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价值重塑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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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基于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地位，凸显乡村价值，于是我国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决策。根据后生产主义理论，乡村必须进行多功能转型发展。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价值的重塑，乡村价值可以从社会价值、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4个角度进行塑造。基于此，本文基于乡村价值的演变过程、乡村价值重塑的实现机制，从社会价值、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方面探究如何塑造多元的乡村价值。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价值;后生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909（2019）07-08-3
　　我国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业大国。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虽然在短期内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不仅恶化了城市生活条件，还加速了农村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农村居住人口过度减少而导致的农村地区“空心化”及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造成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如何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大难题，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城乡差距扩大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农业从增产转向提质。因此，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我国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决策。
　　1 乡村价值的演变过程
　　乡村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价值，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根据不同时期乡村价值的不同，乡村价值的演变过程主要可以分为自然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及新型城镇化时期。
　　1.1 自然经济时期
　　此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农业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农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乡村的价值就在于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及人力的输出。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不允许农民进行自由迁徙，这使得乡村逐步形成“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包括4个基本原则：情面原则、不走极端原则、歧视（外人）原则、乡情原则[1]。这使得在传统乡村聚居的群体在这一时期相当稳固，农村及农业在这一时期稳步发展。
　　农民的主要任务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进行农业生产，为整个城市和农村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资;另一方面是发生战争时为战争提供军事物资及战斗兵源。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全依赖于农村的物质及人力输出。因此，在这一时期，乡村价值主要体现在农业的生产价值上。
　　1.2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当时我国处在非常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中，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农村不得不为城市供给物质资源积累，农业不得不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服务。此外，农村还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生产要素。
　　这一阶段，农业生产依然以传统的农耕为主。由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农民的自由迁徙依然受到了限制，乡村价值在这一时期并无太大的转变，工农及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利益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
　　1.3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城市具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的地位日益突出，劳动力等物质资源不断涌向城市。这种受市场机制驱动的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通过行政手段将农村生产要素支援城市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促使农村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地向城市涌入。
　　1.4 新型城镇化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衰落。由于农村居住人口急剧减少，农村“空心化”及农业从业人口 “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态环境因为缺乏有效保护而日益恶化。因此，我国必须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开辟资源节约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节能、节地、节水，进而提高综合性的城镇化经济与社会环境效益，走低碳化城市发展之路[2]。新型城镇化战略在为城市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村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这一时期，基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农村的地位重新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一时期的乡村价值已經超越了传统的生产功能，农村的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具备了生态、社会等多重作用。
　　从以上4个发展时期可以看出，乡村的地位呈现出一种U型变化趋势，从高到低再到高。农业从自然经济时期国家的支柱产业，逐渐被社会的发展所边缘化。因此，基于此背景，需要重新塑造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乡村价值，使乡村在经济、文化、生态各个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乡村价值重塑的实现机制
　　当前的乡村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特定人群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包括乡村政府、普通农民、乡村精英、企业家等，因此，乡村是一个地域概念的同时也是一个组织。根据组织环境分析的内容，乡村的发展必须依托于由政治体制、公共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构成的外部环境以及由不同物质文化资源所构成的内部环境。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重塑乡村价值提供了外部条件。近年来，为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现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例如，乡村公路建设、电网改造、厕所改造、广播电视的和公交的贯通等[3]。同时，进行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村在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便利性上与城市处在同一水平。通过这些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优化了乡村的内部条件。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除了要具备有利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外，还需要科学的发展理念的引导。传统乡村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下，其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发展认识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这一时期社会对乡村的认知逐渐与农业分离[4]，对乡村的需求从农业生产转而向乡村消费[5]。后生产主义强调乡村所供应的产品的多元化特质，而不是专业化特质。消费休闲导向下的乡村农业发展及郊区化现象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乡村与农业的概念产生了分离，农业只是多功能乡村的一部分。
　　3 塑造多元的鄉村价值
　　基于后生产主义，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乡村政策去塑造多元的乡村价值。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乡村的多元价值应包括4个基本方面：生态价值、生产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3.1 生态价值
　　乡村的生态环境既包含乡村田园风光，也包括诗意山水。生态环境正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要想充分发挥乡村生态价值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乡村生态环境相较于城市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乡村的生态环境是村落自然与人工的统一，既包含了村舍农田这样的人工生态环境，也有绿水青山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乡村的生态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拥有城市所没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上，而且还拥有城市所没有的干净的水源及肥沃的土壤。要想发挥乡村的生态价值，首先要提倡农业生产的绿色与环保，通过提倡废除对于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的使用，鼓励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耕作方式。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把化学物质对土壤和河流污染程度降至最低，而且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农产品。此外，还要提倡“源头治理”，在源头采取净化措施或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和其他环境负效应的发生。
　　3.2 生产价值
　　传统意义上，乡村的生产价值即通过农业生产产出的社会资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与农业的概念产生了分离，农业生产只是多功能乡村的一部分。现如今，乡村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及旅游业等多种功能，正逐步成为实现产业融合的有效平台。
　　一方面，应充分依托信息技术与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生产信息化，进而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应推动产业之间的融合，促进农业、手工业、旅游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形成三大产业相融合的田园综合体。
　　3.3 社会价值
　　农村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还是居住单位。我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土地，具有庞大的人口容纳能力。
　　首先，乡村特有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城市生活的许多弊端展现出来，尤以交通拥挤和城市污染问题最为突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低碳、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开始向往乡村生活。乡村逐步成为那些追求健康生活的人们的理想居住地，并发展成为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和社交需求的新农村。其次，乡村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其对于失业农民工的吸纳作用，具备社会稳定和安全保障的意义。贺雪峰曾用“稳定器”与“蓄水池”合理阐释了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保障作用[6]。此外，参照许多西方国家，在城市务工的工人失去工作后往往不得不聚集在贫民窟，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我国，乡村可以吸纳那些在城市中失去工作后返乡的农民工，使其依然能继续从事农业劳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3.4 文化价值
　　乡村既是农业文明发源地，又是农业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中国的民俗文化从根源上发端于农耕社会，无论是农业生产经验，还是各种传统民俗文化庆典，都在乡村这一空间中得以延续发展，展现出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因此，保护传承好乡村文化遗产，对于深挖乡村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促使人们形成相互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增进彼此认同感和诚信度，重塑乡村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会，2011（1）：234-236.
　　[2]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6）：641.
　　[3]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5.
　　[4]Cloke P，Goodwin M. Conceptualizing countryside change： From post-Fordism to rural structured coherence[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2（3）：321-336.
　　[5]Marsden T，Murdoch J，Lowe P，et al. Con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M].London：UCL Press，1993.
　　[6]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C]//农村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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