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初，孙玉石于在《鲁迅研究》上发表论文《〈野草〉的艺术探源》[1]，以《野草》象征主义研究为开端开始他对《野草》这一鲁迅作品集的全面探索，由此写下他的第一部学术研究专著，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野草》研究专著——《〈野草〉研究》[2]，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关注。尽管此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新诗的教学与研究，但“时时尚在怀念这块‘故土’”[3]2。于是十多年后，孙玉石利用在日本神户大学授课之机，采取“现实的和哲学的”新视角对《野草》进行逐篇重释，使其研究更加切近鲁迅创作实际，从此奠定了他在《野草》研究甚至是鲁迅研究的地位。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以下简称《〈野草〉重释》）一书，学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梦阳指出，《〈野草〉研究》“标志着作为鲁迅学一个分支的《野草》学正式形成”，它和《重释》一起“为鲁迅学以及《野草》学的发展开拓出了一条正路，树立了一个范式。”在他看来，《〈野草〉重释》这本书最大的意义“还不在观点和解析上，而在于方法论和学术史的自觉意识。”[4]。
关于这一点，孙玉石曾在《学术问路自述》中表示，“我追求一种比较稳定的学术思路与品格……我的一些关于现代文学和新诗的研究工作，大体都是按照‘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个维度结合的思路进行的”。[5]回溯其学术之路的开始，“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维视角在他的《〈野草〉研究》中已初见端倪，而后聚合凝构成孙玉石研究一贯的整体思路和清晰的方法论意识，在其多年的学术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也正是沿着将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个维度进行纵深探索、交联融通，他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自我调整和深化超越，完成《〈野草〉重释》。
一、 历史的基奠与纵深
孙玉石在《〈野草〉研究》中开宗明义：“要用历史来说明鲁迅而不能用鲁迅来判断历史”[2]1，把《野草》的产生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去考察。为了形成“以史带论”的科学研究，他埋首故纸堆查阅原刊历史文献，就与鲁迅当时有关的历史背景、现实环境、人际交往、社会活动、创作实践、思想印迹以及鲁迅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亲友的只言片语掌握了广泛、细致、全面、深入的第一手材料，靠史实说话。就如第一章《〈野草〉的产生》第一节便用冯雪峰的回忆文字以及《晨报》对于当时具体事件的报道来辅证那如“废弛的地狱”般的黑暗现实，甚至抄录了1942年12月1日《晨报》上刊登的一段新闻：《因穷全家自杀》，以真实的撕裂人心的惨剧呈现了“段祺瑞政府统治下整个罪恶黑暗的世界”[2]2-5。第二、三节中通过瞿秋白的评述、郭沫若的《献诗》、孔德学校的《伤心歌》说明当时的时代的季候和知识分子的心境，通过王冶秋的回忆证实《野草》中的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就是在避难的德国医院写出来的。孙玉石采用自证、他证、旁证、反证等多种方法，努力构建起研究对象的历史参照系，将拿到手的详实史料用得恰到好处，尽可能做到凡言论必有史料可证，凡史料必有出处可寻。其用史之丰富、娴熟、精细和准确，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对学术的尊重和敬畏精神。
这也正是孙玉石后来所阐明的维度之一：“历史的，就是要依据历史提供的资源、史料、文学现象，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遵循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原则，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作出尽量接近客观实际的描述与说明。”[5]他“尽量少地引述写作之后的别的一些而不是作者的说明材料，来说明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绪”[3]217，也对于一些材料“较多地作比较完整的引述”[3]5，保持资料的原始性面貌。这也是孙玉石看待历史的态度。他曾说过：“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尊重学术史，尊重别人已作出的研究成果。哪怕是相悖的意见，也应是很宝贵的。”[3]5因此，他写下《〈野草〉研究五十年》上下两章，一并收入《〈野草〉研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出理性评价，成为《野草》学术史的开山之作，也为后来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孙玉石在《〈野草〉研究》中只是通过历史的视角搜集、梳爬史料，对《野草》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法加以映证，那在《〈野草〉重释》中他则主要通过史料阐明鲁迅具体的生命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以此作为“现实的”和“哲学的”研究基点。这无疑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思辨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也正能体现出孙玉石对史料的辨识运用的进一步突破。以该书中关于《风筝》的重释为例，孙玉石在新史料《自言自语》中发现其故事原型，即鲁迅早期小散文诗《我的兄弟》，通过前后两篇作品的四处比较，详细分析了《风筝》一文对长兄不喜风筝原因的说明、内心自我惩罚的叙述、故事时空背景的对比、弟弟忘却哥哥过错的细节描写等方面的丰富，由此在自我反省精神的内涵上得出科学与礼教的对立、民主与科学的启蒙、针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人性深层内在美的挖掘等等新的发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解读，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欣赏的空间”[3]17。显然，《〈野草〉重释》中孙玉石有着更为明显的方法论意识，将《野草》的创作发展放到历史过程当中去考察，通过类比和对比发现其中的现实关系，理清其来龙去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从而使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更大的提升。
在《〈野草〉重释》中，孙玉石从作品本体出发，以《野草》单篇的创作顺序为经，以鲁迅同时期的创作及其思想斗争为纬，周密思考，细细体味，敏锐地把握其中的变化，从而充分论证《野草》各篇作品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发展线索，形成整体性解读。在这个过程中，孙玉石采用排列、组合、分类、比较等方法，以过程性、全面性的眼光驾驭史料，发现其中的相似和差异，赋予自己更多的阐释层面和思考空间，实事求是地熔铸新观点，使零碎、纷杂的史料经由研究者的联系和发展凝结出富有创造性的逻辑结论。这是孙玉石对史料的灵活运用，更是他對史料的辩证超越，更加体现出孙玉石研究中“史的自觉”和历史维度的纵向深入。邱玉萍 ：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孙玉石《野草》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第32卷第2期 二、 审美的开端与延展
孙玉石的《野草》相关研究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对《野草》与象征主义散文诗艺术关系的关注开始的。自第一篇论文《〈野草〉的艺术探源》发表（此后作为《〈野草〉研究》书稿中的第七章）到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预备会议上关于“《野草》与象征主义关系”的发言，再到《〈野草〉研究》中通过对《野草》的构思、语言、探源以及与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历史考察进行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的深入探讨，最后融入《〈野草〉重释》的整体分析，孙玉石逐步完成对《野草》艺术特质的全面探索和学术实践，突出《野草》的美学特征。
他一直坚持以高度的美学眼光鉴赏《野草》，以特质的艺术思维研究《野草》，就拿《秋夜》一文的分析来说，孙玉石从透视鲁迅作品“隐喻象征”的方法入手，着眼于枣树、天空、小粉红花、小青虫等艺术形象挖掘出其中的幽深寄托，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突出了作品强烈的现实意义。而这正形成了新时期《野草》研究在思路上、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野草》采取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这一学术论断，不仅超越了以往人们理解《野草》的单一的写实主义视野的局限，同时打破了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禁区，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开拓新的视域具有借鉴价值。
在以审美的视角透视主要由艺术诸要素和“象征主义方法和现实主义方法二者的结合”[2]227构成的“艺术面”的同时，孙玉石也借助文化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来加以阐释和生发，将三种维度熔于一炉。《〈野草〉研究》第七章中，孙玉石以实证为基础，勾勒出《野草》对以波特莱尔为代表的“世纪末的果汁”的有机摄取，对屠格涅夫散文诗艺术的合理借鉴，呈现了《野草》与西方文学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同时也肯定了鲁迅独特的转化和创造。他认为，鲁迅表现了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崭新高度，达到了象征主义方法和现实主义方法完美的结合，形成了民族化抒情散文诗的独有特色。[2]223-229这不仅是鲁迅高于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之处，更是孙玉石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新见。
但《〈野草〉研究》有关象征主义手法的分析独立成章，从宏观角度入手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同前半部分關于思想内容的探讨隔离开来，未免显得有些单纯化、平面化。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在十多年后的《〈野草〉重释》中得到弥补。在此书中，孙玉石到鲁迅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去寻找发现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体味其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他说：“审美的，就是在作家思想、作品意义、文人心态、文学现实的阐释中，我更重视文本的审美意蕴和价值的挖掘，用自己的有限理解与作家创造的无限世界作审美的沟通与对话，通过自己的体悟、发现和诠释，将这种美再传达感染于更多的读者。”[5]
此前，孙玉石由《野草》解读，到李金发及其他诗人的象征派、现代派诗的讲授，一直面临着因“宏观的理论概括与论述，多于复杂文本的解析，价值判断的是非诉说，大于晦涩难懂作品的进入”，“读者对于双方争论中作品的阅读接受，仍然处于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和“仅仅靠宏观的理论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饥渴，还要求必须反复阅读，弄懂每个作品的整体思路、意象蕴藏、文句关系和书写意义”两个方面的压力，这迫使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策略性的调整：“既注意历史的宏观的理论把握，又注意对经典的或复杂的文本的具体解析，并努力做到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贯穿于自己的课堂讲授和诗学研究工作之中”，从而成为他的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5]因而他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野草〉重释》中回归作品本体，把《野草》中的每一篇作品当作一个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实体来把握，由作品的内在逻辑结构出发，通过多种读解的方法逐篇进行精细的考释和品读，从幽微精妙的去处努力弄清每一篇作品深层的现实意蕴和象征内涵，进而作出整体性的审美观照。在这个过程中，孙玉石尽可能地接近鲁迅创作《野草》的本来意图，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做好艺术沟通和“搭桥”的工作，启发人们对于《野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为《野草》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思路和进取空间。
三、 文化的探源与突进
在孙玉石的研究视野里，“文化的，就是将文学作品和作家创造，放置于他所生存依赖或他所独特拥有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讨论。……依据作家、诗人创造的作品所拥有的文化场，进入他的‘背景’，才能真正进入每个作家拥有的独特的世界。”[5]如讨论《野草》，不能离开20世纪20年代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涌进的大背景，也不能离开鲁迅20年代翻译并多次讲授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小背景。[5]这是孙玉石在8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的。但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意义在《〈野草〉重释》得到了充分而直接的体现，那就是透过文化的接触、文明的演变观照鲁迅在《野草》写作过程中的文化思考、文明批判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生命哲学。在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的分析中，孙玉石指出鲁迅当时与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社会斗争，阐明刺激和启发鲁迅创造这样一个三级结构故事的重要动因是他对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的翻译，从厨川白村的叙述中剖析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三个人物的深刻内涵，突出鲁迅对于人民群众不觉悟这一启蒙问题的现实思考，同时也借由尼采对三种类似的人生生存形态的社会批评和人文批判挖掘鲁迅寄予这篇作品的哲学意味，在尽力还原鲁迅当时所处的“文化场”的基础上兼谈作品“现实的”和“哲学的”两个意义层面，开拓阐释空间的同时体现深邃的学理精神。他认为，鲁迅在尼采的哲学中找到了自身生命哲学思考的基点，在对奴才的神圣愤怒和嘲讽以及对傻子的赞美中体现“悲剧的主旨”，隐藏了他对人民的大爱。
孙玉石明确指出，“鲁迅对于这种现实处境和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的各种挑战，没有简单地从生活层面的抗争性来思考，而是进行哲理性的升华和抽象，然后又以象征的境界和意象与意象组合，表达出来，暗示给自己的读者”。[3]16所以他往往借助鲁迅笔下的象征意象，反观鲁迅的文化心理，从而进入鲁迅更深层更广袤的精神世界加以审视。以《淡淡的血痕中》的分析为例，孙玉石把握鲁迅对造物主、人类的怯懦者与叛逆的猛士这三种社会力量和不同生命存在形态的塑造以及对不同生存状态在民族存亡中的作用的关注，引入鲁迅在哲学层面的艺术突进，发现作为“中国人道主义传统之子”的鲁迅对先觉者与麻木者、“独异的”的个人和怯懦的庸众相对立这一问题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色彩，其笔下“叛逆的猛士”具有了个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双重内蕴，体现了鲁迅主体精神上微妙的差异和深刻的发展。结合前面的作品，孙玉石在最后一篇重释《关于〈一觉〉》中指出，“鲁迅在现实斗争生活发展的启迪下，完成了自身反抗绝望的生命痛苦寻求一个精神历程”[3]294，找到了大时代中新的希望。孙玉石纵观全局，对《野草》“现实的”和“哲学的”研究作出整体性的总结，至此呈现出鲁迅完整的生命哲学。 四、 小结
孙玉石在《致〈鲁迅研究月刊〉编者的信（代序）》中曾说：“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现实的与哲学的，在《野草》中是很难分开的。”[3]3孙玉石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寻找契合点、确立三个维度的关联——一方面，从外部史料入手，由20年代中期鲁迅的思想和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进入《野草》，融合政治、社会、哲学、道德、历史、美学、心理等多方面的考察打开作品内部的阐释空间，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根据作品内在逻辑结构和研究者自己的艺术感悟力品读体味，扣紧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严谨、认真地审视其中的特殊性，从而剖析《野草》的现实意义和哲学意蕴，揭示其独特的审美范式。通过这种由外入内、由内破外的读解方式，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在孙玉石《野草》研究中暗流涌动，相互渗透，最终交织融汇于一体，形成“入于心”而又“面于外”的冲击性成果。孙玉石也因此突破新时期以前的学术藩篱，进一步构建起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野草》综合研究，力图真实地呈现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思维的追求和特征”[3]3，还原鲁迅深刻、充盈而又紧张的思想图景。
从《〈野草〉研究》开始，孙玉石坚持以审美的态度去读作品，以历史的、文化的方法去弄清来龙去脉。但《〈野草〉研究》忽略了这三个维度的有机联系，对审美的方法、文化的方法运用不充分，因此“只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作了一点很浅薄的探讨”[3]3，也存在过于坐实、意识形态印痕较重的问题。对此，孙玉石有意识地将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维融合统一，以“历史与审美的结合”[5]为核心进行自我调整，把握文本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研究限度，避免当时研究界“过分哲学化的阐释”[5]和“魯迅从另一个侧面正在被‘神话’化”[3]3的误区，重新完成《野草》宏观的思想艺术批评和微观的作品沟通对话。故而于2001年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体现出成熟的方法论意识，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不仅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研究追求，也成为规制过度阐发的坐标系。基于这样的有机统一，孙玉石先生以既抽象又具象的研究眼光逐渐形成了雍容而又质朴的学术风范和富于艺术灵性和辩证活性的思考气质。
但一代学者远远不仅止步于此。2004年，孙玉石先后在现代文学馆和首都师范大学做同题讲座：《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将《野草》中的生命哲学归纳为交织融会的“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爱憎与宽宥的哲学等等”，指出“《野草》将‘五四’时期产生的哲理性美文提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6]。2013年，他在《荒野过客》从精神文化的现实层面提醒研究者们：“在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中，除了学术自身发展的突破以外，更需要有一种改造和提高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现实迫切感。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7]1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求真风格的学术前辈正以他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孜孜不倦地发现、探索、调整，为新一代学术研究方法作出了有益尝试，深化学术实践的同时构建出知识分子们的现实理想，带领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孙玉石.《野草》的艺术探源[J].鲁迅研究，1981（02）.
[2] 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张梦阳.论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及《重释》[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4）.
[5] 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J].东方论坛，2005（05）.
[6] 孙玉石，王光明.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J].鲁迅研究月刊，2005（06）.
[7] 孙玉石.荒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1.
Abstract：Sun Yushi published the first research monograph The Study of Wild Grass in 1982 ， which creates a new situation in the research on Wild Grass in the new era. 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Sun Yushi got his new thinking when he gave his lectures at Kobe University in Japan，and published his lecture notes as “Realistic and Philosophical：the Re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Wild Grass” in 2001. Both monographs reflects his thinking of “being historical， aesthetic and cultural” ， which marks his gradual transition in awareness of methodology on academic research from fuzzy state to self-consciousness.
Key words： Sun Yushi; Wild Grass; awareness of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review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8/view-148206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