情感的表现。
《醒》散文化的历史书写还表现在其造境的写意风格上。奇特人物的奇特事件构成了《醒》的主要叙事内容,更得益于对背景进行精心造境。作者选取了明正统至成化年间作为故事背景,这一时期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是封建社会趋向崩溃的前夜。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端像瘟疫一般蔓延,各种矛盾尖锐,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无不陷入这种泥淖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揭露了晚明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展开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发展、表达作者思想情感都具有独特作用。作者选择这样的环境作为背景,却又不囿于这种环境。在这个即将坍塌的封建末世,作者又创造了一个世风淳朴的乡土社会,将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环境写意化。那里有充满神秘色彩的“会仙山”,顺应时节的“白云湖”,还有和谐稳定的乡土人际关系。
“正是那淳庞朝气的时候,出来的都是好人,夭折的都是些丑驴歪货……虽没有像大舜、曾、闵这样的奇行,若说那忤逆二字,这耳内绝不闻见的自己的伯叔兄长,这是不必说的,即便是父辈的朋友,乡党中有那不认识的高年老者,那少年们遇着的,大有逊让,不敢轻薄侮慢。人家有一碗饭吃的,必定腾那出来半碗给先生,差不多的人家,三四个五六个合了伙,就便延一个师长,至不计的,才送到乡学社里去读几年。摸量着读得书的,便教他习举业;读不得的,或是务农,或是习什么手艺,在没有一二游手好闲的人,在没有人是一字不识的。就是挑葱卖菜的,他也会演个之乎者也。从来要个偷鸡掉狗的,也是没有。监里从来没有死罪犯人。凭你什么小人家的妇女,从不曾有出头露面,游街串市的,惧内怕老婆,这倒是古今来的常事,唯独这绣江,夫是夫,妇是妇,那样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事绝少。百姓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完毕,必定先纳了粮,剩下的方才使用。里长只是分散由帖的时节,到人家门上,其外并不晓得什么是‘追呼’什么叫是‘比较’,这里长只是送这由帖到人家,杀鸡做饭,可也吃个不了。秀才们抱了几本书,就如绣女一般,除了学里见见县官,多有整世不进县门去的。”这里之所以大量引用原文,是因为这里所造之境十分独特,一方面与当时的明末社会有天壤之别,另外又与小说中写和谐社会关系相呼应,还与小说中的严列星、麻从吾、艾前川等人形成强烈的对比,造成极大的情感落差。这不得不说是作者造境的写意性。
小说不仅在造境时写意,在人物塑造上也具有写意性。晁宜人的善良超乎寻常,不要说在明末清初的现实社会,就是在作品中所造之境中亦显得稍有些格格不入。二薛素姐虽说来报前世之仇,却又是怎能做到气死婆婆和父亲;还有小说中的严列星等人,贪财归贪财,但不至于没有一点人性。这些都是作者有意安排,展现了其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写意性。
《醒》的人物奇幻、情节怪诞,整部书充满着一种捉摸不定、力气怪诞的意味,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造境的写意风格、人物形象的写意化都展现了其散文化倾向,展现了《醒》乡土社会散文化的历史书写。
三、生活化的历史书写
历史是地域文化的根基,所有社会生活都必须在这片地域上发生。文史大家金性尧介绍说:“《醒》内容反映的是明代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一部晚明的浮世绘。”《醒》广泛的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以一种更为生动的方式记录那个时代,其独特的史学意义就在于其生活化的历史书写。
《醒》生活化的历史书写主要表现在朴实洒脱的生活叙事和轻松自然的语言两方面。首先,作者的写作对象不是王侯将相,亦不是英雄人物,主要是乡间百姓。把整个时代的特征化入普通人生活的喜怒哀乐中去,介绍他们琐碎的生活。例如:“今日咱家烧新烧酒哩,我今又买了几个螃蟹,又买了两个新到的活络鱼,咱再叫他拍椿芽,畦里寻蒜薹,在着人请了你爹来,咱爷四个在葡萄架底下尝酒。”“将次近午,调羹的鱼也做完,螃蟹也都剁成了块,使酱油豆粉拿了,等吃时现抄;又剁下馅子等着烙盒子饼,煮了绿豆撩水饭,诸事完备,小菜果碟都已摆在石桌上面,单等相栋宇不来,一连请了好几遍。”这是第58回描写一次聚餐,充满了生活气息,写的就是生活中的点滴琐事,买了啥菜,做了啥饭,饭局如何,叙事朴实、洒脱。这样朴实的乡间生活描写在小说中数不胜数,甚至连吃几碗饭、几个馍馍都叙述得一清二楚。这不是作者哕唆,而是一种朴实洒脱的生活化叙事,将这种浓郁的乡村生活展现出来。 当然,其朴实洒脱的生活叙事必然也包含了语言的轻松自然。书中许多语言可谓“俗气迎人出,村言逐水流”。作者大量使用乐昌、诸城一带方言,充满了地域色彩,方言、歇后语、俗语等多种语言融为一体形成其生活化的叙事特征。
方言词:“琐碎”(责难、找茬)、“处处”(设法、想办法、斡旋)、“土拉块”(土凝结成块)、“攮业”(淘气)、“心影”(心里别扭、不舒服、郁塞)、“生活”(手艺)、“痒痒”(心意)、“淹心”(称心、透心)、“呼”(用手掌掴、扇)、“拨拉”(用手拨开)、“灯草拐”(灯草脆弱,不能竖立,形容不中用,打退堂鼓)……诸如此类的方言词数量众多,不胜枚举,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反映了乡村语言的活泼,展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的同时,展现了《醒》生活化的历史书写。
歇后语:“豆腐掉在灰窝——吹掸不得”(无可奈何)、“野鸡戴皮帽——充鹰”“蛇钻窟窿一一蛇知道”“庙里猪头一一有主的”“燕公老儿下西洋一一自身难保”。语言中的这些成分可以看出《醒》中的社会生活交际语言明显地以坚实的社会生活为依托,生活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多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实践,“豆腐”“蛇”“野鸡”等名物都是他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他们将生活实践加以提煉,成为表现力很强的生活化的语言,表现了《醒》乡土生活化叙事特征。
熟语:“山核桃差着一格子”(差得很远)、“买茄子还要饶老”(饶了年长者)、“不敢揉冬瓜,我揉马勃”(欺软怕硬)、“麻蚍丁腿一般”(黏得紧)、“蚂蟥见血”(就想吃)等。这些熟语更能表现其社会生活底蕴,当时人们将劳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运用到语言中,交往起来都能比较容易理解,生活气息浓厚,表明了晚明社会生活乡村依然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方式,农耕文明对乡村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作者以生活化的语言对此作了形象的记录。朴实洒脱的生活叙事和轻松自然的语言展示了《醒》生活化的历史书写。
四、结语
刘洪强在《(醒)是古代唯一一部农村小说论》中认为《醒》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农村小说,这个观点虽有待商榷,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醒》在农村长篇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乡村审美特征。作者站在乡村立场上,叙事风格贴近乡村,采用散文化、生活化叙事,这是同时期其他小说所没有的。语言自然而风趣,足见其乡村叙事艺术。综上所述,西周生是站在民间立场、表达对农村、农民的情感进行的乡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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