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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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久
[摘 要] 生存发展资源的匮乏有贫困定义所蕴涵的共同内核。贫困研究的混乱在于贫困主体的游离。将贫困的主体定位后发现，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具有各自的内在矛盾。主张贫困研究需对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區域贫困、个体贫困予以严格区分。通过对贫困成因的历时性考察发现，贫困根源于人类社会的分化，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是制造贫困的重要力量。
[关 键 词] 贫困;资源;匮乏;市场
[中图分类号] B0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27-0095-03
解读现实，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发展不平衡已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
当前学者多从过程、互动和行动三个维度梳理与分析了贫困：作为过程的贫困研究主要是以分析与探讨贫困自身的特征和机理为目的，包括贫困定义、类型及发生学，核心是贫困特征和类型，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贫困原因和机制，贫困缓解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作为互动的贫困研究，用一种或多种互动关系来看待贫困，包括区域差距、群体差距、利益结构分析，比较突出的是公平问题和利益群体分化格局以及梯度发展论和反梯度理论讨论。作为行动的贫困研究，包括扶贫方式、传递系统、瞄准机制和参与式扶贫分析。显而易见的是，作为过程的贫困研究是整个贫困研究的基石，同时也是解构和重构贫困的关键和核心。
阅读文献时，对贫困的定义尽管学者的理解呈现出不断分化的趋势，但匮乏、缺失是他们定义贫困的共同内核，衡量是否匮乏的依据是源自整体社会的。而在贫困的类型划分上，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群体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划分外，还提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生存型贫困、半饥饿性贫困、温饱型贫困;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等。当然，这些分类不仅不代表对贫困理解的深化，相反却凸现了对贫困理解的匮乏，且导致贫困研究混乱。因此，我们反对缺乏内在规定性差异对贫困进行类型划分。对贫困成因的探讨是贫困治理和反贫困的基础，是贫困研究的焦点。贫困在本质上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标定，贫困的产生与再生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自然环境、个体的能力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加之研究者又存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视角，形成了众多关于贫困成因的学说和观点。
总之，当前贫困研究者对贫困的理解包含“匮乏”这一共同内核，但却忽视贫困的主体和对贫困成因的历时性考察。正是贫困主体的模糊导致了贫困研究的混乱。贫困主体的不同，导致其贫困的原因存在根本性差异。根据贫困蕴涵的内在矛盾，我们将贫困区分为立足世界的国家贫困，立足国家的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立足区域的个体贫困。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具有实质性差异实，既有的贫困研究却未予以区分，存在着个体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国家贫困混同的现象。
一、贫困的解构
基于对国家、阶级（阶层）和区域社会、个体三个贫困主体的严格区分，或者说基于对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的严格区分，以一种历时加共时的综合视域，解构了贫困及相关研究。
（一）国家贫困的解构
国家是人类社会分化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分化的历史，从原始的共同体分化为氏族社会、阶级社会，直至国家机器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导致了国家的对立与对抗的不可避免，国家的对立与对抗又导致了部分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前，通过战争实现的赤裸裸的财富掠夺是导致国家贫困的主要方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尤其是世界市场的确立，市场成为财富掠夺并制造国家贫困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的产业链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利润低下，而位于产生链高端的则可获得高额利润。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通常位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巧妙地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进一步拉大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制造了更大的贫困。时下，发达国家极力维护知识产权，力图实现技术垄断，同时尽力推动世界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其用意昭然若揭，旨在进一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为自己谋取更大的优势，同时也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大的贫困。于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然在承认西方发达国家位于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潜藏着西方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文化中心的诉求。总之，目前鲜有对国家贫困的分析与探讨，所谓对国家贫困的解构，其实是对国家贫困的建构。西方社会有意无意回避对立足世界国家贫困的分析与探讨，可谓“用心良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在宏观层面上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具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需要保持对西方社会贫困理论和贫困研究的审慎怀疑。
（二）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的解构
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是国家内部分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对立如同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对立，势必导致被统治阶级的贫困。马克思的“制度造成贫困”是对这一阶级社会的历史必然的深刻洞见。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马克思通过革命消除贫困的思路，显然不能被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接受。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阶级（阶层）差异和区域差异过大是社会安定的重要隐患。为维护社会的安定，西方社会的学者对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予以了一定的研究探讨。奥科克（Alcock）、文森特（Vincent）、马克格拉杰（MacGregor）认为政策对贫困的产生与再生具有重要影响。但西方社会的学者对阶级（阶层）贫困的理论表现出对阶级对立的回避，而选择了对底层（Underclass）的探讨。同时，他们的理论潜藏着使底层贫困合理化的企图。甘斯的贫困功能论基于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这一基本视角，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则回避了对制度的探讨，认为贫困是穷人承袭贫困文化的结果。 我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但阶层性贫困和区域性贫困却较为明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进一步拉大。我国学者提出的资源要素贫困观、素质贫困论、系统贫困观、贫困发生学以及梯度发展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似乎都未能揭示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的根源。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的阶层性贫困和区域性贫困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阶层、地域在市场中占据的地位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对抗的外在张力，迫使国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作出了效率优先的抉择。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域具有实现效率的基础和优势，在国内市场中占据市场的高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西部地区和位于市场低端的阶层主要是农民，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处于不利地位。由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进一步拉大，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正是效率优先的抉择实现了我国社会的高速、稳定、持续发展。
（三）对个体贫困的解构
基于个体贫困而展开的贫困研究和形成的贫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把贫困视为一种匮乏状态，对匮乏的认定依据却是所谓的“贫困线”。我们并不反对确定“贫困线”，只是强调“贫困线”须基于个体的需求。因为，匮乏源于对需求的审视，没有需求，无所谓贫困;而没有审视，同样不知道贫困。脱离个体需求而确立的“贫困线”，将成为统计学的“数字游戏”，无益于反贫困行动。譬如，受西方社会影响较大的世界银行，1990年确定了人均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低贫困线和人均每天生活开支不足2美元的高贫困线。据此标准，世界银行2006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有10.15亿（19.4%）的人生活在低贫困线下，更有26.14亿（50%）的人生活在高贫困线以下。如据此采取反贫困行动，都难以获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认为，从反贫困工作的需要出发，对个体贫困予以生存性贫困和发展性贫困的区分是必要的，而对个体贫困予以其它的区分如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文化贫困、精神贫困等，可能导致研究和反贫困行动的混乱。生存性贫困或绝对贫困是一种绝对的匮乏，指个体拥有的资源不能满足生存的需求;发展性贫困指个体拥有的资源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发展需求通常是个体在区域社会中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
二、贫困的重构
贫困的重构其实就是重新认识与理解贫困。从贫困的定义到贫困的成因，从贫困的类型到贫困的测量，从贫困的影响到反贫困的思路，都可成为贫困重构的内容。本文仅想澄清一个观念，厘清一个关系。
“贫困是不平等的产物，贫困妨碍了社会公正”，无论是阅读生活，还是阅读文献，都能觉察到它的存在。“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周怡，2002）“经济局部繁荣下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极大地妨碍了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公正。”（世界银行，2000）就體现这一观念。“贫困是不平等的产物，贫困妨碍了社会公正”是“似是而非”的在阶层差异和区域差异显著的当下我国社会，它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因而，有必要澄清。我们认为，“贫困是不平等的产物，贫困妨碍了社会公正”是对马克思“制度制造贫困”的误读。贫困体现为生存发展资源的匮乏，而匮乏是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平等、公正不能消解贫困。譬如，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筛选方式，总有人落选而陷入享受教育的“贫困”，但我们却能实现享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公平。“制度制造贫困”，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制度制约或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式，它必然会“选择”某些人去承受贫困。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无法避免贫困，绝对平均的结果是总体贫困。因此，我们反对“权力贫困”的表达。
厘清一个关系，是指厘清国家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具有各自的规定性及内在矛盾，须予以明确的区分。国家贫困是国家对立与对抗的必然结果，体现为国家的生存发展资源的匮乏，在世界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国家贫困的内在矛盾是国家间的对立与对抗，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是制造与加剧国家贫困的巨大力量。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是在国家内部由资源配置而引发的贫困，其内在矛盾是平等（公平）与效率的抉择冲突。个体是贫困的直接承受者，个体贫困是贫困的直接显现，个体贫困的内在矛盾是实际拥有资源与生存发展需求的矛盾。对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国家贫困是总体性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是局部性贫困，个体贫困是表现型贫困，国家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最终都必须通过个体贫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加深和世界市场日益强大的现实格局下，国家贫困是“外患”，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则是“内忧”。厘清国家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贫困、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是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贫困问题上的凸现。
总之，我们认为，贫困的基本内核是生存发展资源的匮乏，匮乏是需求审视和社会比较的结果，匮乏的产生与形成受社会制度、自然环境、个体能力、国际局势、市场位置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贫困研究须基于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和区域贫困、个体贫困的严格区分，并需要进行历时性考察，方可把握贫困问题的本质，并为反贫困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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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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