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需求看民国女性穿着方式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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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女性因社会变革出现的各种内在需求变化，及其对服装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文章以民国女性为例，从当时发行量和影响力均靠前的《妇女杂志》《玲珑》这2本主要面对城市知识女性的刊物中，选取8类流行服装在22年间的示出频率、出现年份及数量统计，说明女性内需变化对服装流变的影响程度，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和主动追求流行所致。通过穿着西式内衣与改良旗袍关系图、4类主要服装搭配方式占比图，说明受内需变化影响，民国女性穿着方式改变的趋势和程度及其标志性特征，即穿着改良旗袍的开创性和中西混搭的兼容性。
　　关键词： 内在需求;民国女性;穿着方式;变化;旗袍
　　中图分类号： TS941.12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02009106
　　引用页码： 021206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0.02.016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dress sty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needs
　　LU Jie
　　（Department of Textile Clothing & Art Media， Suzhou Institute of Trade & Commerce，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For various internal need change of the female due to social reform and its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clothing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example， selects show frequency， the year of appearance and the quantity statistics of eight types of popular clothing from Women’s Magazine and Ling Long in the 22 years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female internal needs change on clothing tendenc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changes ar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active pursuit of popularity.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rend， degree and symbolic feature of female clothing style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needs（i.e. initiative of wearing improved cheongsam and compatibi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lending）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wearing western underwear and the improved cheongsam and the proportion of four main clothing matching patterns.
　　Key words： internal needs;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dress style; changes; cheongsam
　　穿着者的内在需求是推动服装发展的一大动力，包括审美体验、物质享受及实用功能等的变化，由此也会带动穿着方式的改变。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超民族的、世界性新体系[1]逐渐建立起来的变革期，女性服饰从内衣到整体搭配发生了惊人变化，取代旧等级制度的是自由追随并几乎同步于欧美的服饰变化[2]，开始步入现代流行时尚的发展期。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已成功分析了这一背景下，影响穿着者的观念行为及服装风格发生巨大转变的诸多因素，国内如《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与社会变迁》[3]一文指出民国汉族女装在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西风东渐的双重浸染下，服饰审美风尚已被广泛关注和认可;《20世纪初期流行媒介对现代服装变革的影响研究》[4]一文论证了报刊电影、广告媒介等传播形态对现代服装变革的推动作用，认为从服装的流行性和商业性着眼，20世纪初期的中、西方服装界都已形成了紧跟时代发展、追逐服装流行变化的观念。国外如法国的Jacqueline Nivard、日本的村田雄二郎两位学者，均站在女性角度对当时的服饰现象与穿着行为进行过专题研究[5]。本文采用文献调研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民国服饰变迁的社会根源和流行现象出发，以女性日常穿着的袄裙袄裤、旗袍、大衣及西式内衣等为例，对比这些当时的流行服装在同一时期，或同一种服装在不同时期的穿搭变化，分析民国女性内需变化对穿着方式产生直接影响的成因和形式特征;目的是用更深入细致的视角洞察新、旧两种制度下女性穿着方式的不同表现，挖掘女性服饰时尚变迁与内在需求的关系，探寻其对百年后的当今服装产业发展具有的启示作用。
　　1民国女性内需变化的背景
　　自鸦片战争后舶来品的大量流入，国外的先进技术与价值观不仅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也鞭策着他们深入思考民族的命运走向。在动荡起伏的社会变革背景下，辛亥革命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人们的穿著习惯完全脱离了服饰等级制度的规范，穿着者的需求变化势必会冲出封建社会的樊篱，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问寻穿衣之道。当时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潮不仅带来了西方社会的新知识、新观念，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大城市的名门闺秀、女学生、交际花及职业女性等为代表的时尚先行者，她们选择服饰的自由意识逐渐被唤醒，显示个性形象时的审美天性不断得到释放[6]，促使民国女性的服饰风格及穿着方式发生巨大改变，成为推动内需变化和服装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同时通过流行媒介的广范传播，使社会风尚朝着具有现代感的新外观方向演变。 　　中国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在造型结构上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民国时期，原本宽大直身、装饰繁复的中式造型和封闭包裹的穿着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更不足以表达时髦女性们追求自由、展示其魅力的内需变化要求。而西式服装轻便玲珑的造型，以突出女性体态为目的，以体现现代艺术风格和工业革命成果的面辅料配备等，成为这一时期女性追求时髦潮流的标志。正如民国政府在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草案》中希望的“各国的好处样样取来效法，自国的不好处件件设法改良”那样，传統服装的直线离身式款型结构，很快被重身体机能的窄身合体式服装造型所取代，于是掀起了得到政府支持并波及全国的“天乳运动”[7]，“文明新装”袄裙袄裤与民国旗袍在造型结构上的改良，以及始于民国的中西合璧穿着方式的出现。
　　2民国女性内需变化的表现和成因
　　在1915—1931年发行的《妇女杂志》、1931—1938年发行的《玲珑》，这2本主要面向知识女性群体的刊物中，对女性袄裙袄裤、马甲、连衣裙、旗袍、内衣、洋套装、毛衣、大衣8类流行服装进行了归类统计。由于穿着这些服装的照片是通过民间征稿的方式由读者提供的[8]，因此是对当时女性服饰及形象的最新、最真实反映，从她们脱离旧的服饰制度下单一压抑的穿着方式，到积极参与展示穿着流行服饰时的形象公开，记录了时尚先行者们内在需求发生深刻变化的心路历程，具有代表性和表率性，对社会服饰流行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9]，是本文研究民国女性内需变化的重要事实依据和文献调研对象。
　　如表1样本刊物中民国女性主要服装的流变及示出率统计所示，《妇女杂志》从1915—1922年刊登的服饰品类比较单一，主要是袄裙袄裤。1921年第一次清晰出现在袄裙外着马甲的江阴青旸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照片，第一次出现李华女士着连衣裙的照片。1923年开始袄裙袄裤的示出频率明显下降，从20世纪10年代的17.3次/年逐渐降到20年代的8.3次/年，到30年代的3次/年;与此相反，自《妇女杂志》1923年第9期刊出的女权运动同盟会照片上，清楚地出现两位站着身穿旗袍马甲的女士之后，各式旗袍马甲[10]、连衣裙的示出频率逐渐增加。而在1925年《妇女杂志》第1期刊登的照片“中日妇女”中，站在最后面的女子则穿着了一款亮色丝绸质地的倒大袖旗袍。连衣裙、旗袍马甲、倒大袖旗袍这3类服装的交替登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袄裙袄裤示出频率的下降，同时反映了服饰流行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同类型服装以不同面貌呈现的现象[11]，即西式连衣裙在当时中国的变款就是从短马甲衍生出旗袍马甲最终到旗袍。如表1所示，这类服装从一开始20世纪20年代的2次/年上升到30年代后的30.7次/年，反映了民国女性内心从保守、留恋到豁然开朗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传统服饰去繁从简，既保留文化与审美的传统性，又在外形上与欧美流行保持同步的演变过程。
　　这从《妇女杂志》中1929年出现的另一次突变，即旗袍的示出频率以绝对优势超过袄裙袄裤后更为明显，之后以旗袍为主旋律搭配穿着各类西式服装成为常态，如图1民国女性主要服装品类出现年代及数量比较所示，这一年也出现了两帧穿毛皮外披与旗袍搭配的女士照片。1930年后出现大衣或风衣与旗袍、马甲与旗袍的搭配，旗袍的长度、款型和装饰等发生频繁变化，出现穿洋套装的女士照片。1931年创刊的《玲珑》刊登出更多毛衣外套、围巾与旗袍的自由组合，其中1932年旗袍示出的数量猛增至60次。到1936年为止，连衣裙多以西式礼服的形式出现，着内衣的年轻女士照片也频繁更替。分析从1915—1936年这22年间，由内需变化引起的女装品类及数量的变化，主因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主动追求流行时尚所致。
　　2.1个体自主意识觉醒
　　传统礼教制约下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自我价值取向模糊，不利于社会变革期新意识形态的输入。清末民初开始掀起的女权运动主张兴办女学，批判旧的观念习俗，提倡天足、天乳、婚姻自主等，为民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成为导致内在需求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再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西方自由平等的科学民主思想渐入人心，女性争取权利和角色定位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转变，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被树立起来。据图1、表1中的数据统计说明，从20世纪10—2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封建束缚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学习和模仿自由、自信的西式穿着方式，服装上的“西风东渐”已然成为她们与旧的伦理道德决裂、摈除传统思想枷锁的表现途径，所以她们更愿意通过穿着多元开放的西式时髦服饰来提升自我形象，而民国女性对身体意识的观念觉醒尤其不可小觑，它是支撑“自我”的基础。《玲珑》刊出的穿泳装、乳罩的真人照片，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已由过去抹杀性别及人体特征，逐渐转变为主观接受，并有意识地表现人体自然美，这与民国初年和当时政府多次颁布执行的劝禁妇女缠足的法令条例有很大关系。在周围新观念的宣传影响下，女性懂得了服装应从舒适卫生的角度考虑适合人体活动，能以理性的眼光看待身体构造与机能，注重人体功效的科学性[12]。服装款式与结构的变化也表现出崇尚人体自然和功用之美的结合，使女性形象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形成了以便捷、经济、卫生和洁净为美的外观形象，从而促使作为意识载体的服饰风格发生质的改变。图1、表1中1923年和1929年2次显而易见的服装品类与数量的突变，正是受中西方文化、新旧观念碰撞的冲击，女性自主意识博弈在服饰内需变化上的反映，体现出主动、积极、自信的思想价值观念，是新时期女性独立思考的自主意识逐渐趋向成熟的标志。
　　2.2主动追求流行时尚
　　从图1、表1数据反映的服饰变化可发现，民国女性从服饰的样式到穿着方式，从人体审美到服饰心理都呈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无限青睐，这一时期西方的泳装、乳罩、连衣裙、毛衣、大衣、风衣等单品已逐渐流行，为社会各层次女性争相欲得的服饰，是她们求新、求异等内需变化的直接反映，是个性追求的结果。不仅如此，时尚先锋派女性还创办时装公司，积极组织参与时装表演，如1927年上海云裳时装公司开业之际，就由沪上名媛唐瑛主持并参与表演;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街头组织动员新生活运动，并在首场活动中戴帽领衔时装秀，引领新的生活风尚，鼓舞战时士气[13]。此外，旗袍的出现与改良进而流行，并能与当时出现的西服单品相搭配，成为适合各类女性穿着的中外结合、古今交融的经典主流款式[14]，说明民国女性的服饰革新过程并非简单的除旧纳新，而是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服饰的精华。改良旗袍高度概括又灵活多变的整体设计，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女性对流行信息的关心取代了对等级象征的讲究，她们通过穿着这类服饰，并借助社会认可的审美手段，实现其内在调适和自我超越的愿望，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某种精神层面的满足。因此，民国时髦女性们追求时尚流行时表现出的非凡勇气与悟性，是挣脱封建束缚后自觉展现爱美天性使然，是推翻几千年服饰等级制度后女性通过自由选择服饰穿着，乃至对传统袍服进行的创造性改良，是满足她们平等展示才华和追求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的迸发，并引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接受新的服装样式，加入到追随流行起主导作用的服饰变革行列，即适应由流行对个人与社会进行的调节机能。从此民国服装才得以形成一股股潮流演变，成为由自成体系转向与国际时尚同步、由纵向的历史传承转向对横向的外来时尚借鉴的分水岭[15]，使中国服饰能融入世界时尚潮流之中。 　　3民国女性穿着方式的变化特征
　　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西风吹拂和内在融合，进入30年代后，旗袍已成为民国女性最主要的服饰单品，从一开始“倒大”式外形的略显腰身，到30年代曳地旗袍的纤长合身[16]再到之后改良旗袍的称身合体，完成了与欧美时尚流行女装廓形相吻合的演变过程，形成“中西合璧”的新样式。其后改良旗袍能与多种西式服装组合穿着，也得益于女性对自身体态和內衣的关注及尝试，这些改革反映了当时女性思想意识的自由开放程度已越来越高，使旗袍原有的穿着方式进一步西化，也标志着社会对这一变革趋势的集体认同[17]。穿法上的借鉴与揉合使民国女装呈现出更丰富的组合面貌，改良旗袍与西式风衣或大衣、裘皮，改良旗袍与毛衣、马甲，与洋装外套的组合穿着，终以海纳百川的积极姿态与流行的西式服装品类形成了崇洋趋新的风尚特色。这正是民国女性内需变化的真实反映，内在需求的驱使才能更好、更快地吸收可以为自己利用的时尚信息，改良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服装形态和穿着方式，从而形成民国服装在穿着方式上的开创性和兼容性。
　　3.1显体态着改良旗袍的开创性
　　受西风东渐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力倡导的运动与健康美[18]，使泳装成为摩登的象征之一，也成为《玲珑》报道的独特内容;乳罩在《玲珑》中主要以外国影星和模特穿着的形式出现，且在1932年总第62期上刊登了《妇女必须的乳罩》一文，阐述了其“美观”“轻便”“耐用”“经济”的特点，对女性使用乳罩的需求积极助推。中国传统的保守思想使女性服装宽松肥大，将她们美好的身材遮盖其下，伴随着民国初年的放足运动，对女性胸部和乳罩功用的认识也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有碍女性健康的紧身小马甲先遭社会舆论的唾弃，后来娱乐界的女演员率先改穿西式乳罩;随后上海出现了古今胸罩店等，为普及民国女性着乳罩，促使女装在结构上的全新突破创造了条件。
　　如图2样本刊物中民国女性着西式内衣与改良旗袍关系所示，旗袍从实用保暖的传统袍服向适身合体的改良旗袍转变，其变化趋势与内衣的出现、普及过程完全吻合，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程度。这说明一方面是改良旗袍结构裁剪上的西化，另一方面更是穿着方式的西化，因为内着西式乳罩的缘故，定款式前必须对女性胸高围尺寸进行测量，以便运用西式立体裁剪的方法进行收省和结构的分割处理。这与传统的中式平面裁剪忽略女性身材的方法不同，是为了对女装关键部位——胸腰的重新塑型，以达到显示女性身形体态的合体效果[19]。“鸿翔”时装公司开业后，首创女装剪裁讲究突出“三围”曲线，就是为更好地适应这种“中西合璧”的国际化流行趋势。
　　3.2中西混搭着装方式的兼容性
　　1929年以后，中式服装——改良旗袍逐渐开始与各类西式服装搭配穿着，以旗袍为主角的搭配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适应不同季节、场合与身份的需要，表现出不同穿着风格的兼容性[20]。而穿着旧式的袄裙袄裤人群依然可见。如图3样本刊物中民国女性四类服装搭配方式占比所示，改良旗袍与大衣或风衣的搭配占比明显超过其他种类，从1931年的42%到1935年的52%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这种穿着方式简便、实用，具有妩媚端庄、雍容华贵的穿着风格，能被大多数女性所接受，并逐渐以固定方式广为流传。当时冬季大衣流行在领口、袖口或下摆用毛皮做装饰，或以披肩的形式与旗袍搭配，增添了服装的保暖性和装饰美感，成为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次是改良旗袍与毛衣马甲或毛衣外套的搭配也较普及，从一开始的33%、34%到18%、30%和15%不等，款式主要有套头和对襟两种，这种穿着方式可以适应一年中较长季节的温差变化，风格浪漫随意而极富个性，所以深受流行影响呈波浪起伏的变化趋势。第三种是改良旗袍与洋装外套的搭配穿着，占比基本保持在8%～23%，说明涉及这种穿着方式的人群相对固定，如管理层职业女性，表现出自信优雅的风格特点。最后袄裙袄裤的穿着方式也在日常生活中被保留下来，但已不占优势，其5年内的平均占比为9.8%。
　　由以上分析可知，各类西式服装作为表现新思想、新文化的社会符号被越来越多的民国女性所关注和接受，反映了当时“崇洋”之风兴盛的社会变革背景。当时走在时尚前沿的女性着改良旗袍，外搭西式服装以应冷暖，中西兼容的着装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服装廓形、装饰细节、使用材料乃至审美观[21]，将民国时期的女性形象塑造得既时髦又有创意。她们正是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服装形式和中西混搭的穿着方式，表达自然健康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内在需求。因此，服装符号的历史性转折实质是由社会思潮引发的内需变化的外在表现，从穿着单一的袄裙袄裤到旗袍与各类西式服装的自由搭配，反映了在新旧观念彼消此长的过程中[22]，女性内需变化对服饰发展的影响。它推动了民国服饰文化的国际化演变，为进入一个由经济、思想、审美来调节服饰文化发展的现代社会做铺垫，进一步说明了民国女性穿着方式的嬗变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
　　4结语
　　民国女性通过服饰选择和穿着行为主动改变身边环境，表达她们作为独立个体应该具备健康科学的生活状态，拥有自由、平等权力的内在需求。当时以经济和商业发达的城市知识女性为主流，她们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西方服饰流行作为关注焦点，并最早吸纳西式服装元素，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改良旗袍和兼容混搭的穿着方式，旗袍与各类西式服装的整体组合引领了中国服装进入世界时尚潮流。民国女性在改变穿着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她们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并将这些新理念与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完美融合。
　　当今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服饰创新的重要性又一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穿着者的心理诉求和审美趣味不断诱发出新的内在需求变化。如何从中寻找服饰改革的原动力，并在西式服制一统天下的国际时尚舞台中，保留住本民族服装特色，掌握服饰文化的立场和话语权已刻不容缓，因为真正国际化的衣着流行是以包含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的世界流行时尚，如同民国时期女装多元混搭的穿着方式形成的国际化着装风格。因此，了解并深入研究这段服饰大变革的历史，对理解当代中国女性不断寻求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把握她们对现代服饰表达的多元化期待，从而使时尚文化与消费需求和谐共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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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90705; 修回日期： 201912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201933）;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项目（苏教高〔2017〕17号）
　　作者简介： 陆洁（1968），女，副教授，主要从事服装艺术与构成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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