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痴》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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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白痴》中，梅什金公爵患有癫痫病、反对现世享乐论，并从瑞典回到俄国受苦受难，体现了带有原罪论色彩的负荆请罪的生死观;公爵对死刑的批判、杀人犯罗果仁和虚无主义者伊波利特的悲剧人生，体现了作者对以神为本的宗教生死观的宣扬，是博爱论的表现;列别杰夫和伊波利特对彼岸世界的敬畏，死刑犯渴望死后得救的态度以及无神论无法替代基督拯救必死之人类，均体现了具有唯灵论思想的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关键词：《白痴》 生死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Oerlop MHxaHⅡOBHlI AocroeBCKI4PI.1821- 1881）的阅历十分丰富，他不仅体验过底层人民甚至是死刑犯的生活，而且了解从西欧传到俄国的各种无神论思想如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因此他才说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经过了一切怀疑的熔炉的。在经历过死刑改判苦劳役的四年炼狱岁月后，他于1868年发表了《白痴》（Идиот）这部作品。小说中的人物频繁地谈到死亡，而如何死也衍生了如何生的问题，因此，研究《白痴》中的生死观对于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分析人物的言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们会发现，作品展现了与宗教思想的原罪论、博爱论和唯灵论有着紧密联系的三种生死观，分别是负荆请罪的生死观、约定俗成的生死观和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一、负荆请罪的生死观
当人类始祖亚当偷吃了一口善恶树上的苹果时，人注定生而有罪，并且要承受生命有限的惩罚。“依上帝的形象而创造的人只有通过原罪才能丧失其神性并且像其他自然物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即遭遇腐朽、衰败、死亡。”而上帝之子耶稣为人类赎清原罪后得到复活时，基督教通过耶稣为人类树立了一个负荆请罪的人子形象。对基督教的信仰深入到骨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受难观念深信不疑。他在1849年因为参与皮特拉舍夫斯基小组集会被捉捕并被判死刑，在死刑获释后经历了四年的苦劳役。在服役过程中他写信给友人说：“我没有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这句话，让我们想起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太10：38）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里浸润着一种来自基督教的负荆请罪的生死观。《白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与作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创作《白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自己要塑造了一个完人形象，甚至坦然道：“我如果修改小说，那也是修改自己。”可想而知，在创作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或者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而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的思想或言行都体现了一种负荆请罪的生死观。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并在服劳役的四年间病情加重，在服劳役时，他曾写信说：“我的病日益严重。每次发作，显然都让我丧失记忆力、想象力、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我这种病的下场是—一赢弱、死亡或者疯狂。”梅什金公爵也同样因为从小患有癫痫症被称为白痴，他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陷入混乱的意识状态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把让其痛苦一生的癫痫病置于小说人物身上，是为了让他背负着更沉重的“十字架”，让他承受更多的苦难。在小说中有几处关于癫痫病发作的描述，这种病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可怕的一面;神圣的一面关乎对彼岸世界的洞察：“他的生命力在不寻常的冲动之下会一下子全部动员起来……思想和心灵被一种异光所照亮……化为最高级的安谧，充满明朗、和谐的欣悦和希望，充满理智和最终的答案。”而可怕的一面则是公爵受罪受难的表现：“病人会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尤其是眼神。抽搐和痉挛及全身以及面目五官……抽搐、挣扎和痉挛使病人的身体顺着至多十五级石阶滚下去，直至扶梯尽头。”由此可见，作者赋予主人公的癫痫病也体现了一种负荆请罪的生死观。
其次，梅什金公爵在言辞中直白地承认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厌恶，“社会主义和它的兄弟无神论一样来自于绝望，目的是要取代宗教已经丧失的道德权威，去满足人类精神上犹如涸辙之鲋那样的渴望，不是靠基督，而是靠暴力去拯救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因为社会主义信仰者别林斯基对基督的几句玩笑话而憎恨了他一辈子，他也曾因在集会上讨论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而被判处死刑和劳役。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他是有过深刻的认识的，这也是他纳入怀疑的熔炉里的其中一种考察思想。社会主义崇尚“生”，我们从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可以管中窥豹，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的厌世主义和禁欲主义，认为“人应当愉快地睡眠，愉快地吃，愉快地喝。但是，他也应当愉快地醒，愉快地思考问题，愉快地劳动”。别尔嘉耶夫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区别十分了解，他认为“无神论社会主义宣扬千百万人信仰的地上的面包和宗教，而反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信仰的天上的面包和宗教”。但是正如梅什金公爵在作品中所说，社会主义是依靠暴力来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无疑是宗教思想所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提倡对现世的重视，其享乐和奋斗的生死观都是与宗教中人生而有罪的观念是相反的，在基督教里面，耶稣以惨烈的死亡来帮助人类赎罪，耶稣之死给人的启示是：“人有可能遭受各种不期而至的苦难，即使被命运遗弃，也不必怨天尤人，而应似耶稣受难的范式，甘于忍受最不公正、最为惨烈屈辱的死亡。这无疑正是基督教中苦难意识的来源。”梅什金公爵不仅用语言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厌恶，而且用行动证明了他对耶稣的虔诚追随——那就是背着属于他的“十字架”，负荆请罪，为世人请罪，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请罪。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在乎自己的精神生活快乐与否、物质生活充足与否，他一直担心的是别人的生活，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了别人的身上。因此，梅什金公爵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对也体现了负荆请罪的生死观念。
第三，小说中有两个带着宗教寓意的情节，一个是公爵表示对驴子的喜爱，另一个是公爵从瑞士回到俄国再返回瑞士的过程。在小说中，公爵提到了驴子对他的影响：“我对驴子喜欢得要命……通过这头驴子，我忽然对整个瑞士都有了好感，先前的忧郁顿时一扫而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耶稣正是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太21：7）而耶路撒冷正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地方，因此，驴子是耶稣开始受难之旅的象征物之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受难是表示赞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应该“在受难与献身中获得对人性有限性的超越和灵魂升华”。因此，公爵在作品中对驴子的喜爱，体现了一种负荆请罪的生死观念。其次，是公爵由于癫痫病，一直在瑞士进行治疗，瑞士在他的描述中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俄国的纷纷扰扰。梅什金公爵在國外一直得到施奈德教授的帮助。“我花的钱是别人的钱，是在瑞士给我治病、指导我学习的施奈德教授给我的路费。”同时，他在国外“健康情况有所好转……几乎任何时候都很快活”。通过这些描述，我们知道他在瑞士是幸福和快乐的。当他回到国内，一切都变了，首先是空气不好，“我的病现在很少发作。不过，也难说，这里的气候可能对我有害”。其次是他进入了一个道德沦丧的、精致利己的社会里，在这里，他就像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耶稣，遵守着耶稣所说的箴言：“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他由于被痛苦刺激，久久未见的癫痫病又发作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罗果仁刺杀他的时候，第二次是在订婚晚会中，第三次是罗果仁杀死了纳斯塔霞·菲力波夫娜之后;也是因为痛苦，他曾经想过逃回瑞士，“他忽然渴望撇下这里的一切，自己回到所来自的地方，前往一个遥远的、偏僻的去处，立刻动身，甚至不向任何人告别”。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个想法，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下了，“他考虑还不到十分钟，当即认为逃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无异于怯懦，而摆在他面前的一个个难题责成他非加以解决不可，至少他没有权利不使出全部力量去解决”。最后，他把自己折磨成了一个真正的白痴，治疗他的施奈德教授表示“公爵的智力器官受到了全面损伤”。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是上帝派遣到人间来帮人类赎罪的，赎罪完毕后他又得以复活，回到了天堂。而公爵从类似于天堂一样的瑞士走来，走到了近乎人间炼狱的俄国，受尽折磨，最终被送回了世外桃源的瑞士。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是像以往‘懦弱’的时候那样从大地走向天空，而是从天空走向大地……按照基督的教导可以看出，不仅可以同时热爱上天和大地，而且除了同时热爱二者，别无他法。”由此可见，公爵对驴子的喜爱，以及从“天堂”瑞士跌入“凡间”俄国受罪的情节，都体现了一种负荆请罪的生死观。 二、以神为本的生死观
基督教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其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任何危及人类的事都是不被允许的，比如杀戮、战争、谋杀，甚至包括自杀，这是约定俗成的事。在圣经中，上帝通过耶稣之口道出了两条基督教最基本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着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既然要爱上帝，必然要爱他所创造的物，既然要爱人如己，必不能互相伤害。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世俗政权和虚无主义盛行，这一约定俗成的诫命成了一个笑话。首先是世俗政权对死刑和自杀的允许。有史料记载，在18世纪以前，自杀属教会管辖之列;但是在18世纪，随着彼得大帝的改革，自杀的权利被简单地从神职人员手中拿走，国家的法律对于自杀的提案从本质上是将自杀定为无罪。其次，虚无主义刚从西欧冉冉升起并熊熊燃烧，烧到了处于东欧的俄国。虚无主义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个人可以通过自我意志超越神，成为上帝;而很多虛无主义者实现自我意志的方式就是杀人和自杀，违背上帝的诫命。“利哈乔夫整理了俄国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803年至1875年俄国的自杀率上升了一倍。”当时的俄国正在遭受一场自杀流行病之侵袭。因此死刑和自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常见的话题。1873年至1874年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报》担任编辑，在此期间，“《公民报》特别报道了有关自杀和犯罪的评论和讨论，从而证明虚无主义者的态度应对社会及精神的病态负责”。由此可见，对于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来说，这场死亡流行病无疑是人类信仰失落、道德败坏的体现。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人物言行及其相应的结局，展示了违背基督教博爱论的可怕后果，并再次强调了人皈依宗教思想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以神为本的生死观。
首先，梅什金公爵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对死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梅什金公爵认为，死刑对人类来说是最可怕的，比被强盗杀死、被炮火炸死还可怕，因为后两种死亡起码还有得救的希望，“抱着这点希望死去本来可以减轻十分之九的痛苦”。而死刑剥夺人的一切侥幸得救的希望，它是最让人绝望的一种死亡方式。“死刑可怕的痛苦就在于此，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没有得救的希望”。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体验过被判死刑的痛苦的，他在作品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描述了这种恐怖，并通过公爵的三个反问来批判死刑对人的尊严的侮辱，“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作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最后他是以“基督的名义”对死刑进行了绝对的否定，“基督也讲到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不能这样对待人”。显然，作者和梅什金公爵都是反对世俗法律对人进行死刑判决的，他们都深信：“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6：33）人类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即使是世俗政权也不能侵犯上帝的创造物。除此之外，公爵对一个恶人都可以发出如此的哀怜之情，何况是对亲近的人。从公爵对死刑犯的同情中我们可以真正体会到了耶稣的箴言：爱人如己。因此，我们可以说，公爵对死刑的批判，这里蕴含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世俗法律越权，行使上帝才能行使的权力，表达了一种以神为本的生死观。
除了批判世俗法律对死刑的实施，作品还通过塑造罗果仁这个悲剧人物来说明杀人的不正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的开篇就对罗果仁的形象进行了负面描述：“薄薄的嘴唇老是撇着，现出一种狂妄、嘲弄乃至恶毒的冷笑。”但是如此谙熟人性之复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怎么会在小说的一开始就给人物奠定一种坏人的基调呢，他在对罗果仁进行负面描写的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到罗果仁“透出一股近乎痛苦的激情，这与他的肆无忌惮的冷笑、傲气凌人的眼神很不调和”。通过他与梅什金公爵在列车上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他的痛苦是来自于一位叫纳斯塔霞-菲力波夫娜的女子，在后面的情节中，罗果仁还为了她而预谋杀死梅什金公爵，最后甚至因为害怕纳斯塔霞·菲力波夫娜再次逃走而发疯杀死了她。对待这个想要杀死他并且真正实施了谋杀的罪人，正如耶稣对人类的教诲一样：“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路6：27）梅什金公爵选择无条件地宽恕，可以说，梅什金和罗果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作品的最后，在罗果仁杀死纳斯塔霞·菲力波夫娜的房间里，作者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圣徒”梅什金公爵用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安慰着由于谋杀而陷入恐惧的“魔鬼”罗果仁，“凶手已完全昏迷，并在说胡话。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安静下来”。但是罗果仁的谋杀不仅将自己推到了毁灭的悬崖，也把将他当成“交换过十字架”的结拜兄弟的梅什金公爵推向了深渊。罗果仁由于脑髓炎没有被判死刑（上文提及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死刑的），但也被判了长达十五年的苦劳役，并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而公爵由于见证了罗果仁的谋杀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白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把基督教作为爱的宗教而接受的。在他对宗教的思考中，可以感觉到约翰的基督教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通过罗果仁的悲剧人生，警惕世人要牢记“不可杀人”（太19：18）以及“爱人如己”（可12：31）的箴言，体现了一种以神为本的生死观。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不仅批判世俗政权的死刑和为一己利益杀人的谋杀者，还批判了虚无主义和“超人”思想，虚无主义者认为自己有权利自杀，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违背了“人的生命属于造物主”的理念。在创作《白痴》的时候，尼采还没有创作《权力意志》。正如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他听到了尚还微弱的声音，尚未完全显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思想;还听到了刚刚萌芽的思想、看到未来世界观的胚胎。”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个实验室，为我们孕育一个未来的世界，而作品中的人物伊波利特正是试验品之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患肺结核，命不久矣，为了展示自己的“先进”，一味地否定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基督信仰。他以人的权利来反对上帝，首先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通过自杀来决定自己何时死。伊波利特说：“自然法则以其判定的三个星期把我的活动限制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自杀也许是我还来得及按照自己的意志善始善终的唯一事情……抗议有时候是一种不可小看的行动。”他希望以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反抗自然法则，而在此之前，反抗自然法则的只有上帝：“自杀被视为效仿基督的一个举动，是无神论者之举——人类在一个背信弃义的世界里的困境。”但是作者并没有给他好的结局，在故事的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伊波利特在可怕的激动中去世，而且比他自己估计的略早。”这实则上是对妄想决定自己生命限期的虚无主义者一个莫大的讽刺。其次他认为人有权利对不公的社会进行报复——为了报复不公的社会而杀人。他忘记了圣经中的教诲：“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5：15），否定了为主活为主死的以神为本的宗教生死观。伊波利特说：“我有权支配属于我寿限之内的这两三个星期。”他可以在这三个星期内“干掉十个人”，但法庭拿他毫无办法，他将“舒舒服服、暖暖和和地死在他们的医院里”。在伊波利特的杀人宣言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滥用自我权利的人多么可怕，没有了基督信仰的约束，人可以变成了滥杀无辜的恶魔。“不信上帝的人类必定会走向残酷，走向彼此杀戮，走向把人当作简单的工具。对人的爱存在于上帝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谙熟虚无主义者的谎言，他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这些人进行了批判：“有的犯人杀过十来个人，毫无悔过之意，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自以为有这个权利，还觉得自己干得好。我认为这才是可怕的区别所在。”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滥用权利杀人和自杀的，他通过伊波利特这个试验品让我们看到虚无主义思想的堕落和可怕，引导我们要信仰上帝信仰爱，遵循着一种以神为本的生死观。 三、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是唯灵论，即对彼岸世界的重视，这也是支撑信徒信仰的根基所在。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人唯一可确定的终极之道，由于恐惧死亡带来的无尽空虚感，皈依上帝成为可走甚至是必走之路，信徒都希望能够通过生前赎罪死后得以与上帝同在。但在19世纪，现代科学使宗教信仰走到了拐角点，实证主义思想和现代文明的曙光也在困扰着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发了他一系列疑问：死后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彼岸世界存在吗？上帝真的死了吗？如果上帝真的死了，谁又将替代上帝呢？在《白痴》中，作者既提出疑问，也回答了疑问。他在《罪与罚》之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难题，马上又在《白痴》中创造一个“完美人物”替我们解答，这并非是巧合。他在1849年经历死刑的时候，对同伴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将与基督同在。”而在他去世前的日记中，他发表了这样的遗言：“人类由于接触而确信另外的世界，这种确信是顽强的、经常性的，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生中虽然接受过很多思想、经历过很多风波，但依然相信上帝，依然相信耶稣的拯救。由此我们可以推斷，相信唯灵论的破而后立的生死观也是《白痴》的基调之一。
首先，在《白痴》中，作者塑造了两位人物，一位是阐释启示录的信徒列别杰夫，另一位是迷信实证主义思想的伊波利特，但他们都表现了对神秘的彼岸世界的敬畏之情。列别杰夫将现代文明起源物——火车视为是破坏生命之泉的“茵陈星”，他认为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物使得人心浮躁、利益当道，“财富增加了，但是力量减弱了;把大家拴在一起的思想没有了”。他又列举了在文明来临之前，即12世纪的吃人案件，认为让罪犯忏悔的力量是强大的，这股力量“比整个地狱之苦更厉害，而要是没有这种把大家拴在一起、给心灵引路、使生命的泉源永不枯竭的思想，人类是无法熬过来的”！列别杰夫的这段话让我们想起圣经的一句箴言：“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1：10）而另一位人物伊波利特，他虽然认为自己有权利去杀人并控制自己的寿限，但是他也不敢完全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无论我怎样渴望，我始终无法想象，身后的生命和天命都是不存在的。”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伊波利特不敢肆意妄为地自杀和杀人，因为他深刻地了解到：“杀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否定别人的不死和永恒的人，也否定了自己的不死和永恒。不是功利主义的对惩罚的恐惧必然阻止犯罪和杀戮，而是人的不死的本质否定犯罪和杀戮。人类的良心是人永生的标志。”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通过两位人物传达出来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没有了复活，如果没有了彼岸世界，人就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约束，人就会变成滥杀无辜的狂魔。“在他那些信奉无神论的人物中自杀与杀人极高的发生率使人想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信仰上帝及灵魂不朽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第二，作品在描述死刑的时候也展现了一种破而后立的生死观。首先，当一个死刑犯快要被判处死刑时，他感到无比绝望，因此此刻除了等待死亡似乎并没有其他事可做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描写了神甫将十字架递给犯人的场景：“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又能振作几秒钟，腿脚也挪得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一副猴急相，活像生怕忘了带走什么备而不用的东西。”十字架是耶稣死亡的象征物，但也是耶稣复活的象征物，有学者认为，“十字架亦代表着得救和希望。虽然十字架是刑具，但这个刑具在信徒的眼中乃是得救的途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描写这个场景是有特别含义的，它传达的是一种破而后立的生死观，这是死刑犯的最后希望。其次，梅什金公爵描述自己的一位朋友被判死刑后又被赦免的经历，这位死刑犯在默想的时候，想象自己死后会变成一个什么东西，他看到了一座教堂：“他记得当时十分固执地望着这教堂的屋顶以及从上面反射出来的光辉;他无法移开视线不去看那光芒，他觉得这光芒是他新的血肉，三分钟以后他就将通过某种方式与之化为一体……那新东西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它使人感到极其可憎，但它必然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位死刑犯是27岁，这与作者本人被判死刑的岁数（28）相仿，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是带有自传性的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段话，既向我们传达了对死亡的恐惧，也肯定了彼岸世界的存在。在32年后，他预感自己快要去世的时候，他仍然在期待着上帝的拯救。“1881年初，他患了严重的肺气肿，是由肺气管黏膜炎引发的，1月26日，咽喉出血。他感到死亡已经临近，便想要忏悔和领圣餐。”作者和人物都相信彼岸世界的存在，相信上帝的拯救，正如圣经如言：“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哥4：14）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基督之死是对人类信仰的一个考验，只有信仰基督复活的人才能得永生，才能到达彼岸世界，与上帝同在。理性思考使人开始怀疑基督的复活，小说提及了霍尔拜因的画《基督在棺中》，这幅画画的是耶稣死亡的状态.公爵说：“那幅画能使某些人丧失信仰。”比如伊波利特，他因为看到这幅画而怀疑基督的复活，怀疑彼岸世界的存在：“当你瞧着这被折磨至死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独特的、耐人寻味的问题：所有信奉他的教义和尊他为神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那么他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个殉道者会死而复活？既然自然规律的威力这样大，那又怎么能战胜它们？”但在前面也提到，虽然他怀疑，但他仍不敢想象，假如真的没有彼岸世界，人会怎样，世界又会怎样。“不信的人一一因看得见的世界而惊讶或沮丧的人，只能看到木匠耶稣可耻的死刑，只能看到自以为代表上帝真理者的失败和死亡。”作为一位社会观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人性之软弱、生命之有限，无论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上帝都表示怀疑，但并没有对死亡和复活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作为一个基督信徒，他也知道基督信仰是信者得救，不信者被弃，正如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11： 25）在新的道路到来之前，他不愿人落入被弃的境地，因此他希望人能够通过作品人物的不信仰和悲剧人生，了解到基督信仰的深刻性，而其中也蕴含着一种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因此，信徒列别杰夫对现代社会信仰失落的批判、虚无主义者对彼岸世界的敬畏，死刑犯和作者面对死亡时希望得救的态度，以及无神论无法代替基督拯救必死的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了信仰上帝对于拯救人类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破而后立的生死观。
在《白痴》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频繁谈到死亡，而死亡又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此这部作品的死亡意识彰显着浓浓的宗教情怀。梅什金公爵的癫痫病，他反对现世享乐主义，他对带着苦难寓意的驴子的喜爱以及从“天堂”瑞士回到“地狱”俄国的举动，都体现了带着原罪论的负荆请罪的生死观;杀人犯罗果仁和虚无主义者伊波利特的悲剧人生，以及梅什金公爵对不人道的死刑的批判，体现了“不可杀人”和“爱人如己”的以神为本的生死观;极端信徒列别杰夫和虚无主义者伊波利特对彼岸世界的敬畏，死刑犯对死后得救的渴望，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的无神论无法代替基督拯救人类，均体现了重视彼岸的破而后立的生死观处于信仰失落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切怀疑的熔炉，验证了各种无神论思想，最终仍然皈依上帝，成了真正的基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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