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分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校园霸凌事件愈演愈烈，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校园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面对校园霸凌的频繁发生，我们应该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及学校层面寻找原因。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分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包括不良社会文化影响、家庭缺失、错误标签引导、反学校文化、破窗效应怂恿以及同辈群体带动。
　　关键词：青少年霸凌;教育社会学;原因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9）04B-0004-03
　　校园霸凌是指在校园及其合理辐射范围内，一个学生或一群学生对某个或多个学生进行的长时间、反复、带来极大危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给受害者带来极大心理和身体伤害，给家庭和睦、学校稳定、社会和谐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几年，随着我国校园霸凌事件的频发，霸凌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减少霸凌事件，还青少年一个和谐快乐的成长环境，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追求。
　　一般认为，霸凌方式包括言语霸凌、社交霸凌、暴力霸凌、反击型霸凌以及随着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网络霸凌。但无论是何种方式的霸凌，都会给正处于角色定位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巨大阻碍。如今，校园霸凌正朝着低龄化、恶劣化、群体化、高频化的方向发展，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因为个别学生道德问题，而应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寻找原因。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教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探究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可以对其本质有更加清晰地认识。
　　一、不良社会文化使青少年误入歧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保守走向开放，满足了人民多样的文化需求，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但文化市场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不良的社会文化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害。首先，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导致文化产品商品化。社会文化产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使得本应承载道德、审美、思想等内在价值的文化产品沦为满足人们物欲的商品。其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拓宽了渠道。各种信息资源唾手可得，不乏犯罪、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再次，多元文化涌入中国，拜金主义、个人极端主义比比皆是，给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由个体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时刻，其心理具有以下特点：1.不稳定性。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带有情绪化严重，情感不稳定、主见性不强的特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2.相对封闭性。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处于建立角色同一性的时期，有了自我认知的能力，只向外界展示符合社会和他人期望角色的部分，而对于混乱的部分则选择封闭在心里或寻找其他途径发泄。3.社会性。青少年开始逐渐脱离家庭的小社会，进入学校、社会的大环境，有机会体验更多类型的社会角色。
　　文化传递理论认为，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在受到社会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同时，也会反映其接受和认同的文化。青少年时期特殊的心理特点，再加上求新、求异、好模仿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在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时不知取舍，在面对不良诱惑时不懂说“不”。沉溺虚幻，崇尚暴力，追求物质享受的青少年不在少数，无法树立正确三观的青少年，在面对校园霸凌时，拍手叫好却不阻止，从而加重不良后果。
　　二、家庭缺失使青少年社会化缺少主体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习得社会角色认知，体验并实践社会角色。家庭是青少年最早进入的社会群体，青少年在与不同家庭成员的日常交往中，体验社会角色的期待和行为，为青少年进入社会体验更多的社会角色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家庭完整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给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首先，东西地区、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员的横向流动数量与规模扩大，形成众多的留守家庭。其次，传统家庭社会功能弱化、社会舆论宽松、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獨立性增强，使得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大幅增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数据来看，从2014年到2016年，民政部门依法办理离婚数从363.7万对上升到415.8万对，三年离婚上涨率分别为3.9%、5.6%、8.3%，离婚率由2.7‰上升到3.0‰。不难看出，我国离婚率在逐年增长，离婚数量逐年增加。出现数量众多的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给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因为父母角色的缺失或让位，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教养成为主流。家长或出于功利的目的，逼迫青少年学习，忽视道德教育;或出于工作赚钱的目的，将孩子丢给祖辈或保姆，疏于对青少年的沟通交流与教化;更有甚者，只为孩子提供丰厚的物质，放任其成长。如此家庭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对于本应在家庭中习得的社会角色无法顺利习得，进入学校后，因为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经验和能力，极易出现越轨行为，成为校园霸凌的主谋或帮凶。
　　三、错误标签增加青少年的霸凌越轨行为
　　社会标签理论自195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是解释越轨行为的主要观点。标签理论将重点放在越轨行为的产生过程上，认为越轨行为的产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没有社会互动，越轨行为也就不会产生。虽然对越轨行为的解释，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有公认的一点：在一个人成为越轨者，并继续进行越轨行为时，被贴上标签是关键的因素。错误标签对于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暗示和强化。被贴标签者因为标签与他人产生无形的屏障，被排除于正式群体之外，长久如此，使其本人也在有意无意中接受标签，出现错误期待，对他人的评价和行为表示认同，并逐渐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出现蚕食效应，由初级越轨者变为惯性越轨者。此外，因为标签的出现，周围人会以对待越轨者的行为态度对待一个人，从而强化一个人作为越轨者的自我概念。库利“镜中我”思想认为：“像我们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孔、体态和服饰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关……我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努力设想自己的外貌、风度、目的、行为、性格、友谊等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怎样反映的，这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我们。”其实质在于说明，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以社会交往中周围人的看法为基础的，周围人言行举止的反馈是一个人获得自我概念的重要来源。 　　青少年因为心智不成熟，再加上独特的性格特点，难免犯下某些错误，每一个初次犯错的青少年都有成为惯性越轨者的可能，权威者如何看待和评价初次犯错误的青少年成为关键。切忌贴标签，随意的评价和处罚会使得青少年出现错误认同，增加越轨倾向，使得校园霸凌越轨问题更加严重。
　　四、反学校文化使青少年出现错误认知
　　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传播主流文化，教化青少年的责任，扮演着社会主流文化代表者的角色。学校成为规训的场所，“学校专断地决定了学生学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学”，学生别无选择，只能学习已经准备好的知识体系。因此，学生有时会因为文化矛盾或不占优势的社会地位而产生极大的压力，迫切希望构建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愿望的文化体系，对抗学校主流文化体系，向权威者挑战，形成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异甚至相斥的反学校文化。
　　反学校文化的组成各异，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霸凌现象是错误的反学校文化的表现之一。青少年渴望获得他人关注，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在主流文化体系下，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唯一出路就是在学业成绩上获得优秀。但是，这个目标对某些青少年而言，是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达成的，因此，这些在主流文化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会选择其他方式替代，如霸凌他人、逃学、旷课等，从而达到获得他人关注、证明自己能力的目的。在霸凌者看来，这与在学业上取得优秀而获得关注，得到认可的结果是等同的。
　　五、破窗效应使青少年霸凌悲剧反复上演
　　校园霸凌经常被老师、家长看作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即便发生，老师也会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霸凌主导者，最多只是被老师、父母责骂，并不会有其他严重的惩罚。我国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对校园霸凌事件进行层级分类，更不要说有惩罚措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一切给青少年传递错误的信息。霸凌事件其实是一个“破窗”，在事件发生后，如果不被制止任其发展，其余青少年会根据一些容易获得但是未必准确的信息对霸凌事件进行错误判断：或许在学业成绩上无法获得成就的自己，可以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尊重”。青少年价值观未定型，求异、求新的心态强烈，面对未知的霸凌事件，如果不了解，缺乏信息，就会出现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模仿行为。对霸凌可能产生的危害不了解，对自己在霸凌中所扮演角色不了解，这一切信息的匮乏使得青少年在做出决定之时的信息依据和道德规范性出现问题，在这种境地之中的青少年，他人的行为就成为自己进行判断的“一个强大且有用的知识来源”，最终的选择可能是盲目跟随霸凌主导者，成为霸凌事件的“帮凶”。
　　六、同辈文化的错误引导
　　同辈群体是指“处于同等社会地位的同代人组成的小群体”。青少年主要身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这三个小社会，在不同的小社会中，青少年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家庭中，青少年的交往对象是作为成人的家长，家长在提供物质保障和保护的同时，会对青少年进行强控制，以保证青少年能够“顺利”成长。在学校，学生同样受到强控制，没有选择教师、班级、课程的权利，需要听从学校的安排，在老师的控制下学习。
　　与家庭与学校相比，只有身处同辈群体的青少年，能够自由选择，自由构建同辈文化。随着年龄增长，同辈群体渐渐成为与青少年更为亲密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青少年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获得对抗成人和权威的力量。
　　同辈文化的类型多样，美国学者克拉克将同辈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学术型、玩乐型、职业型、非顺应型，霸凌者所处群体形成的文化类型就是非顺应文化的代表之一。校園霸凌往往是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群体对个人采取的行为。霸凌发生时，因为人数上的优势，霸凌者形成责任分散的错误认知，从而进行更加恶劣的霸凌行动，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此外，未主导霸凌而处于同一同辈群体的其他青少年，为了保持在群体中的“地位”，不被同辈群体放弃，不得不与霸凌者站在同一战线，参与霸凌事件。因此，引导同辈群体健康相处，形成积极向上的同辈群体文化，是减少校园霸凌事件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瑜，李宏翰.论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发展[J].教育探索，2007，（1）.
　　[2]吕勇.简评标签理论[J].心理学探新，1992，（7）.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9269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