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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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经历了由蒙蔽到彰显的过程。不少学者开始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其中有些学者认为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翻译群体。鉴于此，从译者主体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出发，对汉学家徐穆实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选取的原因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来探讨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和制约的因素，以期丰富承载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的外译研究。
　　关键词：汉学家;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8-0121-04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作品和译者简介
　　（一）译者主体性
　　 “二千多年来，中外出现了诸多关于译者的比喻说法，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叛逆者’‘带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用工’‘翻译机器’等等，构成了丰富的译者形象谱系。”[1]20然而，翻译是一项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译者起着中间作用，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翻译观念渐渐受到质疑和反驳。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文化转向”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经历了由蒙蔽到彰显的过程，译者主体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王玉樑认为：“主体性是主体的本质特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特性。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2]35而高宁将译者的主体性细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二是体现在审美再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3]之后查明建、田雨更加具体了译者主体性的内容，他们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译者主体性主要有三个重要特征，即主观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者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1]22若将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则其客体就是原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的同时，难免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即译者的“受动性”。其中主体性包括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而“受动性”因素不仅包括译者惯习对其翻译活动造成的影响，两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也包含文化审美特征、文学场域、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至于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身的目的，且面向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被其受动性制约，不得任意妄为导致误译或随心而译，但仍可在其为我性的发挥下，出于某种原因或为满足自身目的，使译作表达特定意义。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其译者徐穆实（Bruce Humes）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为章节标题，对应故事讲述者“我”，即年已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窥探了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首部描写鄂温克族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该小说的作者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对故乡有着深沉的热爱，她的作品多来自生活本身的情感体验，先后获得多项文学奖项，2009年，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生活在这片土地的迟子建对故乡周围的事件更有感情，她通过与当地人的亲密接触，加上本身惯有的对民族历史热爱的情怀，以富有魅力的语言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鄂温克人。该作品自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出版，且得到了相关媒体和评论家的好评。
　　 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其翻译风格更是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汉学家翻译模式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诚然，并非所有汉学家都适合中国文化“走出去”这项工作。胡安江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及其翻译实践为例，探讨了汉学家模式体系中文学译者的资质选择标准，总结起来，“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4]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译者汉学家徐穆实，在中国生活30余年，接触过不少文学作品，对民族文学情有独钟，为中国文学外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通过博客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相关民族文化背景进行补充解释，试图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感受描写鄂温克族百年沧桑的小说。如此文学翻译经历、底蕴，加上自身的语言天赋以及对民族文学的深沉热爱，无疑徐穆实本人可以当作汉学家模式的范例之一。
　　二、译者主体性与《额尔古纳河右岸》
　　 译者主体性主要有主观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重要特征，三者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1]22。这三个重要特征与译者徐穆实《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翻译活动联系紧密。
　　（一）主观能动性
　　 “能动性体现在人们对外界刺激进行选择性的应答。”[5]139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个人惯习的影响，即作者对翻译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手段的使用最能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很小，更遑论民族特色文学。将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译入主流文学即英语世界时，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译者通常会采用符合目的语表达方式的译法，努力向译入语读者靠近。而徐穆实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翻译，他尽可能地保留原作中的民族特色，这一做法充分发挥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具体而言，徐穆实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受个人惯习影响，徐穆实翻译中的遣词造句以及文本整体语言和布局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风格。他在尊重原文本客观内容、语言特征与不违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的基础上，采取了归化、增译、删减、换序、分译、合译等翻译策略和手段来完成整个译文。
　　 另一方面，影响徐穆实能动性的还有他对民族文学深沉的热爱。徐穆实被这个鄂温克族的故事所打动，没有选取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题材，致力于将《额尔古纳河右岸》介绍给西方读者，并在确保译入语读者的可读性和满足译入语读者阅读期待的基础上，他适当针对该小说中的民族特色词汇，如山水名：列斯元科山（Listvyanka）、人名：达吉亚娜（Tatiana）、地名：布苏（Busu）、生活用具：佳乌（jawi）、萨满文化：萨满（Shaman）等的翻译，采用音译的方式，并将其带入译入语。在這一过程中，徐穆实根据这些特色词汇的历史渊源，找寻正确读音，对这些特色词汇进行了分类处理，向有关专业人士进行求证，结合汉语、鄂温克语、俄语、满语的发音规则进行音译，以便真实地传达该小说的民族特色，表现出他对于民族文学深沉的热爱，以及希望译入语读者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二）受动性
　　“译者受动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要受到外界因素或自身条件的限制。”[5]140首先体现出的便是英汉语言系统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形合与意合、焦点信息与散点信息、句法规则是否严谨等方面，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受到语言规则的影响，对句式进行整合，调换，适当增词、删减等来满足译入语表达的需要。其次，译者还受到文本外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为出版商的建议。徐穆实最初主张将书名直译为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 他认为这样不仅忠实原作，也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好奇心。这条河是几百年以来中俄边境的界线，就算西方读者不知道这条河，单凭这种不同寻常的表达，也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更习惯用东南西北来表达河流的方位而不是“右岸”。但“出版人丽兹·福利（Liz Foley）为之前出版的意大利版《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书名所吸引，决定将其译成英文的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外文版权属出版社所有，译者甚至作者说了都不算”[5]83。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进入主流市场即以美国为重心的英语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与原作品本身相关，也与翻译策略、传播方式、主流媒体出版机构、主流媒体推介等因素相关。在该书的英译名称选取上，无疑出版社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译者受动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三）为我性
　　 “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译者徐穆实关心不同民族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为此他到多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开通了个人博客（Ethnic ChinaLit），以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和人生观。”[5]139—140。译者徐穆实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入考察民族特色词汇的读音，以期做到真实、准确传达原作者所展现的民族特色，他对不同民族词汇进行分类并一一对应发音的行为，以及开通博客，补充相关文化背景信息的做法，正是他本人想要真实地展现和传达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目的性的、为我性的重要体现。此外，译者对一些表达进行适当的增译、减译等译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可读性的需要，若不对一些词进行解释，译入语读者可能难以对信息进行正确的解码。另外，有些表达，译为英语可能显得冗余或者逻辑不清，这都需要译者进行调整。异化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传达民族特色，但是译作只针对少数专业人士读者群体的作品，影响十分受限。因此，徐穆实在尽力传达民族特色的同时，采取各种适当的策略和手段满足读者期待这一目的的做法，也是为我性的重要表现。
　　三、译者主体性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的具体应用译者徐穆实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翻译活动中，对译者主体性三个重要特征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文本选取以及翻译策略与手段的选择两方面。
　　 （一）文本选取
　　 徐穆实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是《上海宝贝》，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褒贬不一。该小说虽然受众广，但是被认为没有深度和艺术性。就在读者以为徐穆实会继续翻译这种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类似作品时，他却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
　　 对此，徐穆实解释道，一方面书中的故事打动了他，使得他热切希望能够将养驯鹿的鄂温克族的故事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另一方面，他本科期间主修远东系，但最吸引他的是人类学课程，因为他希望探寻不同民族应对现代化、全球化大潮流的情形[6]。以上两方面极大激励了徐穆实想要将《额尔古纳河右岸》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强烈决心，他积极寻找相关专业人士，深入探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鄂温克族语言使用的特点，理解民族特色物件表达的深层含义，尽心尽力地从文化了解文化背景、探寻民族特色，到翻译文本时具体翻译策略和手段的使用，充分体现了热爱民族文学的译者想要将感动过自己、值得世界上更多人了解的少数民族文学介绍出去的热切心情。
　　 由此可见，徐穆实对《上海宝贝》的选取是考虑了或者可以说是立足于西方市场和读者接受，而他内心对于民族文学的热爱以及鄂温克族人民带给他心底的震撼则让他忘却了迎合读者市场带来的或好或坏的名与利，本着心底最纯粹的想法，在他的翻译作品由于符合读者期待得到更多关注时，他毅然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来想要满足自我心底想要将民族文学推向世界的渴望。以上充分说明文本选取的标准和立场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翻译策略
　　 在决定《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总体翻译策略时，徐穆实的民族意识形态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倾向：“一是真实再现迟子建对鄂温克少数民族的描写;二是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凸显鄂温克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反映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两个总体特征：一是忠实于原文，二是以异化策略为主。”[7]具体体现在人名、地名、生存环境、称谓、衣食住行等方面。本文通过对徐穆实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增译、减译、异化、归化、分译、合译、引语处理现象的例子进行分析，细致地探讨汉学家徐穆实在对以少数民族为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处理上所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手段。
　　 1增译
　　在（1）中，徐穆实增译了“a trap with a small clamp”解释“恰日克”，事实上，“恰日克”为鄂温克族特有词汇，是用来打灰鼠的一种工具，单从该物件的名字来看，很难理解具体为何物。文化负载词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是一大阅读障碍，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更是如此。由于对应文化背景的缺失，译入语读者不了解其本身含义，会造成理解障碍或者误解现象的产生，徐穆实通过增加解释性话语这一手段能够激发译入语读者头腦中对应的文化图式，将民族特色物件与译入语读者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使得读者能够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快速解码“恰日克”这一表达的内涵，感受更加直观、清晰。
　　（1）在灰鼠出没的地方设下“恰日克”小夹子，只要灰鼠从它身上跑过，就会被夹住[8]21。 　　 Set a charka-a trap with a small clamp-where they range and when one passes over it， the trap will clench the squirrel[1]33.
　　2减译
　　 减译通常是删除冗余信息或者删减会对读者造成误解的信息。汉语语言丰富，表达多样，尤其是民族特色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为满足译入语需要或者确保行文流畅，富含民族特色的词汇不可能一一对应翻译。因此，这类作品的翻译中经常会出现减译现象，以达到文本简练或特定目的。在（2）中，“扎黑”和“堪达罕”两个词语都是民族特色词汇，且“扎黑”是“堪达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译者徐穆实在此处采用减译手段，删掉一个不仅不会造成原文本重要内容的缺失，也避免了对同一动物的不同表达方式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的名称困扰和理解负担。
　　 （2）我对桦皮船的记忆，是跟堪达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习惯叫它 “扎黑”。堪达罕是森林中最大的动物了，它有牛那般大，成年的堪达罕有四五百斤重呢[8]29！
　　 My memories of birch-bark jawi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lk， the largest creature in the forest. A mature kandahang can weigh two hundred and fifty kilos[9]45！
　　3异化
　　 异化是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特色的一种重要翻译策略。徐穆实致力于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民族作品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并希望读者能够感受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内涵。因此，针对该小说中人名、地名、生活用具的翻译如（3）中的“希楞柱”与（4）中的“萨满”和“乌力楞”，他追根溯源，分别采用了汉语、鄂温克语、俄语、满语的发音规则，将其分类进行音译，尽可能保留和传达民族特色，为译入语读者提供独特的异域风情。
　　（3）我从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伞一样的希楞柱，我们也叫它 “仙人柱”[8]6。
　　THE ONLY DWELLINGS I ever saw as a child were our shirangju， which are shaped like umbrellas. We have another name for them too： Abode of the Immortals[9]8.
　　（4）我对靴子不感兴趣，我想跟着尼都萨满去别的乌力楞，去看他跳神[8]35。
　　 But I wasn’t interested in boots. I wanted to accompany Nidu the Shaman to another urireng and observe his Spirit Dance[9]54.
　　 4归化
　　 归化是为了向译入语读者靠近，确保文本的可读性的主要翻译策略。（5）中“九死一生”是汉语成语，形容处在生死关头，情况十分紧急。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很难在英语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在对词语进行正确解码后，用通俗的译入语表达出来，在尽可能传达原意的基础上避免了直译“九死”带来的困惑和不解。此外，在上例（4）中，“跳神”是由萨满进行的一种仪式，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译入语读者由于信仰不同或缺少相应文化背景等因素无法正确解码，译者徐穆实将其译为“Spirit Dance”则更能唤起译入语读者的共鸣，促使读者对特色词汇更加准确的理解。诚然，在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归化策略有其内在意义。
　　（5）如果跑得慢，被它逮着，定是九死一生了[2]31。
　　 And if we ran slowly and it caught up to us， we’d be lucky to escape with our lives[9]49.
　　 5分译、合译及换序译法
　　 由于英汉语言系统的差异以及译者自身写作风格的影响，根据特定需要，除了归化和异化的基本翻译策略以及增译和减译的翻译手段的应用，鉴于语言语法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异同，分译、合译、换序译法等翻译手段也经常被使用，这些翻译手段的合理应用能够保证译作的流畅性，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如（6）中采取分译的手段使得原文内容的传达很有层次且重点突出。而（7）中的合译的使用则是与其语言规则相关，英语多长句，汉语多分句，在语言表达中英语倾向于将信息整合到一起表达。此外，（8）中采取了换序译法也与语言规则的重組相关，以便译入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合理地使用各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能够很好地打破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不同带来的理解困扰和误解。
　　 （6）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我们眼看着我们心爱的驯鹿一天天地脱皮、倒地和死亡[8]37。
　　 That bout of the reindeer plague continued for almost two months[9]57.
　　 In front of our eyes， our beloved reindeer lost their coats， collapsed on the ground and died， day after day.
　　 （7）在瘟疫发生的那段时光，我们没有搬迁。
　　狩猎活动也终止了[8]37。
　　 During the reindeer epidemic we didn’t move camp or hunt[9]58.
　　 （8）他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着，寻找着列娜的“乌麦”，也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灵魂。他从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上[8]6。 　　 He danced and chanted from sunrise until the stars appeared， all the while searching for Lena’s umai， her fledgling soul. Suddenly he collapsed[9]7—8.
　　四、结束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英译本得到了许多认可，莫言作品瑞典语译者陈安娜认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北方少数民族，瑞典同样有那样的民族，她觉得这部小说在瑞典会受欢迎[10]。该评论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学作品在世界会产生一定的共鸣。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充满民族特色的独特魅力，是研究以少数民族为体裁的小说的很好例子。《额爾古纳河右岸》英译者汉学家徐穆实有着30余年的在华经历，他翻译的《上海宝贝》一度成为畅销书目，适合西方读者市场的需求，但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给他内心深处带来的震撼以及他对民族文学的深沉热爱，使得他竭智尽力地想要将该书译入西方世界。在整个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他合理使用各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态度认真负责，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三个重要特征，即主观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堪称汉学家模式体系的一个范例。本文借徐穆实的译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英译研究，以期丰富汉学家模式的文学作品外译研究，尤其是承载文化底蕴、富含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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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Constraint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Chinese Version of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WEI Meng-hua， DUAN Wen-p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or’s statu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invisibility to visibility. Many scholars regard translators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discuss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ome of them believe that sinologists are ideal translator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ward the worl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 translator Bruce Humes selects the text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and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adopted in his translated ver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so 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nd constrai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ethnic culture.
　　Key words：sinologist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thn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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