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视角下的人间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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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慧琴的中篇小说《拴马草》是一篇书写传统道德魅力的作品，是写“好人”的小说，这篇小说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选择的民俗文化视角。
关键词：传统道德 唐慧琴 《拴马草》
唐慧琴的中篇小说《拴马草》是一篇书写传统道德魅力的作品，是写“好人”的小说。这个内容不好写，也不容易出彩。但是，《拴马草》不仅把“好人”的“好”写出彩来了，很打动人，而且把每一个人的文化处境都呈现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物的现在和根源，是篇好小说。细读作品，笔者以为，这篇小说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选择的民俗文化视角。
这里所说的“视角”，并非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人所采用的叙事角度，而是特指作者观照和评判人物、生活世界所采取的立场和向度。作家对人对事对生活采取不同的观照向度，自然会有不同的评判结果，因此便自然导致小说的不同内涵或主旨。所以，本文所谓“民俗文化视角”，是特指《拴马草》的作者唐慧琴所具有的民俗文化的立场以及以此观照、打量世界和人物的向度。
《拴马草》开篇不凡。小说的主人公是银平娘，小说最突出的主题是彰显银平娘的德行、善良，但是，小说开篇就让银平娘死了。这与常见的“不死的主人公”模式大相径庭。的确，死了的人还怎么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但这恰恰是《拴马草》的特别之处：“人怎么离世”就是这篇小说所要叙写的内容，因为小说就是要以“人怎么离世”来衬托“人应该怎么在世”这个主题。
“人怎么离世”并不是指人离世的过程，而是指活着的人如何对待——用怎样的方式对待某个人的离开。在我们的民俗生活中，人的出世、在世、去世等每一个人生阶段是要以某种方式来显示的，具体而言，即礼俗、礼仪的方式，出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都是标志人生某个阶段的特定仪礼，从出生到成人，从结婚到死亡，从生命的一个纪念日到另一个纪念日，人是在用仪式证明和表现着他的存在以及存在方式。一个人归根结底是生活在民俗之中的。所以，萨姆纳把人生的各种仪式定义为一种“被权威厘定，并一成不变地被人们不加思考地重复”的集体活动。在民俗生活中，人的离世也是要通过仪礼实现的，即为此人举行葬礼。而众所周知，葬礼其实并非简简单单地处理尸体，而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和过渡——重新适应某人离世的新状态。同时，葬礼的场面和方式其实正是这个人在世的反映，即他“如何离世”与其“在世如何”是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银平娘死了以后如何埋葬，即作为她曾经在世的最后一个证明——葬礼如何展开，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用小说中的话说是“夹葬、排葬代表了死人的地位，活人的脸面”，用新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埃德蒙·罗纳德·利奇的观点说，葬礼是她所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利奇说：“仪式使得社会结构更明朗……这种用仪式形式象征的结构，就是那种社会都接受的，个人与群体之间‘恰当的’关系体系。”在利奇看来，一个人有怎样的活，就有怎样的葬礼，葬礼和其他仪礼一样，都是为了使社会秩序合法化。小说里关于银平娘能不能人祖坟，是夹葬还是排葬，这些争执背后其实是关乎对银平娘活着是否“合法”、社会地位如何、德行怎样等的定位和评价。因此，唐慧琴表面上写的是一个人的葬礼如何，实际上她要彰显的是“人应该如何活”的主题;《拴马草》写银平娘的“葬礼”该如何操办，实际上写的是银平娘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一个深合民间文化心理的写作视角。小说以“怎么埋葬银平娘”为核心展开叙事，而恰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上，各个不同的人纷纷登场，不独让读者看到了每个登场的人的态度和立场，更让我们看到了银平娘这个人;不独让我们看到乡村这一多元复杂的文化结构的丰富与纠结，更让我们在这丰富和纠结中看到乡村的坚实和德行，从而给人以生活的信念和力量。
但是，如果小说没有深入民俗文化的体系中来观照人、理解人、判断人，而仅仅在叙事上采取了这样一个角度，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形式的要素来结构小说，小说也不会成功。唐慧琴的深刻处即在于：她不仅将葬礼作为小说叙事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她把每个人物都放入了民俗结构之中，她真正把握住了和银平娘以及小说里每个人的文化心理，并对这个人进行了合乎这一法则的生动呈现，从而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深深扎根于民俗文化土壤中的人，這些人不仅有血有肉有性情，更有文化的根基。
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很尖锐，甚至一开始就陷入剑拔弩张的胶着状态。但是仔细分析产生矛盾的根源，我们会看到，这些矛盾并非个人的善恶所致，而是由于每个人所依据的文化构成所带来的立场之间的冲突。
小说里关于银平娘的葬法有着根本性的分歧：能不能人祖坟;如果入祖坟，是夹葬，还是排葬。一个女人，有家庭有男人有儿女，死后却不能进入男人家族的祖坟，这当然是对这个女人的完全否定;夹葬和排葬，是对女人是妻还是妾、是大还是小、是不是对家族有足够贡献的认定，当然也并非无关紧要。以银平舅舅为代表的家人以及以五婶母子、海爷为代表的族人和大多数乡亲主张夹葬，显然，这是对银平娘在家中的地位、贡献以及一生德行的认可和最后评价。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善良、仁义的银平娘确实当得起这样的葬法，显然这种葬法也代表着正义。但是，这种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反对。其一，是大牛兄弟们坚决不让银平娘入祖坟。大牛兄弟们所持的这个观点表明，他们根本不认银平娘是他们的二奶奶。其二，是大牛娘同意银平娘入祖坟，但必须排葬而不能夹葬。大牛娘的观点表明，她认银平娘是家族中人，但只是家里的小老婆。
至此，关于如何埋葬银平娘的三种观点不仅相差甚远，而且完全没有通融和协调的可能。但是，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我们却发现：并非我们心下所暗自认为的，大牛和大牛娘太自私了。其实，大牛和大牛娘都有着各自的原因。大牛娘力主让银平娘入祖坟且必须以排葬的方式埋葬银平娘，是她基于个人对银平娘的“恨”而做出的选择：一方面她要忠实于自己的婆婆——那个和银平娘斗了一辈子的大太太，这是孝道所要求的，所以不能夹葬只能排葬;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她对被自己的丈夫惦记了一辈子的银平娘的嫉妒——只要让银平娘进了祖坟，银平娘就是大牛爹的娘，大牛爹就永远得不到银平娘。没有哪个女人大方到容忍自己的丈夫惦记别的女人，因此，大牛娘出于她对自己丈夫的爱和对银平娘的妒力主排葬，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是很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而以大牛为代表的三兄弟则坚决不让银平娘入祖坟，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大牛兄弟自身的邪恶，而是从他们的角度看，银平娘一直在和他们的父亲打官司，并且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们父亲的死亡。也就是说，他们对于银平娘的恨也同样是有根由的，何况他们还必须遵从父亲的遗嘱——不让银平娘入祖坟，作为儿子显然这是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这样一来，大牛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必须如此的。也就是说，从大牛的角度看，是民俗文化（孝道）要求大牛这样做的，他是没有错的。 这样看起来，在关于银平娘如何埋葬的问题上，尽管争议尖锐，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的立场都源自文化使命。即便是以遗嘱的方式坚决不让银平娘入祖坟的大牛爹也并非是由于自身的恶而是出于对这个他想了一辈子的善良女人的爱——只要银平娘不入他家的祖坟，来世他们就有可能做夫妻。因此，大牛的父亲不但不是可恨的，反而是让人心存敬意的。这样看来，其实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品行的善恶而产生并激化矛盾，恰恰相反，他们每一个人都依据着文化所赋予他们的行为逻辑行动着，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意义上的善恶所致，而是文化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由此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深厚的民间文化根源，所以每个人不仅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谅解的，甚至都是可敬的和可爱的。我们不会不为大牛娘的坚持而感动，我们不会不为大牛爹的痴情而感动，我们不会不为五婶的知恩图报而感动，我们不会不为上门女婿林的大义凛然感动，甚至，我们不会不为大牛兄弟对爹娘的孝心而感动……当然，我们更会感动于银平娘的善良和德行。有了文化根源的人物形象不但丰满充实，而且他们因为都各自坚守着文化所赋予的道義而显现出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这篇小说是以德行为主题的，那么，我觉得最荡气回肠的德行不在小说表面，不在银平娘忍辱负重、仁义、善良上，也不在银平等人对母亲的孝上，而在小说隐藏着的那些并未出场的部分中，比如大牛爹对银平娘的爱、大牛娘对大牛爹的爱、银平娘对银平爹的爱，以及大太太对银平爹的爱等。这些并未出场的情义，成为小说中的空白，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在感动和遥想中予以填充。而这些并未出场的人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人间大爱。
银平娘是争议的焦点，但这个问题却如前文所言，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并非无根据的，所以是无法达成协议的。而最后，还是当事人自己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她选择和银平爹的帽子合葬，将上述无法拆解的矛盾解决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坚决彻底地表明了她的态度、她的选择、她的情感旨归、她的道德坚守。“大牛娘从院里走出来，手里拿几刀黄纸，在大街上冲着远处送葬的队伍点燃，一边哭一边喊，二娘啊，你走好啊……”大牛娘终于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她对银平娘的认同。
参考文献：
[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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