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艺术的“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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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丑”是现代艺术特有的现象，现代艺术的“丑”打破了传统艺术理性和道德的原则，摧毁了古希腊以来的和谐。比例，秩序为原则的美的艺术形式，艺术不再是美的同义词，这种“丑”实际上是现代非理性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体现。
关键词：非理性;丑;现代艺术
西方艺术史从来不缺乏丑的形象，独眼巨人、马尾马耳的森林之神、鸟身人面的女妖、女鬼、美杜莎等。但在古典艺术中，“丑”却从来没有成为主题。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追求美、表现美一直是古典艺术的中心议题，美在西方传统艺术中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而丑是美的陪衬和附庸，被作为美的较低等级。
古希腊是爱美的民族，希腊人只模仿美的物体。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伯利克里就说过：“我们是爱美的人。”古希腊忒拜国的法律甚至明文规定“不许表现丑”，命令艺术家模仿事物要比原来的更美，而不能更丑。
莱辛认为，在造型艺术领域中，美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应当表现美，为了美，丑要让路，即使写到丑，也只是美的陪衬。因而美就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即使在表现痛苦时，也要避免丑。“希腊艺术家所描绘的只限于美，而且就连寻常的美，较低级的美，也只是一种偶尔一用的题材，一种练习或消遣。”[1]美和丑在艺术中的表现，莱辛在《拉奥孔》里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根据诗与画的不同特点，认为造型艺术主要是通过空间展示。如果把丑都展示出来，只会愈显其丑，所以维吉尔可以把拉奥孔描写成号啕大哭的样子，而雕塑则必须对其面部表情进行限制。因此，就其作为模仿的技能来说，绘画有能力去表现丑，而就其作为美的艺术来说，绘画却拒绝表现丑。“在古希腊人来看，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必须服从美。”[1]所以，如果人的身体处在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就会失去在平静状态中所有的美的线条而丑陋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在拉奧孔雕像中不能像在诗中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其痛苦，而必须将痛苦冲淡到至少还可以现出一定程度的美。
这种在艺术中尽力避免丑、表现美的方式，是与从古希腊美学就确立的理性原则和道德原则分不开的。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知识和真理是最高的价值标准，人们把追求知识和真理作为最崇高的理想。知识首先体现为对世界本原的把握，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所以，美和艺术首先是作为知识的对象来认识的，而获取知识和真理是靠理性地思索和探讨得来的;凡是没有经过理智地思索和探讨的知识都是虚假的、靠不住的，感性是不可靠的，而依据感性所认识的现象世界也是不真实的，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才是永恒存在的。这种本质只有靠理性才能达到，否定感性的直接所得而追寻理性思辨的可靠，这种思维方式是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以后整个古典世界的思维方式。
从而，理性与感性、现象与本质、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的主题。灵魂是神圣的，它是理性和智慧的集合，肉体应该受灵魂的统辖，人应该抛弃感性、肉体而献身理性、灵魂。巴门尼德认为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变幻无常的，不可能提供真理，只有存在本身是唯一的，人们只有凭借理性，才能获得有关存在的知识。“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2]德谟克利特主张灵魂和理性是同一的，灵魂就是理性，所以“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下所作成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而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则是动物性的东西。赫拉克利特认为感觉经验不能认识真理——逻各斯，逻各斯需要理性才能认识。
而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开创者，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观点。认识你自己，不是认识人的外貌和身体，而是认识人的灵魂。灵魂中最接近神圣的部分是理性，理性是灵魂的本质，于是认识灵魂就是认识理性。柏拉图指出宇宙由灵魂和躯体两部分组成，灵魂先于躯体，高于躯体，在宇宙中占统治地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灵魂分成3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在这3部分中，理性最高，它统辖整个灵魂，而欲望最低，受理性的控制。柏拉图把理式作为存在的本原，理式世界是不生不灭的，是永恒存在的，具体事物都是模仿理式世界的。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有了美的理式，即美本身，是美本身使美的事物之所以美。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对理式或真理的凝神观照，这种真理是最高的美，是一种不带感性形象的美，这种最高的美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艺术的形象美了。
在这种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古典艺术形成了“美就是整体的和谐”的观念，和谐是和整一、对称、比例、秩序等观念分不开的，而丑则相反。例如，对毕达哥拉斯派来说，美就是数的关系的和谐。作为大宇宙的自然和作为小宇宙的人自身都是按照数的原则形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和谐存在于数的比例之中，事物由于这种比例而美;所以“秩序和比例是美的，是有用的，而无序和缺乏比例则是丑的，是无用的。”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恰当的比例是对一切事物都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的各部分安排显示出大小比例和秩序，就是和谐的表现。
古希腊人关于美的性质和价值的学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道德主义原则，这同希腊人关于万物同质的观念有关。既然万物同质，那么艺术和美的本质就在于它们同普通感官知觉对象具有的模仿关系。因而，从道德上来说，艺术上的再现在内容方面就必须按照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来评判，道德是美和艺术的评判标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在关于美的艺术之性质的探讨中，都背着道德主义考虑的包袱，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他们几乎一厢情愿地对这一原则发生迷恋，以为形象也可以产生和正常的实在事物一样的效果。柏拉图认为，艺术中的想象世界一方面像现实世界一样拥有通过榜样形成习惯的力量，另一方面还拥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情绪紊乱的力量。”[3]
苏格拉底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待美和艺术，从事物的效用来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为美，没有用和没有效益的东西是不美的。在他看来，凡是美的，也是有用的;有用的，就是美的，美即是善。苏格拉底认为，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功效，它就是善的和美的，否则它就是恶的和丑的。一个适用的粪筐是美的，而一面不适用的金盾却是丑的，事物的美丑取决于效用和用者的立场。“每一件东西对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得不好，则是恶的和丑的。” 柏拉图强调艺术的教育功用。他从建立一个理想城邦、培养城邦理想公民的实际社会功用的道德角度来评价艺术，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行，他把艺术完全变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统治者或保卫者的教育，所以柏拉图首先要解决的是诗和艺术在这种教育里应该占什么地位。作为一个道德政治思想家，柏拉图从严格的道德标准出发，把艺术教育的内容摆在首位，批评和清洗各种艺术，把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艺术清洗出去，因为这些艺术对理想国公民的教育有害。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要求艺术对人们有好的影响，用高尚的道德去陶冶教育人们，以使他们成为国家有用的建设者。他认为情感是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应当由理性加以控制。比如，理想国的公民应当敬神，荷马诗歌中谩神的内容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像已决定了我们的儿童该听哪些故事，不该听哪些故事，用意是要他们长大成人时知道敬神敬父母，并且互相友爱。”[4]理想国的公民应当勇敢，会使他们勇气消沉的诗歌要坚决删除，“我们就有理由把著名英雄的痛哭勾销，把这种痛哭交给女人们，交给凡庸的女人们和懦夫们，使我们培养起来保卫城邦的人们知道这种弱点是可耻的。”[4]理想的公民应该模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只模仿好人的言语，而不能模仿卑鄙丑恶的事，也不能模仿坏人、懦夫、疯人或是行为与城邦所规定相反的那些人们。“恐怕模仿惯了，就弄假成真。”
柏拉图深知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经过对荷马、赫西俄德和其他诗人的作品进行彻底清查后，剩下的只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其他一切诗歌都不准闯入理想国的国境。柏拉图要求诗人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城邦里作诗;也要求其他艺术家不准在生物图画、建筑物以及任何制作品之中，模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不准他们在城邦里行业。柏拉图把那些渎神的、不真实的艺术驱逐理想国，免得它们给青年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像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围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获取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4]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典艺术中，在理性原则和道德原则的框架下，艺术以传播美为己任，追求和谐唯美的表现形式。美主宰了一切，而美又是知识的对象，是受理性制约的，在这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下，美与情感、生命、意志这些非理性的力量无关。而美的同时又必须是善的，因为只有既美又善的艺术才能培养高尚的公民道德情操，建立公民的理想人格;丑的就是无理性的，无理性的就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是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因此，丑在传统美学里只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只是美的较低等级而已。
但在20世纪，人们对于丑的偏爱却成了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只有在20世纪，丑才成为艺术的主题，这和现代主义时期，人的非理性的张扬有关。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人生命中非理性的一面，关注人的生命意志和自然冲动，关注人的激情和欲望。而这一面，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都被认为是灵魂的低劣部分而受到压抑。
丑成为艺术的主题，是现代艺术反叛的集中体现。现代艺术提倡一种“反”的哲学，即反艺术、反哲学、反美学，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如现代艺术对传统的反叛如此彻底，现代艺术第一次摧毁了古希腊以来以和谐、比例、秩序为原则的美的艺术形式。艺术不再是美的同义词，艺术的职责不再是美化生活，艺术不再刻意隐匿或逃避丑。野兽派犹如一桶泼向公众的颜料，立体主义解构了物体的形体，使物体的形象支离破碎，完全违反了人们对事物的通常印象。为了构建自己的内在形象，立体主义艺术家们牺牲了照相式的逼真，在脸上画三四只眼睛，好几个鼻子，或者扭曲和拉长身躯。表现主义的画面是一群憔悴枯槁的、异化的城市幽灵。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文学的技法宣言》中写道：“你们的文学不会是美丽的！我们将不会再有文字的交响乐、令人心情平静的和声、抚慰心灵的抑扬顿挫了！我们就是要使用一切残忍的声音，那些能够表现我们周围充满暴力生活的叫喊。我们要勇敢代表文学里的丑，只要发现正经严肃，就加以谋杀……人必须每天对艺术的圣坛吐口水！”超现实主义钟情于人的潜意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所触及的领域。艺术和梦一样，是潜意识的体现，因此其画面充满了荒诞、恐怖、怪异的形象，恰如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相遇。达达主义更是离经叛道，把日常物品转化为艺术品，把一切非艺术的观念引进艺术领域，从而创造了被他们称之为“现成品”的艺术品。波普更彻底，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世界上没有贫穷的物体，甚至城市的废弃物都可以是艺术品。达利认为毕加索感兴趣的是丑而不是美。毕加索曾经对格特鲁德说：“创新的人因为苦恼不知道会造出什么来，所以被迫把它画得丑陋;但是，那些跟风的人只会画出漂亮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他们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画过了”。毕加索认为，通过不和谐的画面和摧毁人类固有的形象，画家能够最准确地捕捉新世纪的精神。
这种新世纪的精神正是现代艺术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现代艺术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13年，法国作家夏尔·佩吉说，“世界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还不及过去30年的变化大”。人们能感觉到一段历史的终结和另一段历史的开始，这段历史的象征就是机器。机器曾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类快速地从温情脉脉、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步入工业时代。对于生活在机器时代的人们而言，机器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使人异化。人创造了机器，却被机器控制，并且本身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机器成为武器时，对人类的毁灭更是史无前例的。达达主义正是看到了机器的否定性的一面，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达达而言，破坏就是一切，破坏就是创造。达达主义者要把西方传统文化连根拔起，反对代表传统文化的博物館、图书馆、美术馆，反对传统的美的定义，他们喊出了“让美见鬼去吧！”的口号。杜尚的《泉》和被添上胡子的《蒙娜丽莎》则以丑陋荒诞的面目跻身艺术殿堂。尼采说：“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这种美，其实就是丑了。 机器时代造成了人的分裂，使得古典艺术完整的人走向了现代艺术分裂的人、碎片化的人。“无论如何，许多现代艺术向来关心的，都只是传统的人的形象的破坏，人是一无遮蔽的。不只如此，他还被剥去了皮，被碎尸万段，而他身体的各部分也被摔得到处都是残缺。就像俄赛里斯一样，甚至连重新凑拢这些撕散部分也不允准，因而只好默然等待。”[5]现代艺术所呈现的这种分裂的人是他所处时代的人的存在的启示，即西方传统的人的存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分裂。人在他的世界里发生异化，产生陌生感;人同他自己的存在的疏离，这实际上是理性同整体的人的冲突。
在西方传统中，灵魂的本性是理性，认识你自己是认识灵魂的理性部分，这才是理性作为灵魂的arete（美德），是完全神圣的东西。苏格拉底明确否认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排斥一切本能和情感。柏拉图则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认为本能和情感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人是理性的动物是古希腊后来对人的定义，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一直是人的最高目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奠定了理性时代的基调。科学大发现、科学实验方法、一切学科都建立在崇尚理性的信念之上，理性至上成为了知识界普遍的信仰。正如笛卡尔所说：“理性是一种能够用于种种不同场合的通用工具。”然而，人作为理性的人，前提是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可以说，古典哲学从来没有关注过人的非理性的、作为感性生命的一面。现代哲学意识到人首先要活着，才能谈理性;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意志、本能;人不仅有有意识，还有无意识。因此，理性的人是病态的，道德的人是衰落的，社会的人是非本真的。现代非理性精神的表现形式，就是要确立人的非理性本质。现代艺术对丑的欣赏，是理性主义哲学观念的衰落在审美领域的表现，丑所显现的非理性精神是现代人的存在真相和精神实质。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人生在世的种种体验诸如焦虑、孤独、恐惧、死亡等，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加缪的“荒诞的人”，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诗意居住等都是存在主义哲学对生命个体的关注。这些都是肯定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而现代艺术是非理性的人在艺术领域中的显现。
非理性的人意味着人的行为受内在本能的驱使，理性难以约束和控制个人的活动，这种内在本能即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不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主要部分，而且是生命的动力或内驱力;尼采更是认为最伟大最基本的活动是无意识。人在这种无意识的驱动下，人格分裂，失去行为的自觉性，人物也失去了和谐完美的形象，走向非人化。而现代艺术就是要力图表现人的無意识、本能冲动，表现现代人的荒诞感和焦虑不安的心理体验，而丑的形象就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格利特的《强奸》，刻意使古典主义画家笔下的优雅女性变成了一种阴暗和粗俗的象征，而《雷卡米埃夫人》变成了一具被折叠的棺材;达利更是宣称他的作品是要“撕掉理性蒙在现实上的种种面纱，努力地展示出面具背后的一个正在下沉或者正在腐烂的软性世界”。所以视觉的多义性或歧义性是现代艺术关注的一个主题，这种歧义性导致完整统一的艺术形象瓦解，而出现变形、碎片化的形象。违反经验与逻辑的视觉错置，柔软的钟表，不合逻辑的空间，巨大的岩石浮在空中，戴着圆顶礼帽的男人像雨一样落在静悄悄的大街上，形体变成容器……这些都是对理性主义的美的规范和秩序的违背，以及对非理性的张扬。
现代艺术的“丑”显示了现代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不同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和心理体验，同时也彰显了非理性主义精神对哲学的主宰。可以说，现代艺术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美学和艺术上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莱辛.拉奥孔[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15.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1：49.
[3] 鲍桑葵.美学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
[4]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49，52，73.
[5]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5.
作者简介：沈静（1976—），女，美学博士，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师，从事西方美学和艺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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