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纳的语言思想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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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布鲁纳语言思想的解读需要放到布鲁纳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布鲁纳引导的两次思想革命的核心分别是认知与文化，通过对布鲁纳关于语言、认知和现实之间关系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阐释，揭示出布鲁纳的语言思想内核是语言的建构性， 而语言建构性又根源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说，布鲁纳认为语言既是建构的，又是功能的。
关键词：布鲁纳;语言思想;文化;功能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是一位举世公认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只要你对教育略感兴趣，无疑至少听过杰罗姆·布鲁纳的名字”[1]（P1）。综观有关研究文献，学界目前对布鲁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所引导的两次认知革命及其教育思想的阐述上，对布鲁纳语言思想的探讨则很少。语言与认知、教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系统把握布鲁纳的语言思想，可以为更深入地理解其教育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布鲁纳对语言、现实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功能，以期对布鲁纳的语言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对布鲁纳语言思想的解读，不能仅停留在他对语言本身的探讨，而应将它放到布鲁纳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观察，通过对语言与其他思想之间关系的描述，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把握他的语言思想。这也符合索绪尔提出的系统对立思想，即一个成分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本身如何，而是从与系统中其他成分所建立的相互联系、相互对立关系中获得[2]（P1）。布鲁纳引领了两次革命，其思想体系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以认知为核心，第二次以文化为核心。因此，对布鲁纳语言思想的解读，就需要探讨他对语言与认知关系以及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看法。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就是哲学上通常所说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涉及到语义三角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阐述布鲁纳对语言、思维与现实的根本看法。接着阐述他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度。而对这两种关系的探讨还需要回溯到语言本身的阐释，即最后所探讨的布鲁纳的语言功能观。
一、语言、思维与现实
就语言本体而言，一直存在着工具论与建构论之争。工具论是指语言作为一種工具，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情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实在反映论，即客观实在决定了语言，语言是现实的附属。与工具论不同，语言建构论强调语言的建构性，即语言是如何建构现实的或者语言是如何建构思维的。语言建构论的端倪最早出现在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论述中，他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3]（P143）。换言之，意义并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语言符号也不仅仅是反映意义，似乎意义与语言是同构关系。语言建构论在Searle[4]、海德格尔[5]等著作中也得到进一步阐释与发展。总体来说，“语言建构论认为，世界因语言而存在，世界是在语言中建构的，语言创造了世界”[6]（P125）。可以看出，语言建构论一般指涉的是语言对现实的构建，而语言对思维的建构主要体现在萨丕尔—伍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假说中，即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布鲁纳的名字常常与建构主义联系在一起”[7]（P15）。但布鲁纳认为语言具有建构性的同时也承认语言具有工具性。他认为，语言首先能提供信息，信息又可以创造现实，影响听话者[8]（P121）。提供信息、指称现实就是语言的工具性，而通过这种工具又可以建构现实，因此，布鲁纳的建构性是和工具性紧密相关的，都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不是一种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不过，在二者之间，布鲁纳更关注的是语言的建构性。对于布鲁纳而言，现实是由语言建构的，但他并非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并不否认客观实在。建构论与实在论一直以来都存在冲突，冲突的焦点主要在于现实是否独立于心灵而存在，认识是否能符合现实存在。无论过于坚持哪一方立场，都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之中[9]（P144），很多学者如Barnes[10]、Latour[11]等都曾尝试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布鲁纳承认客观先验实在的存在，认为不仅有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和生物世界（biological world），还存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12]（P122）。简言之，布鲁纳的“现实”包括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这种现实之所以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有人的参与;假如没有人，则无所谓物自在存在与否。
人的参与性主要体现在通过语言来指称客观实在，但语言不是中立的，语言给所指称、所反映的客观实在都加上了某种“视角”[12]（P121），这就建构了人参与的现实。视角因人而异，具有多样性;由于视角不同，构建的现实就有所不同，就如Goodman所提出的现实具有多个不同的版本（versions）[13]。如通常可以说“这个人活着”或是“这个人死了”，这是从生物的角度来建构人的一种状态，但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活死人”，这时就不仅仅是从生物的视角，还加入了精神、意志的视角，这就是用语言建构了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版本。也可以说是“这个机器人死了或是活着”，这又从生物的视角转到功能的视角。同样关于“死”与“活”，用语言可以建构不同的现实版本。从中可以看出，建构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首先是有“死”与“活”的建构，而后才有对“死活”的建构;先有对人的建构，才有对机器人的建构，这是对建构的再建构。可以说建构是多样的，同时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视角存在于语言中，不可分离出来，不同的视角建构了不同的现实。对于布鲁纳而言，不同的现实并没有对与错的区分。“当我们要说对或是错时，希望能够意识到我们的视角和他人的视角”[12]（P25）。也就是说，现实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评判对与错，现实应该存在多个版本，具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可以看出，布鲁纳所谈论的现实并不是物自在或是客观先验的存在，虽然他可能承认有一个这样的存在，但是这个客观先验世界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因为这个世界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被认知的，所建的科学范式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对错，是否与先验世界达到真正一致并不重要。因此，布鲁纳认为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先验现实，另一种是通过语言构建的现实，布鲁纳所谈论的现实是语言建构的现实。 除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之外，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是理解布鲁纳语言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在布鲁纳那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应是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布鲁纳引导的第一次认知革命深受皮亚杰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的后天论;二是认知的发展阶段论。不同于乔姆斯基的先天心智主义，布鲁纳和皮亚杰一样，认为认知能力、认知结构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后天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的。布鲁纳也认同皮亚杰所提出的认知具有阶段性的观点，但分歧在于，他不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类似于数理逻辑的运算过程。基于这种运算过程，皮亚杰认为，“只要儿童积累到足够多的对于世界的经验，认知就肯定会得到发展。我们能做的仅仅是等待”[14]（P41）。布鲁纳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表征过程，“存在三种表征系统，即动作性表征、映像性表征和符号性表征”[15]（P39）。对于成人而言，这三种表征同时在认知活动中发挥作用，但对于儿童而言，这三种表征方式是有先后顺序的，依次分别是动作性表征、映像性表征和符号性表征。可以看出，对于语言与认知或思维第一性的问题，布鲁纳认为认知是先于语言的。儿童在早期通过爬、走、玩玩具等动作，建立起与环境的互动，开始形成认知，而符号性的语言表征则要等到认知的“高级阶段”。这类似于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体验哲学，首先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产生了意象图式，随着互动的增多，产生了不同的、复杂的图式，而将这些图式或范畴抽象化、概括化就需要语言。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是认知的发展促成了语言的产生与演化[16]。语言产生后，它与认知形成一种互构关系。认知结构决定了语言结构，但语言并非被动地反映认知，而是极大地促进了认知的发展。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生成性、概括性所决定的，语言能力也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的生成性促使认知结构的扩展、转变，语言的概括性大大增加了认知的效率。语言一方面使认知结构凝固下来，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创造新的概念和信息促使认知的发展。
关于语言、思维与现实关系的描述，Frege[17]、Ogden & Richards[18]与Peirce[19]都做过不同的阐释。然而，不论哪种阐释，三者之间的一个基本关系是相同的，那就是思维是连接语言和现实的媒介，语言是通过思维来表征现实的。这种关系隐含着语言是认识现实的工具，是现实的附属品。作为建构主义者的布鲁纳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表征现实或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而是建构了现实。这个现实也并非客观先验世界，布鲁纳虽然承认客观先验世界的存在，但他认为只有人参与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是语言的非中立性和视角性建构了不同版本的现实。思维或认知是先于语言产生的，认知的发展促成了语言的产生，但语言并不仅仅是认知的外衣，而是与认知相互建构、相互促进的。总之，布鲁纳认为语言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语言与文化
第一次认知革命强调人的认知发展，但认知发展的机械化、程序化阐释倾向越来越明显。Gardner就认为认知科学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化，不仅包含了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因素，还囊括了无生命体、非灵性因素[20]（P6）。布鲁纳意识到认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用计算机信息处理的类比方式来阐释大脑的运作，这种信息处理的隐喻方式虽然在反对行为主义上有积极意义，却越来越忽略人的主体性。认知的发展似乎是独立自主的，处于文化与社会的真空中[7]（P12），这种数理推理的信息处理认知模式与刺激—反应模式没有本质区别，都信奉理性主义，“极少关注文化实践中的人文尘世”[21]（P31）。布鲁纳接受了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他所处的文化中，就难以构建自己的认知，人的认知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输入以及与社会、他人的互动[12]（P12）。
布鲁纳指出，文化本身构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本（ambiguous text），需要参与其中的人不断对它进行解读（interpretation），而参与建构现实的语言就成了关注的重点[8]（P122）。从广义上讲，文化也属于现实。同样，文化也可以有多种版本，由于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棱两可，于是它的动态确定性就需要随时建构，结果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它是由参与其中的人建构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人的语言建构的。语言构建文化的基础是语言本身具有立场（stance），建构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商（negotiation）。如上文所说，语言是非中立的，本身提供了视角，同时，布鲁纳认为，与视角相通的另一个词是立场，即语言具有视角等同于语言具有立场，他对二者并不做区分。笔者认为，虽然二者都是非中立性的，但二者的应用语境不同，“视角”一词更理性化、中性，适用于语言、思维与现实的讨论，而“立场”一词更具主观性、人文性，因此，适用于语言与文化的论述。在语言协商中，人们改变了看法、立场，达到了一种意义的认同。文化概念如“民主”“平等”甚至是“国民生产总值”等，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也不是直接存在于人脑中的一个概念，而是在人与人的协商中建构的，文化是一个通过语言协商与再协商意义的平台[8]（P122）。
语言建构了文化，同时语言也由文化建构，二者是互构关系。语言通过协商不同立场建构文化，但语言的立场又来源于文化。儿童的认知、语言的生发都是建立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而文化就渗透在周围的环境中，如父母的表情、行为、语言等都对孩子造成影响，这些都是文化的象征。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如何说等，都是受文化限制的。布鲁纳认为，要用语言进行协商才能形成一种文化与语言的互动协同发展[8]（P126）。只有进行语言协商，才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属性，这样才能对文化进行反思，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语言立场的改变，促进语言的发展。
三、语言功能观
语言学界普遍接受语言研究的层次观念：语言研究离不开三个层面的分析，即语言与思维认知的层面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和语言本身的研究[22]（P25）。布鲁纳认为，不论是谈论语言与认知或与文化的关系，都必须回溯到语言本身，关注语言的功能。布鲁纳认同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功能观，认为语言不是以形式而是以功能为导向。这是因为他们都是语言建构论者，都赞同“语言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現实，而是积极地创造现实”[23]（P179）。 韓礼德认为语言有七种功能，分别是工具功能（instrumental）、监管功能（regulator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个人功能（personal）、启发功能（heuristic）、想象功能（imaginative）和信息功能（informative）[24]（P18-21）。布鲁纳将前四种功能总结为用语言与他人建立联系，通过用语言来影响他人对自己或对世界的态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启发功能是指用语言范畴化物质世界;想象功能指用语言建构超越了可指现实的可能世界;信息功能指通过语言可以使信息转移流动。虽然语言的具体功能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中语言不是只体现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功能，而是同时体现这些功能，不可割裂。如对他人说“他吃饭了”，这是传递了一个具体信息，体现了信息功能;在说话的时候这一情景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语言超越了即时的所指，这是想象功能;句子中的“他”是一个动作发出者，“吃”是动作过程，“饭”是受事，这是启发功能。对他人说出这句话，表达了说话者的一种意图，可能会蕴含着“我们不用等他吃饭了”等用意;同时，对听话人也产生了影响，引发了听者的看法或行为。可以看出，这七种功能是在语言中同时体现的，而正是这些不可剥离的功能使语言具有了视角、立场。即使像“他吃饭了”这样简单的句子也会体现出说话者的态度、对他人的要求或影响等。因此，上文中提到的对语言视角、立场的协商，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语言的功能实现的。如一个人说“在零度的时候水变成了冰”，而另一个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述：“在零度的时候液体变成了固体”。不同的语言表述体现出不同的视角、立场，而本质上是语言功能的改变。相对于“水”与“冰”，“固体”与“液体”体现出了不同的范畴化，表达了不同的可能世界，传递了不同的信息量，对听话者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除了韩礼德提出的语言的七种功能之外，布鲁纳认为，语言还应有Jakobson所提出的元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即用语言可以讨论语言。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功能，“我”才能与“本我”分离，形成另一个“自我”（self），从而能够审视反思自己语言的视角、立场，进而与自我进行协商，促进认知的提高、构建文化。如当一个人说“他吃饭了”时，并没有具体的听话者，这时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听话者，而是听话者变成了自己，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己对自己说”。这时就形成了另一个“自我”，“本我”与“自我”相分离。那么，“本我”就会对“自我”的话语进行反思，即现在的“我”反思刚才的“我”说的那句话，传递了什么信息，意图是什么。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后，再进行反思，即与“自我”进行协商。可以看出，语言的这一功能与其他功能并不能分离，但也有所不同：其他功能是审视他人语言中的视角、立场，而元语言功能则是反思自己语言中的视角、立场。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某一系统中，其价值存在于与系统中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就此而言，对布鲁纳语言思想的解读也需要放到布鲁纳整个思想系统中。本文通过对布鲁纳关于语言、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阐释，揭示了其语言具有建构性的思想内核：语言建构了现实，同时语言与认知、文化之间形成互构关系。语言的建构性主要在于语言的非中立性、本身所具有的视角或立场，而建构方式就是语言协商，通过协商语言中的视角、立场，从而推动认知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对于布鲁纳而言，语言的视角、立场又来源于语言本身的功能。可以说，布鲁纳的语言观既体现出了建构思想，又体现出了功能思想。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润清老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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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Bruner’s View of Language
Zhong W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Bruner’s view of language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when interpreted in his whole ideological system. Cognition and culture are two key words in the two ideological revolutions led by Bruner. Through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reali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Bruner’s view of language is constructive. The constructive power of language originates from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For Bruner， language is constructive and functional.
Key words：Bruner;the view of language;cultur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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