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对社会归属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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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共发放问卷450份，探讨了社会排斥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并研究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社会排斥消极影响社会距离和社区归属感;社会距离积极影响社区归属感;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社会排斥;社区归属感;社会距离
　　一、 引言
　　 我國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大中城市冲击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同时也对对人口流入地区的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当地人和外来人口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经济地位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本地社会对外地人的排斥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当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以及外来人口对当地社会的融入意愿和情感归属是一个亟需关注的时代话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在一个本地人和外地人杂处的社区内，社会排斥对被排斥者（主要是外地人）的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是什么，社会排斥是否能够通过扩大社会距离来影响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居民个人有效应对社会排斥事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减少社会排斥带来的伤害，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二、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1. 概念界定。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也叫社区情感或者社区认同感，是个体归属需要在社区层次上的主观感受。对社区归属感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学者将社区归属感视为个体对所处社区的承诺，即个体愿意在该社区长期居住，并为这个社区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意愿（Gerson，1977）。桂勇和黄荣贵（2008）认为社区归属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并从6个方面来测量社区归属感，即在该社区是否有家的感觉，是否喜欢所在的社区，是否很自豪的告诉别人自己住在哪里，社区居民是否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对小区内的事情是否感兴趣，是否认可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个体被家庭或集体拒绝接纳，使其归属需求受到威胁的现象（Twenge et al.，2007）。彭华民（2005）主要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体在集体生活中受到他人的排挤、忽视、疏远、歧视、嘲弄、侮辱，使建立或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受到阻碍，个体无法平等地参与集体活动和享受成员权利的过程。对社会排斥感的测量比较著名的是Ferris和Brown等（2008）编制的职场排斥量表（Workplace Ostracism Scale，WOS），Stefan等（2015）在研究非伦理行为时根据Ferris等人（2008）的职场排斥问卷和Russell等人（1980）的UCLA孤独感量表编制了社会排斥量表来测量个体可能遭到的社会排斥风险（Risk of Social Exclusion），该量表受到较多的认可。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代表着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密程度（Bogardus，1925）。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融合（Lee，1996）、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卢国显，2003）、职业的社会距离（Laumann & Richard Senter，1976）以及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王毅杰、王开庆，2009）等多个方面，并且发现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在社会距离的心理感受上是不对称的。
　　 2. 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的关系。有关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的关系研究多数集中于社会学领域。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例如政治地位、社会身份）、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种族差异和空间分布是社会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王桂新、武俊奎，2011）。对国内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语言文化差异，尤其是本地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缺乏交流，是社会距离扩大的关键。赵德雷（2013）采用现场实验法研究了农民工的污名身份对其人际影响力以及社会距离的影响，结果表明污名化的过程导致社会排斥，个体一旦被污名化，就会被视为异类，更倾向于采取社交回避的方式来应对排斥压力，农民工启动组的被试倾向于跟启动对象保持较大社会距离，即使强调农民工身份的启动对象具有较强任务技能也未能明显拉近其与被试间的社会距离。因此本研究认为：
　　 H1：社会排斥负向影响社会距离。
　　 3. 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Williams（2009）的社会排斥模型为研究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排斥使个体的归属需求、控制感、自尊需求和存在感无法实现，并使其经历焦虑、抑郁、孤独、无助等痛苦的情绪体验（Williams & Sommer，1997）。社会排斥也会对个体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促使个体采用社交回避的行为模式，这会逐渐破坏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最终使个体的社交变得更困难（Smart，Richman & Leary，2009）。个体经历社会排斥后，对未来交往的预期和被排斥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其社会关系的重建。社会排斥不仅直接威胁个体的归属需求，还会增强个体的攻击性动机和行为，阻碍自我评价水平低的个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对社区归属感产生负向影响（Maner et al.，2007）。因此，本研究认为：
　　 H2：社会排斥负向影响社区归属感。
　　 4. 社会距离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社区归属感不仅仅是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也是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感（McMillan & Chavis，1986）。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即包括个体特质，也包括社会人际关系、社区文化和氛围、社会支持和社区满意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距离是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影响因素。Hummon（1992）认为社区归属感受到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以及邻里关系的影响，邻里关系好则社区归属感强，居民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研究社区归属感的主要方面之一。而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间发生社会交往的频率，这种社会交往包括互相倾诉心里话、相互理解、一般性社会交际以及在经济困难时一方给予另一方物质援助等（卢国显，2003）。社会距离亲密的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较为频繁，社区关系较为和谐，社区满意度也更高。因此本研究认为： 　　 H3：社会距离正向影响社区归属感。
　　 5. 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关系中的作用。根据Williams（2009）居民在社区内的亲密关系，例如亲情、友情、邻里关系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具有正向的影响。的需要-威胁时间模型认为社会排斥会威胁个体的归属感、控制感、存在感和自尊。王荣等（2013）对工作场所排斥以及其对员工角色内、角色外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工作场所排斥会使员工的归属需求无法实现，降低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对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归属感之间关系的直接研究研究较少，但是总结以往研究可以发现社会排斥、归属感与社会距离存在紧密的联系。社会排斥会扩大社会距离，Aleksandra（2009）的研究表明对外部陌生人（External Strangers）例如外国人、移民和难民的排斥会缩小本民族内部的社会距离，但是扩大民族间的社会距离，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更倾向排斥陌生人，也更倾向在本族群与陌生人之间建立社会距离屏障。社会距离也是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之一，宁连举等（2013）研究了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性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社区中人际互动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包括社会距离在内的心理距离以及人际关系互动能够显著的影响归属感。因此本研究认为：
　　 H4：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1. 数据的收集。在广州以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采用街道办工作人员上门发放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4份，有效回收率94.22%。男性占比24.9%少于女性;被试年龄集中分布于20岁～29岁，占比73.6%;学历集中分布于本科，占比58.5%;月工资集中分布在1 800元～6 700元之间，及处于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之间，占比89.7%;居住时间在3年以下的累计占比44.8%;在居民身份方面，无户口的外地人居多，累计占比52.5%。
　　 2. 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5点制量表，数据统计软件是SPSS 20.0。
　　 社会排斥：Stefan（2015）根据Ferris（2008）的职场排斥问卷和Russell（1980）的UCLA孤独感量表编制的社会排斥量表。社会排斥量表的α值为0.897，信度水平较好。
　　 社会距离：采用Lee等（1996）的RSDS问卷。社会距离量表的α值为0.902，信度水平较高。
　　 社区归属感：采用桂勇和黄荣贵（2008）测量社区归属感的量表，共6个题目。在问卷调研时将社区界定为被试所在的街道办。社区归属感量表的α值为0.843，信度水平较高。
　　 四、 研究结果
　　 1. 相关分析与同源误差检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社区归属感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09、-0.313;社会距离与社区归属感也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95。数据分析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排斥、社会距离和社区归属感之间显著相关，因此本文将性别、年龄、学历、工资水平、居住时长和居民身份等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数据来自于同一时间的同一批被试，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未旋转的情况下，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6个因子，第一因子的解释力度较低，为33.37%。然后运用Amos21.0，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潜变量加入结构方程模型，再比较潜变量加入前后的模型拟合度的变化。加入潜变量之前的拟合度（χ2/df=4.202，CFI=0.912，GFI=0.897，RMSEA=0.130）与加入潜变量后的拟合度（χ2/df=4.732，CFI=0.893，GFI=0.867，RMSEA=0.109）差距不大，由此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假设检验。本研究主要探讨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方法采用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传统中介作用检验方法：第一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排斥对因变量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第二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排斥对中介变量社会距离的影响;第三步探讨中介变量社会距离对因变量社区归属感的影响;若前三步的结果均是影响显著则进行第四步，将社会距离因素一并加入，研究社会排斥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作用，考察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社会排斥对社会距离和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显著，β值分别为-0.146**和-0.452***，社会距离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也显著（β=0.207***）。故假设H1、H2、H3均得到验证。随后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得到z=7.863（p<0.01），z值大于1.96表明社会距离能够中介社会排斥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加入社会距离后，社会排斥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不再显著（β=-0.058）。因此，社会距离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验证。具体情况详见表2。
　　 五、 讨论
　　 本研究以广州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社会排斥能够降低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能够增强社区归属感;社会距离在社区归属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社会排斥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和社区归属感在已有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根据Williams（2007）的需要-威胁时间模型社会排斥会威胁个体的归属感，这也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会更倾向与采取社交回避模式（Smart，Richman & Leary，2009），社会排斥也会降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Tweng & Baumeister，2007），增加个体的攻击性行为倾向。闫伯汉（2015）对广东省东莞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制度排斥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社会排斥也会显著的扩大社会距离，降低不同群体间通婚、建立亲密关系、社会交往的可能性，这首先在不同的种族间得到证实（Aleksandra，2009）。社会距离也是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距离反应的是不同群体间社会联系的深度和广度，较大的社会距离会导致较为疏远的人际关系，使弱势群体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与以往有关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社区归属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六、 局限与展望
　　 由于研究时间的限制，本研究考察了个体感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的作用，但是没有考虑群体层次或者社会层次的变量对社会排斥和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社会层次的变量例如社会关怀氛围能够对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起到跨层次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着讨论群体或者社会层次的变量对个体层次的社会排斥、社区归属感的跨层次的影响。本研究表明社会距离能够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其他变量例如社会疏离感也能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间起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是否在社会排斥与社区归属感之间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此外，为了克服自我报告式问卷调研的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同事评估、朋友评估、亲人评估等他评式问卷研究方法，并扩大问卷发放范围，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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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崔有波（1992-），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工商管理学;杨鹏（1981-），男，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学。
　　收稿日期：201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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