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瑟·克拉克与刘慈欣生态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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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阿瑟·克拉克小说《遥远的地球之歌》与刘慈欣《死神永生》为例，从地方依附、环境想象出发，分析《死神永生》对《遥远的地球之歌》的生态思想的接受及变异。这两部科幻文学作品都体现出了从地方依附到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升华，彰显出刘慈欣对克拉克生态思想的接受与发展，同时也揭示了刘慈欣对宇宙整体的关怀要比克拉克浓厚得多。
　　关键词：《遥远的地球之歌》;《死神永生》;生态整体主义;地方依附;环境想象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2-0122-03
　　科幻文学自诞生起就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科幻文学可以被视为“人类在现实中的文化心理投射在未来时空的镜像”[1]。简言之，科幻文学是映射与反思当下人类社会的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小说类型。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幻文学始终包含着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自然的冲突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文学中的生态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2]27文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有义务承担起保护与拯救环境的重任。因此，科幻文学中内蕴的生态思想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作为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三巨头之一，其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生态主题思想，在《遥远的地球之歌》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先锋，“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3]。深掘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主题和内涵，不难发现其与阿瑟·克拉克的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阿瑟·克拉克科幻文学作品中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与渴望，被刘慈欣认同并在作品中继承下来，但国内对两位科幻作家作品生态思想的对比却鲜有研究。《遥远的地球之歌》讲述了太阳系爆炸后，人类在萨拉萨星停留期间的故事，最终以最后的人类飞向宇宙探索新的行星结束。《死神永生》则讲述了人类与三体人之间焦灼的战斗，最终宇宙中各个文明共同努力回归田园宇宙的故事。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遥远的地球之歌》与《死神永生》中的生态思想进行对比，从人类与地方、文明对环境的想象、对宇宙整体的关怀三个方面，探讨刘慈欣与克拉克科幻作品中生态思想的异同。
　　一、人与地方的依恋
　　中国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刘慈欣在他的科幻作品中直面并深思了人类对环境的依赖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死神永生》处处透露着对地方的依恋。刘慈欣所描绘的“人类对地球的眷恋”正体现了人的对地方的依附感，这与布依尔所倡导的“地方依附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布依尔认为，地方“是被赋予了意义的空间、是‘感受到的价值的中心’。”[4]193也就是说，地方是可以被感受的，是携带着居住者记忆的处所，包含着肉体上与精神上的眷恋，是可以“被爱、被恨、被惧怕、被尊敬的”[4]193。这种对地方的依附感，能够让人回忆起自我与地方内在的紧密联系，从而对曾经或现在所处的地方产生自然的亲切感。
　　细读克拉克的《遥远的地球之歌》可以发现，书中充斥着这种对地方的亲切感。该书对地球的毁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罗伦·罗伦森上校在星际飞船冬眠舱中苏醒后，对末世的场景进行了回忆：“然而，和地球的悲剧相比，这些都只不过是空洞苍白的景象……在末日前的那个世纪里，地球上到处游荡着鬼魂……”。[5]42在广饶的宇宙中，唯有地球是人类安身栖息的地方，然而如今地球这个承载着罗伦森回忆的地方也消失无踪，曾经让他心安的地方再也无法相见。在克拉克的科幻作品中，这种将地球想象为地方的写作手法随处可见。在孤寂的宇宙中，地球作为携带着人类情感的地方，承载着人类对自然的美好想象。这种将地球想象为地方的手法对刘慈欣的创作风格也有深远的影响。在《死神永生》中，作为人类舰队的逃兵，“青铜时代号”上所有的舰员听到说人类政府将以“英雄”的身份欢迎他们重返地球时，舰员们即刻将潜藏在内心深处对地球深深的思念表露出来：“回家了！……我回去就退役，开个小农场，永远生活在大地上。”[6]78显然，舰员们将地球视为自己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遭受了宇宙中无垠虚空的压迫之后，更意识到了何为自己所神往之处。地球作为个人与集体所依附的地方，自然对人类有着难以磨灭的精神上的影响。因此，“回归土地，回归处所”[7]197，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重新栖居，成为舰员们美好的愿景。在得知被召集回来实际上是他们犯了反人类罪、将被审判时，“青铜时代号”的控制军官开口对法官说道：“你的灵魂一步都没离开，还在地球上——除非飞船的后面一无所有，太阳地球都消失，变成一片虚空，那时你才能理解我的那种变化。”[6]84这样的地方依附感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只有明白我们身在何处，才能了解我们是谁”[8]25。因此，像控制军官这样失去了地方依附感的人，也就无法进行自我身份的定义，终究会变成漂泊无依的灵魂。
　　克拉克與刘慈欣的科幻作品都在危机叙事中摹写了人类与地方复杂的内在联系与情感。在广饶无垠的宇宙中，作为一个微小的地方，地球是人与自然的媒介，更能体现出人与地球之间犹如细丝却坚韧不断的联系。可以说，他们为科幻文学的生态美感提供了丰富的美学观。
　　二、文明对环境的想象
　　如果说两位科幻作家都将地球视为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那么除地球之外，克拉克与刘慈欣又描绘了一个想象的瑰丽之地。从生态批评视角来看，主流文学所描绘的是某些区域性的生态现象，而科幻文学则打破了这种固化了的文学模式，去描摹那些充斥在想象中的环境。布依尔认为：“环境危机包含着想象的危机。改善环境，在于找到想象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更恰当的方法。”[9]2通过分析《遥远的地球之歌》，我们可以看到，罗伦森上校在地球毁灭之后，又将眷恋寄托在萨拉萨星上。萨拉萨星上三座拥簇在一起的岛屿，瞬间就让罗伦森回想起了夏威夷，但那是他“从未涉足、已不存在的地方”[5]37。那种对从未涉足的地方的美好幻想，不仅仅是精神上，更是与现实经验连接着生态上的满足。 　　刘慈欣在《死神永生》中对三体文明并没有进行直接描写，而是从三体星的环境展开。作为生长在一颗终年围绕着三颗恒星公转的行星上的文明，三体人常常经历着极热和极寒时期，而这种极端气候的描写则解释了三体星人为何要远征地球。在这种无解环境中，逃离、寻找更舒适的环境是最好的选择。刘慈欣着重描写了极热与极寒灾害来临时三体人的心理与生理反应，以及赌上整个种族的命运，在孤寂宇宙中远航的情景。若是将三体文明与人类文明对调，不难发现，人类就是环境毁灭之后的三体人。若是对环境恶化继续漠不关心，人类未来也将变得岌岌可危，届时我们会失去依恋的地球，而去无垠的宇宙中流浪。
　　不过，通过挖掘《遥远的地球之歌》可以发现，在危机叙事中，人类作为主动者，始终以自身对环境的寻求为突破口，进而形成了“地球→逃离→萨拉萨星→远离→萨根2号星”的模式，对新殖民星并不包含着激烈冲突。而反观《死神永生》，则是形成了“三体星→逃离→地球→逃离→宇宙”的模式，文中的危机起源于三体文明的环境危机而非人类自身的。因此，人类作为被动接受者，反而体现出和三体文明的激烈冲突。但无论如何比较，二者都从作者对环境的美好想象出发的，这更加突出了两部科幻文学作品中内在生态思想上的联系。
　　三、宇宙关怀的抉择
　　在《遥远的地球之歌》与《死神永生》中，这种对环境的美好追求上升到了宇宙整体的高度。两部作品在追寻美好环境过程中，整体叙事机制是这样的：地球→类地行星→宇宙，作者的生态视野也从“人与地方→人类文明与其他文明→宇宙整体”进行变化。探究克拉克的小说就可以发现，他的小说的叙事机制大多是从细节开始，最后上升到宇宙整体的角度，《遥远的地球之歌》与刘慈欣的《死神永生》都遵从了这种叙事方式。这样的叙事机制实则也隐含着两位科幻作家的生态观。从地方到宇宙，可以看作是从地方依附到生态整体主义的升华。
　　生态整体主义将生物圈看作是一个整体，它反对将事物进行割裂的分析与研究，而是考察事物内部的关联方式。生态整体主义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内部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不会预设中心。[7]144换言之，生态整体主义就是地方依附的升华，也内含着地方依附。从忧思地方升华到关怀整体，从中心解构成非中心，一切都汇集成整体，是生态整体主义实践的范式。
　　在《遥远的地球之歌》中，这种范式体现得极为明显。罗伦森上校所乘坐的飞船从地球驶离，在萨拉萨星做了短暂的停留后，便飞向了萨根二号星。无论是对地球还是对萨拉萨星，都可以看到，所有仅存的地球人类对两者有着浓浓的地方依附感。在萨拉萨星逗留期间，地球人类再次感到了“家”的意义，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真正感到心安。随即画面转到了舰员们的争论，一些舰员选择在萨拉萨星安家，而更多人则是仍按照原计划，去探寻萨根二号星。该书的结尾描绘了罗伦森再一次进入冬眠之前的思想状态：“前方的天空已经沐浴在了一轮新太阳光辉中。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一颗新的行星上。……终有一天，痛苦将会远去，唯有记忆长存。”[5]344在全文的结尾，饱含着地方依附色彩的描写转变成了对宇宙无尽的赞美。不难看出，克拉克在结尾处将全宇宙看作是一个整体，有我也有它。于是，“宇宙自我的全部目的或终极目的便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个体自我的存在和目的成为整体。”[10]23
　　细读《死神永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从地方走向整体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表现得更加强烈。在该书的前半部分，作者着力描写了地球生态在经历过两百年的更替的变化，人类成功地再栖居于这个美丽的星球。主人公程心在冬眠苏醒后看到春意盎然的环境后，更是由衷感嘆。然而随着三体文明的入侵以及人类在太空的探索，人类意识到一件事：地球不再是单独的一个整体了。随着“蓝色空间号”的探索，科学家们发现了高维度文明残留下来的遗迹，而遗迹也对人类发出了警告：“海干了鱼就要聚集在水洼里，水洼也在干涸，鱼都将消失。”[6]207作者借此隐喻了文明战争对环境摧残的一面。在小说最后，科学家更是推出预测：宇宙中高等文明正进行着战争，宇宙维度也不断从十维降低到三维。而一些科学家力图恢复宇宙的本貌，重回十维田园宇宙，并且描绘出田园宇宙的美好环境。宇宙中更是有所谓的神级文明进行着恢复十维宇宙的尝试，最终使宇宙重新回归十维的田园宇宙。这种从局部对地球环境的关怀与依恋到最后对宇宙整体关怀的转变，“把我们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描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与千百万其他物种的福祉和存在紧紧地绑在一起。”[10]106最终，程心与关云帆作为人类文明最后的代表，为重回田园宇宙，与宇宙中的其他文明联系作出了最后的贡献。可以看出，刘慈欣在《死神永生》中对宇宙整体的关怀要比克拉克的《遥远的地球之歌》要浓厚得多。
　　总体来看，刘慈欣在继承了克拉克生态思想的前提下，在《死神永生》中展现出深刻的生态内涵，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两部作品都鲜明地表露出对地方，也就是对地球深深的眷恋，同时也怀揣着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想象在“假设地球若是毁灭”这样的危机叙事的前提下，人类应该如何生存。采取文明的发展与环境的冲突这种叙事主题，更能让读者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含有的资源不是用之不竭的，如何从生态环境的整体角度去考虑、去生活，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两位作者都采用了从“地方”到“宇宙”这样的叙事方式，消解了中心化思想，使读者既关注地球上的生态，又考虑人与宇宙的关系。虽然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在我国长期不受重视，生态批评在科幻文学上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去进行研究与考察，更是对《三体》表露出浓厚的兴趣，这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来说，确实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1]王茜.科幻文学中的“变为思考”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反思——以《三体》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16（8）.
　　[2]Waster，Donald：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New York，p.27，63.
　　[3]严锋.追寻“造物主的活儿”——刘慈欣的科幻世界[J].书城，2009（2）.
　　[4].Buell，Law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5]（英）阿瑟·克拉克.高天羽译.遥远地球之歌[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6]刘慈欣.三体——地球往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7]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Snyder，Gary：A Place in Space：Ethics，Aesthetics，and Watershed. Washington，D.C.：Counterpoint Press，1995.
　　[9].Buell，Lawrence.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0].Baxter，Brian：Ecologism：An Introduction.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
　　作者简介：王嘉诚（1994—），男，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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