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中女性社会身份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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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中的女性生活及其折射出的女性社会身份进行对比与分析。首先从封建纲常介入女性教化的背景出发，将女性嵌入历史与社会原生面貌，阐释两种物化形態对女性生存的记录。其次探究不同文化渊源对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的塑造，旧时代的民风民俗与宗族文化对传承方式的影响，以及在男权社会背景下女性心理的独特表达，通过这三个方面着重展开对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中所体现出女性对自我身份认识差异的论述。最后讨论性别意识与社会性质等因素对女性身份与自身价值构建的影响。
关键词：女书;贞节牌坊;男权社会;女性身份
一、对女性生存的记录
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同为男权社会下的产物，两者既有女性间的共鸣又各有千秋，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后又表现为各自分离的状态。在时空的差异下，两地有着各自的社会原生面貌与文化积淀，却孕育了同为记录女性生存方式的两种物化形态。从女书作品中记载的人物、故事与所推崇的贞节观念可看出为清朝的生活面貌。明清时期，在程朱理学的奠基下贞节观念发展到极致，徽州作为朱程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的故乡，向来秉持朱子的思想观念，尊崇礼教以及地域宗法规范。贞节牌坊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下谱写了一段又一段女性的血泪史，牌坊下的女性不仅为家族带来了荣耀更带来了利益回报。对女性思想与人性的禁锢，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同受此思想浪潮影响。
女书是女性之间的文字，也是女性交友的一方式，它的出现标着女性开始走上对自我身份探索的道路。女书常用于结拜姊妹之间的通信以及承载于女红作品与民俗节日中，这种特殊的女性符号，是维系女性内部生活、姊妹间情感的纽带。封闭而独立的地缘关系，反映出女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特定的生活面貌。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由当地妇女自己创作，反映当地妇女的生活、劳动、爱情与婚姻，如《卢八女》《杨细细》等。另一类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女书发源地——上江墟地区，虽与外界隔绝，但女性内部间的交流却十分密切，她们常常聚在一起做女红，将女书刺绣、刻画、书写于扇面、手帕上。她们在一起互诉衷肠，与自己的结拜姊妹在一起通过吟唱女书的方式诉说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歌谣谜语等，将在纲常礼教与乡俗民规压迫下对男权社会的满腹哀愁，生活感悟与姊妹倾诉。一边唱歌，一边通过家庭生活式的耳濡目染将女书代代相传。妇女们在民俗节日这一天，一起做食物、一同学习女书、分享书写女书的经验。女书作品中记录了女性在自我独立的社区中的成长、结交姊妹、民风民俗、坐歌堂等生活方式，体现出当地妇女真实的思想观念与社会价值。
徽州贞节牌坊在统治者旌表贞节烈女的制度下出现，展示了女性在夫权制度与家族荣耀下被书写、被表彰的独特景观建筑。牌坊中通常会记录女性为何人的妻子（未婚妻）、年龄、守寡的时间，以及守节期间如何赡养父母等，这些节烈事迹被刻在冰冷的贞节牌坊上，同时也记录了徽州女性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苦楚。她们的内心是否真如镌刻在贞节牌坊上的事迹般，奉献一生的青春与生命只为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家族的荣耀？徽州地区歌谣是她们内心情感的最好说明。“日如年，夜如年，披上个麻袋（守寡戴孝）更可怜。低头化纸钱，纸灰化作花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不容否认，明清时期徽商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徽商背后的女性正如这则民谣的内容，过着悲惨凄凉的生活，鲜活的生命却被消耗殆尽。徽州贞节牌坊承载了女性在封建纲常压迫下的社会生存状态，记录了牺牲幸福或惨遭杀戮来维持贞节的已婚女子的一生。牌坊是她们牺牲自由与生命价值为丈夫、家庭做出的凄凉总结，同时也是一首家国同构的悲歌。
二、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差异
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伴随着明清时期鼎盛的儒家文化而达到自我发展的高峰，同时它们所在的地理环境，为各自的社区内部与宗族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同为对女性生存方式、社会地位的记录，女书是女性视角下伴随着自由而独立的女性意识而产生，徽州贞节牌坊中的女性却选择了在男权视角下随波逐流的生存状态，探究这两类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差异，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不同文化渊源的塑造
江永地区在先秦时期属楚国南垂，自唐宋以来这里的居民南北参半，千百年来与外界的交流受限，沦为朝廷的发配之地，既居住着瑶族先民也成为北方移民的迁徙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口组合形成了汉风瑶俗的生活传统，并直接影响到当地妇女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楚文化的发展中，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尤其是对巫术的崇尚，女巫是楚国人的精神信仰，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从浪漫的巫术文化中能看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时表现出的非凡才华与智慧，对女性的崇拜习俗与母系氏族的追忆，为女书提供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上述女书植根于自由独立的南方女性文化与蛮夷少数民族风俗中，江永地区妇女的道德束缚较徽州的妇女要宽松自由。徽州的女性地位除了受理学思想为核心的统治压迫外，与徽州所独特的“宗族文化”与“徽商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关系。徽州自古有“商贾之乡”的称号，青壮年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将经商作为满足个人需要与强化宗族的主要手段，为了给常年在外的地域商帮维持稳定的家庭内部环境，依靠宗族的力量对商人妻子进行管束监督。男性社会以对待私有财产的方式对妻子进行严格的约束，徽州女性的身份意识与个人价值在社会边缘徘徊，在礼教与宗族的双重紧逼下把守贞节，徽州的贞节牌坊大量出现。
（二）不同传承方式的物化
女书的传承不是通过学校，而是在女性内部间的交流中，通过家庭式耳濡目染的学习和口传心授的吟唱得以传承。女书文化包含“女书的结交文化、自传诉苦文化、歌堂文化、婚嫁文化和女红文化”。不同的社会功能需求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并且直接影响到女书的传承方式。女书作品《十拜歌》反映了结交老同之间进行互相沟通的对话方式：“我自心红自欢乐/难承姊娘真有心/接下慢详读几道/听得心欢心自红/……/两点红花同共伴/起看望来开得心。”她们通过女书认知世界、交互精神，从而在妇女间形成群体社区。女书承载了女性一生的生活与故事，她们将秘密心事记载于与老同互相交换的私物中。她们通过参与与女书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巩固女性社区内部环境，在婚嫁时，用哭嫁吟唱女书的方式祝福姊妹。每个女书的主人都是女书的传承者，民间的说唱文学为女性群体写作空间的形成提供了根基，女书的传承虽通过家传、歌堂、民俗等方式呈现，但实质却依附于每位妇女的生活中，她们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是一种真正的原生态传承。 女书是女性与男性世界隔绝下自发性参与的自娱自乐，而徽州贞节牌坊是空间中象征男性权利的特殊景观，通过树立男性心中的道德楷模、以为后人效仿的方式传承下去。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具有权力特征的空间，并且表明这是一个具有规训与惩罚性特征的空间，通过监视的手段达到权利的目的。徽州的贞节牌坊起源于乌头门，是宗祠的附属物，为四柱三开架的结构，由基础、立柱、额枋、字板这几部分组成。在歙县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中，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汪氏节孝坊，为旌表鲍文龄的妻子汪氏而建造，汪氏年仅25岁就丧夫守节，直到45岁病逝。贞节牌坊上所题“矢贞全孝，立节完孤”赞扬了汪氏在丈夫去世后守节不再改嫁，守节期间孝顺公婆，并含辛茹苦把丈夫留下的遗孤抚养成才。贞节牌坊中的建筑造型与文辞艺术都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评价，成为封建道德观念下的实物资料。权利空间的产生根存于人的欲望中，屹立于徽州空间中的贞节牌坊与宗族文化中的祠堂、徽派建筑相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空间，是封建王朝与男性社会运行机制的缩影，给人们传达出规训与教化的信息，将贞节观念世代传授。
（三）不同女性心理的表达
由母系氏族演变而来的江永瑶族与沉淀着中原文化的徽州女性不同，江永女性骨子里有着平等、创造、引导的力量，女书作为女性间交际的语言文字与苦情文学，是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而徽州的女性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只能隐忍顺从趋同于社会主流文化，不满与委屈压抑在心底封存不敢直视，不敢表达。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 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江永地区的妇女需要借助女书来表达自我的审美需要与认知需要，从而在男权社会中树立独立的女性身份，徽州的女性却截然不同，她们在历史的轨迹中失去话语权，被男性书写与观看。
温柔窈窕的女书字体似女性的形象般娇柔、婉约，七言律诗构成吟唱女书的主要唱词，既有故事叙述又有抒情的成分。作为倾诉情感的主要途径，低沉的吟唱方式构成凄美、婉转的审美意象。这种审美活动表达了她们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她们敢于建立独立的女性社区并在其中相互倾诉、关怀、相互尊重、陶冶情操。在由女书构建的精神王国里，记录真实情感与需求从而走向自由与解放的心理。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这两种物化形态的主人公都为女性，但是徽州贞节牌坊却是男性的诉说方式，牌坊上的字体常以柔和的装饰字体语汇表达，渲染浓厚的性别色彩，但其实女性的一切心理活动与价值观都受男性主导，女性是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徽州女性在此社会面貌下无法发声，贞节牌坊中女性引以为荣的态度，实质却掩盖了其一生悲剧性的终结，以至于在“被奴化”过程中演变为“自奴化”的现象，这份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充当了封建男权社会的帮凶。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是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启蒙，江永的女性具有共同的认知，意识到女性的主体性是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关键，而话语权正是赢得身份认同的前提。女书得益于女性主体内部的力量，并用朴实的地域文化重塑女性身份并得到社会的认同。
三、对自身价值的构建
中国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不仅局限于处于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学，而是根深蒂固于家族文化传统中。在徽州家族中，宗族文化就像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家族延续、祖先崇拜、贞节孝道成为支撑与论证压迫女性行为的合理解释。巩固家族结构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联系，比如守寡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美德，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的终生结合。而对江永女性来说，追求真正的爱情，遵循内心真实的情感，反叛贞节观念是一种社会常态。女书传人中部分人有改嫁的人生经历。她们敢于解除不幸的婚姻，修正“女无再适”的贞洁观，不让婚姻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束缚，试图在社会面貌与女性自身话语的双重构建下，传达在场者的讯息。生活在宗族制度下的徽州女性，父母与宗族的权威仍然高于自身的意愿，她们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处境直接依赖于自身的婚姻状况，寡妇不能再嫁在女性内部具有强烈的共识，她们既不能表达自我的意愿也无法获得自由的处境。不论是隐忍顺从还是顽强反抗，徽州女性都在从属男权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得到男性的评价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
女性范畴不再意味着一系列自然生物的存在——支持基于劳动和社会角色的自然化性别分工，它也不表示一系列精神和行为上的女性特质。在存在主义的解构下，女性意味着一种社会建构，一种通过参加性别进程的持续现象而性别化进程，是一个获得和体认一系列社会认可之性别规范的过程。自我认同是重塑性别典型的前提，不仅是性别所指，还应是社会性别、文化性别以及人格精神等诸多内涵的指向。儒家的道德修行与君子典范的树立并不具有明显的性别特质，但对于女性内部而言是难以企及的，女书与贞节牌坊对女性身份塑造的差异在于选择通过自我认同的途径还是成为男性视角下的道德神话。女书作为一个支点，建构着女性活动的同时，还为处于男权社会压迫下的瑶族女性指出了一条身份建构的道路：从隐喻女性强大创造力的文字审美中得出灵感，以瑶族民风民俗、生活习性为养分，以女性内部的诉说与安抚为精神力量，在现实的生活中让女性群体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并完成自我身份的探索，成为女性社会内部独立的自由女性。徽州女性在肯定内部文化与自身价值的矛盾中发展，在父权制社会的艰难处境下，徽州女性产生了身份认同的严重危机。徽州一带女性群体是不存在的，她们的价值实现只能依附于男权社会的评价标准，通过维系亲子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实际成就来衡量，缄默地走上节烈之路。
男权底色下对女性的压迫只是外部束缚，自身认同与重塑女性身份才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突破基于社会分工女性的“内”领域进入“外”领域——学习、追求个人价值才是对自我身份的完整塑造。
四、结语
社会文化与历史面貌的差异，展现了江永女书与徽州贞节牌坊对女性生存的不同记录，同时也是两种女性身份探索之旅的呈现——一种是依靠女性群体义结金兰的力量，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启蒙与身份特征的重塑;另一种是坚持隐忍失语的身份特征，依靠男权社会换取物化空间中的话语权。从原始走向封建礼教的女性身份差异，不仅源于男性欲望与权力下传统的性别特征，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扭曲。选择成为“他者”的景观或是在压抑中不懈追求身份认同，创造了这两种封建意识形态产物。当女性开始认同自身，追求两性平等以及自由与人格独立，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女性主体本身的要求，而指向身份、地位与个人价值。从女性社会建立起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出，女性在儒学道德层面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得以提升，为儒家女权主义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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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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