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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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算法权力的产物，“信息茧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受众个体造成信息束缚;另一方面又是受众在信息超载情况下的一种自觉选择。“信息茧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凝聚社会共识存在潜在威胁，但在社会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又具有多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对“信息茧房”的积极策略就是融入国家立场。
　　【关键词】信息茧房  社会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3.018
　　社会共识作为人民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算法推送技术的发展，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出现了“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将产生多方面威胁，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并积极应对。
　　从“圆形监狱”到“信息茧房”：算法权力及其两面性
　　18世纪后期，很多监狱建筑都采取圆形构造，英国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认为，这种结构更加有利于权力的实现。到19世纪中期，福柯认为，这种圆形监狱结构已经遍布社会，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似乎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监狱社会。因此，福柯把新闻媒体的作用视为一种“观看的政治”。在福柯看来，信息技术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个人主义的崛起导致社会的碎片化;与此同时，资本和权力借助技术手段强化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个体已经丧失了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比如说信息选择的自由）。
　　媒介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以受众需求为中心，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离受众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信息还很远。真正改变这一状况的是一批致力于为受众定制“个人日报”式信息服务的新媒体应用，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今日头条”。据报道，“今日头条”每天要为数千万用户精确推荐上亿条资讯。其技术原理为系统基于受众行为、历史行为和当前基本情况的相似性，对受众个人标签及在其应用上的行为痕迹进行分析，获取其信息偏好，从而持续为其推送符合其偏好的个性化资讯。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可以对接收到的不感兴趣的信息进行标注排除，一旦某条信息被受众标注，系统就会停止推送同一内容类型的信息;没有被用户标注的信息，则说明符合受众需求。久而久之，受众依靠这种精确推送的信息接收方式只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其他信息则被系统自动过滤，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愉悦”却不知道自己接收的信息范围越来越窄。当前，这种智能算法推荐已经发展到可以基于语义层面的分析，仅需要捕获受众片断式的行为即可快速判断其真实意图、所处场景和内在动机。因此，越来越多的推荐模型开始将行为和语义相融合，将用户行为和背景、动机信息同时考虑进去，以提高信息推送的精确性。凯斯·桑坦斯将这种现象称为“信息茧房”，在他看来，受众如果只关心并接受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就会让自己不自觉地陷入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1]
　　“信息茧房”“圆形监狱”都隐喻了一种空间政治，这种“想象的空间”是一种权力形式。[2]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信息推送算法并不能构成对人们信息接受方式的绝对专制。比如，它可能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尤其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弥散、社会流动性给个人兴趣带来了不确定性以及当下“链接一切”的互联网精神，使这种主动性不断得以强化。而根据心理抗拒理论，受众的情境敏感性可能使受众对于像“今日头条”这样的信息推送平台产生抗拒心理，甚至放弃使用。此外，基于人类行为的偶然性，某些信息可能是受众在一个特定场景下偶然触发的，并不能代表其真实偏好，这会导致后期推送的信息与受众偏好产生偏差。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一直存在“信息茧房”，只是今天技术的发展把这一问题扩大化了。就像有学者所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围城，每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基础之上的，甚至带着自己的成见。而从信息超载的角度而言，“信息茧房”又是一种个体必然的自觉选择。[3]
　　三种共识：“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的潜在威胁
　　新制度主义学派对社会共识的分析注意到了宏观层面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共识和微观层面作为个体行动的社会共识。而乔·萨托利认为，作为个体行动的社会共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共识，即构建群体共同体，决定个体是否共同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共識是一种局势或者格局共识，即更大范围内关于某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共识;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社会共识是关于某国及其政府追求民主/民生目标的程序、规则等的共识。[4]在当前中国社会，作为个体行动的微观社会共识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观社会共识是实现中国梦，而作为社会建构的世界范围内的宏观社会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的潜在威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降低社会黏性，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根据凯斯·桑斯坦的观点，社会粘性是在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任务基础之上而形成。人类从原始社会就过着群居生活，群居能够保证个体对集体最大的粘性依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共识，需要基于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粘性而构建。但在网络时代，处在“信息茧房”中的个体与其他个体、与社会发生交流和关联的机会日益减少，减少了经验与知识分享、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和目标的机会，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粘性都在降低，从而弱化了群体和社会的功能。在过去，媒体塑造的共同经验为社会粘性的提高提供了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而在今天，“信息茧房”正在日益消除这种信息传播与接受机制，正在降低整体的社会粘性，从而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的达成。
　　强化分裂感和群体极化，阻碍中国梦的实现。李普赛特、彼得·梅尔等人认为，分裂感在现代社会体现为一种“无家意识”，是由于现代社会出现的资本与技术异化、价值冲突与解构、三缘（亲缘、地缘、业缘）破碎、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特征导致。个体分裂感的不断积累就容易导致詹姆斯·斯托纳等人所说的“群体极化”现象，表现为意见分裂、极端对峙、规模化声讨等。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共识，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理想，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个体层面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层面的共识凝聚。但“信息茧房”却不断强化着个体分裂感和社会群体极化倾向。从个人层面，“信息茧房”使每个人囿于依据自己兴趣构建起来的信息虚拟空间并沉浸其中，成为一个个“孤独的自我”和“单向度的人”。当自己对外界信息发布个人充满偏见的意见时，一旦获得他人的非理性赞同，很容易加深自身对于外界事物发展的刻板偏见，这种任由非理性因素膨胀并强化个体对外界认知偏差的趋势，会进一步巩固其偏激和极端倾向，最终固化其个体存在的分裂感，从而降低个体对中国梦共识的认同;从社会层面而言，个体存在的价值要依托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信息茧房”弱化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共交往，非理性甚至虚幻的个体分裂感会阻滞其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包容性，降低个体的协商、合作和集体精神，从而阻碍当前我国社会整合的进程，最终降低中国梦共识的社会认同。 　　扩大知识鸿沟，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知识鸿沟”是20世纪70年代由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三位传播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意指当人们能够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时，不同层次的人群获得信息的速度和数量是不一样的，地位较高的人比地位较低的人能够更快、更多地获取信息，从而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量差越来越大。根据诺曼·马尔科姆的观点，知识鸿沟可以在知识理解、知识记忆和知识行为三个方面对社会共识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规定的国民行动共识，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群体的共同认同和一致践行。但由于受众个体只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不同个体之间的信息交集就越来越小，从而知识鸿沟越来越大，因此，“信息茧房”可能会扩大不同群体的知识鸿沟，进而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首先，在知识理解阶段，对于同一条信息，不同个体会选择性地理解符合其兴趣偏好的部分而舍弃这条信息其他部分的内涵，这种鸿沟扩大会加剧共识的达成难度，比如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的“富强”一词，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可能偏重理解其“富裕”的一层含义，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能更倾向于理解其“强大”的一层含义，这就导致不同群体理解“富强”一词的共识程度较低。其次，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任何信息都是在理解并形成记忆之后才能够对个体产生长期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关键概念在知识理解阶段就已经产生个体差异，而到信息记忆阶段，一方面就某一个个体而言，这种差异会保持;另一方面就不同个体或者代际之间的传递而言，这种差异会由于选择性记忆机制而再次扩大。最后，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为个体行动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当一条信息从理解经过记忆开始形塑个体行动时，由于个体之间思维方式的长期差异，经过两次变异的信息会导致不同的行动选择。比如前述“富强”一词，倾向于理解其“富裕”一面的群体在行动上可能会更加偏重于个体奋斗，倾向于理解其“强大”一面的群体在行动上可能会更加偏重群体号召，这种一虚一实的行动差异会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相互的不理解。
　　国家立场：基于“信息茧房”积极作用的应对策略
　　在哈贝马斯、布洛维以及罗尔斯等人看来，社会共识的形成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分歧甚至产生矛盾是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形成的前提;第二，从全社会来看，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差异不断融合并趋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即对话驱动意见趋同和信任驱动行动融合;第三，从个体层面来看，社会共识的形成机制又可以分为赶工游戏（即竞争性劳动）、内部市场（即群体认同）和内部国家（即国家认同）三个阶段;第四，“反思平衡”在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共识就是在公共证明、反思平衡、寻求重叠共识、回避中立等过程中达成;第五，在现代社会，社会共识不再是一种絕对共识，更多的是一种重叠共识，而公共理性则是社会共识的高级形式。基于这种认识和前述部分学者对于“信息茧房”的乐观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信息茧房”并不只是对社会共识的形成存在潜在威胁，而是也有其积极作用。
　　“信息茧房”为当前我国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正当性前提。传统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天然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在今天价值观多元化、信息接受方式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中，群体与国家层面的社会共识获得个体认同的难度徒增。但“信息茧房”是一种个体与外界信息隔绝的主观感受，在此情形下，凝聚社会共识的行动不仅是国家追求，也是个体的生存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信息茧房”，将其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正当性盾牌，从而使个体基于平衡自身信息感受的需要，更容易汇入凝聚社会共识的行动中。
　　“信息茧房”增强了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社会共识的紧迫感。凝聚社会共识是一个从差异到趋同的融合过程，从意见差异甚至冲突通过对话协商转为信任，再经由信任达到不同个体行动的一致，这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技术驱动产生的“信息茧房”现象揭示，技术异化会形成对社会共识风险的放大效应，任由知识鸿沟扩大、社会粘性降低、个体与社会分裂感增强会导致社会共识的长期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当下开展一系列凝聚社会共识的行动。
　　“信息茧房”的个体性存在使我们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更加符合其形成的基本规律。从信息传播角度来讲，传统灌输式的政治宣传容易引起个体反感，而凝聚社会共识却离不开系列宣传活动。遵循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规律，从个体工作/劳动层面出发，通过建立不同群体的内部认同来达到国家认同，更符合“信息茧房”的个体性特征。
　　在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反思平衡也是应对“信息茧房”现象的有效手段。罗尔斯认为，社会共识的达成就是公共证明和反思平衡循环往复的过程，两者互为前提、互为结果。其中，反思平衡是社会共识达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为一种公共性认识一旦达成，如果缺少反思，很容易陷入个体盲从和群体专制状态。“信息茧房”是后工业社会个人主义泛滥的情形下，个体对于信息超载的一种自觉选择，如果不加以群体性的社会反思，则很容易助长个人主义，从而进一步阻碍社会共识的凝聚。
　　“信息茧房”的存在提醒我们应该追求社会共识的高级形式即公共理性。在现代社会，作为意见重叠的社会共识不能满足一个国家、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不管是个体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识，社会层面的中国梦共识，还是作为世界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这些只是一种意见重叠，那每个人就仍然同时拥有多种选择。只有将其升华为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的公共理性，即达成社会共识的高级形式，才能避免多元化不确定性。
　　从更深层次来讲，“信息茧房”的出现是一种基于市场立场和企业立场的技术异化，是一种技术催生了信息超载之后的个体自觉。不管是技术层面上多种算法的组合优化，还是个体层面基于社会共识形成的公共理性，都必须融入国家立场，才能最终达到新的重叠和平衡。在我国，国家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基于人民的共识就是社会共识，而“信息茧房”束缚的正是作为个体的人民。就此而言，如何应对“信息茧房”与凝聚社会共识或许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可以将它们统一到一致的行动中去。 　　注釋
　　[1]黄楚新：《破除“信息茧房”，不以流量论英雄重塑新媒体时代的吸引法则》，《人民论坛》，2018年第17期。
　　[2]罗昕：《算法媒体的生产逻辑与治理机制》，《学术前沿》，2018年第24期。
　　[3]喻国明、曲慧：《“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责 编∕周于琬
　　The Dual Effects of "Information Cocoon" on Social Consensus Building
　　Zhou Chuanhu
　　Abstract： As the product of the power of algorithm，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as a two-sided effect. On the one hand， it imposes information constraints on the aud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conscious choice of the audienc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as a potential threat to social consensus building at the macro， medium and micro levels， but i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many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social consensus. Based on this， the positive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cocoon" issue is to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 posi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cocoon， social consensu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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