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石铲文化与骆越文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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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距今约4000-5000年前，以左右江及邕江流域为中心的骆越故地出现了以大石铲为特色的石铲文化。从大石铲的结构、造型与功能看，它应是一种以水田耕作为主的生产工具。石铲奇特的组合形式与硕大形体，应与稻作农业祭祀仪式有关，是前骆越社会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石铲;骆越;文明发生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3.015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3-0084-04
　　距今约4000-5000年前，以左右江及邕江流域为中心的骆越故地出现了独特的大石铲文化。石铲是一种形体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洁、肩上设有小柄的复合式劳动工具，它应是从有肩石斧演变而来。从大石铲的结构与造型看，它应是一种以水田耕作为主的生产工具。从出土石铲的奇特组合形式及其寓意表明，应与稻作生产祭祀仪式有关，这是前骆越社会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
　　广西南部地区大石铲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2年修筑崇左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公路时，筑路民工在崇左太平段工地上挖出1件磨制精致的石器，考古工作者第一次见到这种石器，无法定名，即转送北京，北京专家也未曾见过，不知作何用途，于是在《考古通讯》公布，称之为“有肩石斧”。直到1960年春，农民在扶绥县北部的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开垦种植发现大批此类石器之后，才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当即派员赶赴现场。经过勘测和发掘，才知道该处石器散布的面积宽达2公里，在农民充填的土墙上也嵌着石铲的残片。
　　1962-1963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南宁地区的文物普查，考古工作者在隆安、扶绥、邕宁3县的左江、右江两岸发现此类遗址30多处，采集到大量的大石铲标本，令考古界震惊。因为这些石器形状像现代农村使用的铁铲，于是命名为“石铲”，又因其形体硕大，故在石铲前冠以“大”字，称为“大石铲”。这种大石铲主要集中发现于广西南部地区，考古界称之为“桂南大石铲”。大石铲遗址的共同特点是以出土石铲为主，石铲形体硕大，磨制精致，造型美观，石铲的组合形式特殊，遗址内未见有其他遗迹和遗物。
　　经过多年调查，目前发现的大石铲遗址或地点有110多处，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东自平南、容县、北流，南到合浦、宁明、凭祥，西自那坡、靖西、德保，北到河池、柳州、贺州，遍及40多个县、市，共143处。在广东封开、德庆、郁南、兴宁、阳江、海康等县有15处，海南定安等县有6处，在越南北部的广宁、高平等地也有不少石铲遗址，具体数字未见统计。越南北部属于骆越文化圈，发现石铲遗址当在意料之中。大石铲遗址分布范围主要在红水河以南地区，多处于江河湖泊间的低矮丘陵坡岗上。其中以隆安东南部、扶绥县北部、邕宁县西北部分布最为密集，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从这个中心地带向四周辐射，距中心地越远，石铲遗存越少。石铲遗址和南宁贝丘遗址一样，都是骆越地区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史前文化遗址。
　　除了扶绥县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遗址之外，隆安县乔建镇儒浩村高岭遗址，遗物散布面积也有1平方公里，扶绥县中东镇九和村那淋屯遗址纵横约1.5平方公里。在这些遗址范围内，石铲和石铲残片俯拾皆是。197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试掘了那淋屯遗址，开1条4×4米探方，1条4×2米探沟，仅在探沟内就出土石铲43件。1978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试掘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韦关岭遗址，获石铲25件。1979年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的大龙潭遗址，遗址分布面积约5 000平方米，揭露面积82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65—100厘米，共挖出灰坑20个，其中圆形竖坑15个，椭圆形坑2个，袋形坑2个，不规则形坑一个。坑内填土含红烧土块、炭屑、石铲等。在灰坑外的地层中，也出土大量的石铲，它们常被放置成一定的组合形式，每组2—20件不等，常见的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四种形式。直立与斜立排列，均系铲柄朝下，刃部朝上，有的排成队列，铲与铲相互紧贴，有的排成字形，东西北各竖一件石铲，底部也铺垫一件石铲。侧置或平放成圆圈的石铲组合，多发现于灰坑之内。出土的遗物绝大多数系石铲或残片，完整的石铲231件，石铲以体型硕大者居多。不少石铲扁薄易折，刃缘厚钝，甚至为平刃，作为工具无实用价值。
　　1980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扶绥中东遗址，揭露面积600平方米，所获石铲440多件，其中完整者190件，部分残缺者130多件，残碎不成形者120多件。
　　1991年9月至1992年6月为配合南昆铁路南宁至平果段建设，考古工作者在隆安县奋战了半年多，发掘了古潭乡内军坡、那桐镇定出岭、乔建镇秃斗岭、大山岭、麻风坡、雷美岭等遗址，揭露面积2 700平方米。其中内军坡有一处较大的石铲堆积，这个土堆坡顶略呈馒头状，底径达8米，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经清点，数量达上万件。
　　此外，在南宁市近郊的坛洛、那龙，武鸣县的双桥、罗圩，崇左县的雷州等乡镇仍不断有石铲出土，目前采集的大石铲标本已达1 200多件。考古专家用器物类型学方法，将它们分门别类。1978年广西文物考古训练班把出土的344件石铲分成3个类型：第一型是直腰型，即铲身两条侧边是呈直线的;第二型是束腰型，即铲身两条侧边自肩以下内收，至中腰又外展，然后呈弧状收缩成圆弧刃;第三型是袖衫型，所谓“袖”，是指石铲的双肩凸出的形态像人的上衣短袖。这些制作成形的石铲都是棱角对称，打磨光洁的艺术品。尤其是那些束腰而有短袖形花肩的石铲，双肩出齿对称匀正，肩以下逐渐内收成腰，然后再向外扩展，呈弧状回收成刃。切线硬直规整，弧线柔和圆润，堪称石器工艺品中的杰作;有的用玉石雕凿，光彩照人，令人爱不释手。
　　大石铲不但造型精美，而且有的形体硕大，有的重达10余公斤。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的一件袖衫型大石铲长66.7厘米，宽27.2厘米，厚1.9厘米;大龙潭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石铲，长72.1厘米，宽35厘米，厚1.5厘米;大新县榄圩乡康合村出土的一件锯齿袖束腰型大石铲，长75厘米，宽25厘米，厚2.4厘米。从一些石铲残片来看，肯定还会有比此更巨大的。这些都是煌煌巨制，堪称“石铲之王”，是石器中的“巨無霸”。将它们支撑起来平放，可充当一张饭桌。有的石铲则特别小巧，小得只有1个大拇指头那么大，仅具模型而已，可谓袖珍型石铲。 　　一般认为，石铲是一种劳动工具，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到底是什么功能的劳动工具呢？目前学界没有明确说法，而骆越族裔壮族创世史诗《壮族麽经布洛陀》则给我们解答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壮族麽经布洛陀》唱本中有用石器耕作的记载，“古时没有牛，用‘寅礼’犁田，用‘寅岜’犁地”[1]。《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注者将“寅礼”解释为“长石” 。实际上在壮语中，“寅礼”本意是扁长之意，“寅礼”可以理解为石铲。“寅岜”则是山上的石头。这段诗文的大致意思是，在没有牛的时代，人们用扁长石块来犁田，用山石来犁地。石铲扁平硕长，若安上木柄，与现代的铁锹相近，很适合水田作业。山石应是石斧一类工具，器短而粗重，适合旱地作业，分工非常清楚。
　　“寅礼”“寅岜”就是考古学中的石器。在骆越故地，从80万年前至数千年前， 先人们用砾石制作劳动工具， 开始是打制石器，后来发展为磨制石器。《壮族麽经布洛陀》所说的用长石犁田的事，与考古学文化是相吻合的。值得提出的是，壮族的麽公们没有上过现代化的大学，也没有学过考古学，更不会懂得人类社会进程中有个石器时代这样的考古学理论，但在他们的麽经中却有反映石器时代的耕作方式，应当说是世代传承的口头文学中保存下来的，不是某一麽公的创造发明。这样的神话传说，却记录了历史的真实一面。
　　石铲遗址在骆越故地的普遍出现，表明骆越先民的稻作农业技术已飞跃进步。骆越稻作技术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邕宁县顶蛳山文化遗址中发现，骆越先民就已学会稻作种植。顶蛳山遗址分四期，一期距今约10 000年，二、三期距今约7 000-8 000千年，四期距今约6 000年。前三期的堆积中没有发现稻属植硅石，第四期出现数量可观的栽培稻植硅石。据推测，顶蛳山遗址第四期突然出现的栽培稻和稻作生产技术可能都是外来的，并且得到迅速发展，其传入的时间约在距今6 000年前[2]。顶蛳山遗址栽培稻有可能是从右江上游的百色盆地传入，因百色盆地发现有丰富的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遗址。这些遗址的居民们或在7000-8000年前就已学会种植栽陪稻，6 000年后顺流下传给邕江流域的顶蛳山人。顶蛳山人的稻作农业应是旱稻农业，因为此时期还没有出现石铲，大量的农耕工具是有肩石斧和无肩石斧，此类工具短而粗，不具备水稻耕种功能。
　　水稻农业的出现，催生了骆越先民复杂祭祀仪式发生。因为水稻作物对天雨依赖性很大，特别是在没有水利设施的农耕时期，天雨是水稻作物丰收与否的关键因素。在生产力低下的骆越社会，只能用祭祀形式求天神降雨，以利耕种。在骆越民族中，以不同形式祭天求雨的仪式非常流行。如左江花山岩画，所有的人像都做蛙舞动作，壮族民间认为，天上管雨水的神是雷神，青蛙是雷神的女儿，是天雨使者，以蛙舞形式的祭祀仪式，实际就是祭天求雨之目的。现在广西东兰县壮族每年举行的婆蛙节，也是古代骆越祭天求雨遗风。石铲出土时的组合形式，都与祭天求雨有关，如桂南石铲遗址中的“圆圈形”组合形式。隆安县大龙潭遗址，有相当部分的石铲圆圈是在深达2米的圆土坑内，圆形土坑、圆形石铲两者合二为一。当时人们没有现代的天文知识，他们仅凭肉眼和感知来认识事物，认为天是圆的，所以将天神具体化为圆圈状，而这种圆圈实际上就是人们意念中的庇护圈，人们希望通过圆圈形祭祀来祷求天神的庇佑。而石铲与火烧土的组合是判断祭祀目的的关键形式，它象征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是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一种主要方式。由于使用石器劳动工具去铲除杂草丛木困难很大，于是借用火力烧垦荒地，这样既可以除掉杂草丛木，又可以获得肥力。但是，火烧地是很干燥的，如果没有水，农作物就无法下种和生长，因此，雨水是至关重要的。而当时人们对天雨感到很神秘，认为下雨与否皆取决于天神，对天神特别敬畏，每年在焚荒之前必定举行祭天求雨活动，通过石铲与火烧土的组合，将自己的劳动生产方式转告上苍天神，祈求天神及时下雨，保佑庄稼能及时下种和获得丰收。桂南石铲遗址中的“圆圈形”组合形式，和甘肃齐家文化发现的石圆圈的非常相似之处。甘肃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内，发现的石圆圈共有5处，“都是利用天然的扁砾石排列而成，圈内没有路土的痕迹，在它的附近分布着许多墓葬，圈的旁边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如F1直径约4.1米，西北向有一缺口，宽1.5米，在它的东边约7米处，发现一具被砍掉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尚未出生的小牛骨骼。F5的西边发现一具不甚完整的羊骨架。F3的南边发现2块卜骨，F6的东边发现1块卜骨。这些现象显然与原始宗教有关”[3]。另外，在秦魏家墓地中也发现有石圆圈的遗迹。石圆圈“位于南部墓地的东北边，用天然的砾石排列而成，直径约4米，其中有几块砾石的上面还撒有赭石粉末的痕迹，从它与墓葬的位置看，当属于原始宗教性质的一种建筑遗存”[4]。以上两例说明，石圈与祭祀有关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根据出土的情况推断，石铲圆圈的祭祀对象不应该是祖先祭祀，它应当是祭天求雨的一种仪式，祭祀对象是雷神。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分界最为重要：第一，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第二，阶层、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即文明社会与平等的氏族社会的分界。壮族文明的起源所讨论的主题是第二个分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个热门的课题，出了很多专著和文章，但多将视野集中在以黄河为中心地域，忽略了周边地区的文明起源发展客观情况，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个怪圈。他说：“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5]2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除中原地区的汉族之外，周边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文明运动的轨迹，最后才汇合成中华文明大实体。“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5]86。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5]79。
　　从考古学角度对古代文明进行研究探索，目前国内外较流行的观点是将考古发现的某些遗物、遗存作为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如将铜器、文字、城市、复杂的祭祀礼仪作为标志物。确实，这些标志物的出现，客观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但是，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由于居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内，各自进入文明的道路是有所區别的，因而各自一系列的物化标志物也很难循同一标准来衡量。以铜器为例，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南欧爱琴海域等古代文明时代都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夏、商、周、春秋时的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然而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西欧亦并非在其铜器时代而是在其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的。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将中国文化的起源提前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此时期也没有青铜器，尚属前铜文化时期。
　　综合上述情况，从考古学角度探讨骆越社会文明的发生时，绝不能全部坐实对号那些“标志物”，而是采取有“标志物”论而不唯“标志物”论的态度。复杂的大石铲祭祀仪式和石铲射出的水稻农业，是骆越文明社会发生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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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赵志军，傅宪国，吕烈丹.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分析与研究[J].考古，2005（1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4（2）.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1975（2）.
　　[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任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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