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状元文化及其历史延伸谈海洋文化与顺德人文精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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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区域状元文化历史为基础，以海洋文化为切入点，文章结合地理文化、历史发展，對顺德人多元、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以及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即岭南状元文化的延伸进行了相应探讨。
　　关键词：海洋文化;顺德文化;岭南状元文化
　　自古以来就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包容胸怀的顺德，孕育了一大批行不束于方圆，思不拘泥于矩，敢于冲破藩篱的优秀人才，且当地的文化敢于创新，取人之长，足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探讨顺德人文精神以及海洋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顺德状元文化
　　人才的兴盛和当地的文化、经济、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宋元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不断进步，顺德地区交通四通八达，因地理之便，得文化风气之优，发扬创新、多元、务实、开放的人文精神，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顺德县兴造记》记载“民勤生而士务学”，这就显示出顺德具有开拓创新的人文氛围，对化育人才有着重要作用。
　　状元是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得状元者，皆有效力于国家之力，文曲星下凡之名。顺德人的文化思想不迂腐、不固守，在注重文风的同时也关注商业发展，可谓是商儒并重、文风鼎盛，宋代以来便出过状元张镇孙等等文人。明代时期，顺德科举居广州地区前列[1]。明至清末，顺德共诞生文状元三名，武状元一名，文武探花三名，尚书四人，举人两千余名，三百余名进士以及百余武进士，以及影响岭南美术史的大批书画家。顺德的文化发展历程承载了百余年风流人物的变迁以及沉浮，从侧面影响和透露出时代风云之变幻。
　　顺德人极具开拓性的思维，在我国古代是极其罕有的思想，功名并没有成为顺德文人的唯一目标，顺德有识之士在追求名誉、理想的同时，也有着行不束于方圆，敢于冲破藩篱的人生境界。陕西监察御史梁元柱，也被称为直臣梁元柱，顺德人。同乡梁梦环劝他阿附宦官魏忠贤，他愤然写下一副对联于大门口：“不惧不忧，君子乃能偱世;患得患失，鄙夫安可事君。”他所作《苍穹告变疏》，写“魏忠贤罪恶惯盈，无君无天，人神共愤”。而后有苏仁山作画不拘泥于形，李小龙练武不拘于矩，诸多历史实事，都是顺德开创精神的有力见证。顺德人奋进、创新、自强不息、令人称道的事迹，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散发着别样的光辉。而今日顺德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千百年来顺德文化的传承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
　　明朝实行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在海上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使得我国深受西方列强的剥削以及欺凌。《逍遥游》中写到“北冥有鱼，化而为鸟”，曹操在《观沧海》中写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表明了中国古人的哲学高度以及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些精神也是促使中华民族探索宇宙、挑战未来的勇气源头，深受海洋文明影响的顺德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诸多贡献。
　　二、海洋文化
　　《顺德县兴造记》中记载“（明）正统十四年，惟东涌、马宁、西淋三都之民离县远而濒海，故傲化而易乱，割此三都而建县于大良，则可治，于是，巡抚兵部侍郎揭稽集三司议闻于上，取“‘顺天之德’之意赐县名曰‘顺德’”。顺德地区气候温暖，降水量充沛，且处于河、海交界处，珠江两大支流皆交接于此。除去部分山岗地区，顺德大部地势平坦，水域纵横[3]。顺德人称大河通道为“海”，水网交错、地貌类海的独特地理环境，为顺德的海上交通以及海上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同时也为海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汉代始，汉、黎、越、苗人共居于顺德，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越人。西汉时期有南越国，首都为广州，声名显赫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其故乡便是在顺德大良石涌。南越地区人民“以射猎为业”，渔猎是南越人生活之源，当今的顺德也保留了诸多南越文化，建筑可见南越人的图腾印记。顺德地区古建筑以镬耳风火山墙为独特造型，镬耳如同锅的双侧，所以又称为锅耳大屋。而建筑周边的装饰，常常以水草为装饰花纹，是当地建筑上常见的图案，这就可以看出当地水文化的深远影响[4]。
　　秦代一统岭南地区，而后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中原人民逐渐朝本区域迁移，南越原住民弃渔务农，发展为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岭南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从渔猎逐渐发展为农耕和渔业相结合。顺德人民根据地理环境的变迁，农耕方式从最初的围海造田发展到后来的桑基鱼塘，并影响到本地区衣食住行。因此，无论从建筑风格，还是人民的生活习性，都可看出顺德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地大物博，古代时期我国同时存在农业、渔猎、游牧等人文类型，每一种文化蕴含的是当地独特的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思想，每一种文化总有其独到之处。文化的发展或是因生活所需，又或者是因文化内涵的逐渐深化，但是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各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强化相关文化的生活经验，并且客观事实以及深远的传统内涵会以内在驱动的方式，让人民群众的思维、行为逐渐朝着其本源文化发展，所以某地区人民的行为会逐渐趋于一致。内陆文化和大河文化占据了我国绝大部分版图，但是海洋文化对我国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5]。《历史哲学》中写到“中国没有海洋文明”，但是岭南海洋开发的历程，却充分证明了海洋文明的存在。岭南不仅有着如同西方海洋商业文明，同时也有着独特的海洋农业文化。追溯至汉代，不难发现南越国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源头，南越人在三角洲以及当地独特的水网上谋生，走进大海、熟习水文、善用于舟，很快就掌握了相应的造船技术，在这一点上南越人不仅领先于中原，同时也领先于世界。因为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的差异，南越人道德风尚和民族习性和中原人相差甚远，物产丰富的江河大海，让南越人养成了勇于开拓、勤于探索的民族精神[6]。
　　顾名思义，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由独特的海洋地域而逐渐生成的文化内涵，其不仅关乎于人们的精神，同时和人们的行为也有着相互联系。相对陆地文化的保守性以及局限性，海洋文化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取向，海洋文化也成为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的一种象征，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精神寄托[7]。深邃幽暗的海底世界，伴随狂风巨浪的海面，成为激发人们想象力以及勇气的源头，是人们冒险精神最初的体现，海洋的流动性、变化性、宽广性成为了人们心中积极进取的心灵代表，这也构建了顺德人豪迈不拘泥于旧事物的创新观念。 　　三、顺德人文精神
　　顺德人的思想、行為、精神和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内质结构分析，海洋文化具有向外的辐射性以及对外的交流性，根据商业以及利益的引导，海洋文化因其自身的开放性以及发展。而从历史角度来看，海洋文化因其自身的开放性以及拓展性，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政治形态的民主以及法治。南越人作为顺德人民的先祖，有着渔猎的高超本领，在生计所迫以及文化影响下，南越人掌握了操舟、战斗的本领，同时也有部分南越人依靠商船出海谋生。人是陆地动物，所以对人类来说，海洋生活更为艰苦，再加上海上多变的自然环境，狂风巨浪带来的威胁，无论是出海经商还是渔猎都有着巨大风险，而南越人克服苦难、不断创新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顺德经历了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南越先民流传下的精神成为了顺德人应对困难的动力源泉，勤劳、勇敢、坚强的精神造就了当地特色化的农业以及商业格局。时至今日，人们也时常称道顺德人不畏艰苦、敢做敢拼的精神，顺德人从无到有建立起的商业圈，证明了顺德人思维深处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只有想不到，没有顺德人做不到，这也是顺德人文精神中值得敬畏的一面[8]。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多元化和顺德人的广阔胸怀相同，岭南地区因陆地交通不便，所以文化的发展很少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顺德人也因此形成了和陆地人民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自秦汉以来，中原人口逐渐迁徙至顺德，至宋元时期，外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顺德地区的原住民，但是顺德人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吸取了陆地文化之优，结合海洋文化之长，使得人文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也从顺德的祠堂文化和侨务工作得到了充分体现。顺德祠堂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清代中后期，大小宗祠遍布城乡，宗祠背后隐藏的是顺德人讲团结、重习俗的精神，即便是离开家乡的海外华侨，也在时时刻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明清以来，顺德赴京赶考、漂洋过海出外经商的人数越来越多，对外交流增强，不同阶层的人士都在吸取外界优秀文化而谋取进步。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同治年间，顺德人就远渡重洋至美国，将蒸汽技术引入顺德，将顺德的蚕丝业和蒸汽技术相结合，进而促使顺德的蚕丝业发展到了新的高度。1984年，顺德大力发展当地的渔业、花卉行业、商业，在旧环境中不断谋求新的发展。邓小平于1992年在顺德地区说出了震人心魄的言论，即“发展才是硬道理，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顺德文化积淀深厚，民间风俗也斑斓多彩，顺德人民挑战未知的勇气以及欲望成为了顺德人处事不惊、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格，造就了一个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优秀民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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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舒婷.海洋文化与顺德人文精神关系探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5（4）：53-55.
　　[3]于营.传统海洋文化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2-38.
　　[4]王文权.“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民族化叙述[J].当代传播，2016（2）：107-108.
　　[5]洪刚，洪晓楠.中国海洋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取向[J].太平洋学报，2017（8）：62-72.
　　[6]孙吉亭.海洋渔业与海洋文化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16（4）：10-16.
　　[7]尹伶俐.从文化自信视角对海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J].广州航海学院学报，2017（1）：40-43.
　　[8]谢崇安.“蛋”民新探——兼论壮族先民海洋文化的考古发现[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6）：40-45.
　　作者单位：
　　 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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