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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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在生态旅游研究成熟后的另一个热点，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国外对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用途广泛且研究体系自成一脉，国内对生态旅游环境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现有的测量方法已落后于生态旅游的发展，今后需系统梳理生态旅游容量的理论，并在理论指导下提出适合自身的动态测量模式，进一步向旅游环境容量综合管理转变。
关键词：生态旅游;旅游环境容量;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中图分类号：X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2X（2020）02-0-02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20.02.100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ecotourism is another hot spot after the maturity of ecotourism research. After comb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ecotourism started earlier and have a lot of results. It should be widely used and studied. The system is self-contained，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ecotourism. In particular，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have lagged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theory of ecotourism capacity and guide the theory We propose a dynamic measurement mode suitable for ourselves， and further shift to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Keywords： Ecotourism;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在生态旅游研究逐渐成熟后的另一个热点，也是旅游环境容量在持续发展中新的方向，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发展与旅游环境容量的发展一脉相承。与传统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相比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更聚焦于旅游对生态环境最低限度的影响，后者也更注重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将生态环境当作一种重要的资源，致力于使其健康长久的发展。而传统旅游环境容量只追求不破坏环境，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较低。
1 国外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文献综述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旅游环境容量研究的一个分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经济迅猛发展，相应地，旅游产业也迅猛发展，旅游景区如春笋般涌现，随着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旅游景区的承载力也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许多学者和旅游管理者认识到，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数量应该适当的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保证旅游景区的健康发展，随后有学者根据生态学的理论提出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便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旅游业产生重要影响。
1963年Lapage率先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但是他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讨[1]。1964年美国学者Wall对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著作《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随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在之后的7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71年Lim等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定义进行了详细探讨，指出旅游容量包含人文容量、内涵容量、管理容量和可持续容量[2]。国际旅游组织在之后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TCC）的概念，此后更多的国际会议对旅游承载力、饱和度、旅游容量等进行了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Pierce在其出版的《旅游开发》一书中首次指出旅游环境容量应包含物质、心理与环境等三个部分，Edward认为旅游环境容量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旅游业接待能力，另一种是环境的承载能力[3]。Mieczkowski则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包含自然与社会等两大部分，而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自然容量的一种，社会容量包含了社区居民的容量和欧克容量[4]。总体而言20世纪70、80年代是旅游容量研究的高峰期，学者们围绕旅游环境容量的定义、测量、概念体系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之后对于旅游容量的研究逐渐转向了实践应用，以及社会容量心理容量等细分概念的研究。如美国学者们提出的LAC理论，其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了一种实用的旅游环境容量管理工具，2001年Tony等人構建了一个AEM（adaptiveecosystemmanagment）模型和MASTEC模型用来测量目的地的旅游环境容量，也有专家会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目的地的旅游环境容量中的社会容量，从而得出模型计算结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国外对于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已十分完善，概念体系较为完善，已经较早的从概念探讨转入实践应用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成熟的旅游环境容量测量、管理体系[5]。
2 国内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文献综述 2.1 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国内关于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是基于国外成熟的研究进展之上的，国内最早刘家麒（1981）提出了旅游容量的概念，之后赵红红（1983）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并对苏州园林的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研究。保继刚以颐和园为例，分析了颐和园景区的旅游环境现状，从概念定义的角度探讨了颐和园景区的容量现状，并将旅游景区的环境容量分为基本容量与非基本容量两种，保继刚还指出旅游环境的基本容量包含了生态、资源、经济和心理等四种容量，非基本容量则是对基本容量的一个补充，凡未被基本容量涵括，但又是旅游环境容量所包含的内容，则被称为非基本容量[6]。
至此，国内关于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开始进入了量化的阶段，各类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模式及内涵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元化。冯孝琪（1991）提出旅游环境容量是在保证旅游效果的前提下，旅游场所可以承载的游客数量的最大值。胡炳清（1995）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对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指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限制因子和最小值定律，同时还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模型。随后崔凤军在其文献中提到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说法，崔凤军还指出旅游环境承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概念体系，旅游环境承载力包含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空间承载力、时间承载力和当地的基础设施承载力等概念，这为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7-8]。在这之后又有大量学者使用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并从多角度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直至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说法仍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但是两者的研究内容基本一致，并无本质上差异，学者们在研究中也基本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使用，本文也采用这种观点。在此之后更多人开始着手研究“旅游环境容量”这一概念，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学者杨锐指出旅游环境容量需要一定的条件约束，即在某些特定条件的约束下，在某一段确定的时间内某个旅游景区的所有资源能够承载人类旅游活动的极值[9]。明庆忠（1999）指出旅游环境容量包含了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及社会人文等三个方面的内容[10]。除了概念上的研究外，国内学者更加关注旅游环境容量的实证研究，大量学者对各类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演技，如对天台山、天柱山、九寨沟等自然景色为主的景区进行旅游环境容量测算，随后逐渐扩展到对南京、大连、青岛城市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近年来对沙漠、民俗村寨、文化遗产景区等其他类型景区的实证研究也在日渐增多。
2.2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研究
在国内旅游环境容量研究日渐成熟的基础上随着生态旅游的理论的成熟，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逐渐被提出，孙道玮等（2002）对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单位的生态旅游景区所能承受的人类旅游活动的最大值，孙道玮还指出生态旅游应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陶丽华指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具备时间与地域的约束，陶丽华还指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应考虑可持续发展观与发展质量观，在此前提下单位旅游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旅游活动范围。
董巍（2004）提出了一套基于时间轴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评估体系，这套评估体系包含了生态旅游资源的自我修复能力与供给能力两大因素，在这两大因素的极值条件下，其所能承受的人类旅游活动的最大值即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而郭华（2008）等人则指出不被破坏是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最大约束，无论旅游活动的强弱，都不应引起生态旅游环境的损坏，生态平衡是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最大原则。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忽略了人类旅游活动的诉求，一味地追求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量化指标，未对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质化作出明确的分析。
2.3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应用文献综述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定量与定性研究随着相关理论的完善逐渐增加，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彭乾乾等人（2017）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測量，林丽花（2009）对林芝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刘旺（2015）对南岳衡山森林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孙元敏等（2015）对南澳岛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分析，其对南澳岛的生态环境容量、经济容量、旅游资源空间容量、心理容量等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南澳岛发展生态旅游的限制性因素。张冠乐等（2016）对宁夏沙湖景区的生态环境容量进行了测算，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多种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方案。陈玲玲（2011）基于非线性理论构建了游客数量和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二元模式，对如何平衡景区旅游发展和环境容量控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杨霜（2013）对广安神龙山风景区的生态旅游容量进行了分析，吴向峰（2011）对山东蒙山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容量进行了评价和研究。韦艳（2010）对生态旅游容量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提出旅游环境容量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田颖（2007）对生态旅游容量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进一步界定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同时对旅游环境容量在实际规划中的应用提出了意见。戴彬对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测定。王忠斌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景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量化计算，具体计算单元有空间容量、环境容量、设施容量和社会人文容量等四个单元。此外还有更多的学者分别对长白山、洪湖湿地公园、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湖南水府庙湿地公园、漓江等许多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分析测量，这类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国内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定性研究，更丰富了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定量研究成果，同时极大拓展了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实证应用研究[11-12]。
综上所述，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应用的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样本数据来源皆为生态自然保护区，对于生态旅游的具体概念，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对自然环境的约束定义，此类研究的弱点是样本数据的选取比较困难，因而对研究成果测量的指标模型等也都直接采用了原有的旅游环境容量测量模型。其主要方法可分为单项推测法和综合测量法，单项推测法主要是计算景区的空间容量使用面积法、游路法卡口法等方法，而综合推测法则综合考虑景区旅游空间容量、旅游设施容量、旅游经济容量和旅游社会心理容量等指标然后利用木桶原理或者采用构建模型的方式来推测景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这些方法已经较为成熟，使用较为普遍。但是随着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概念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方式迫切需要进一步更新完善。 3 研究述评
综合来看国外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整个研究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已自成一脉，研究成果在旅游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国内关于旅游容量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学多成果，对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方法以及实证研究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随着生态旅游的发展，相关研究也会取得迅猛的进展。但是现有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首先概念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次现有的测量方法完全套用传统旅游环境容量的方法与现在旅游环境容量向生态旅游转向的趋势不符，同时传统测量模式在实践中无法很好得到应用，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对目前的测算模式产生了质疑。现在旅游环境容量的车测量方式已经开始有传统的静态计算模型向动态计算模型转变，对旅游环境容量的实证研究也逐渐不在已计算出一个准确数值为目标，而开始向综合管理应用转变。现有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落后，今后需要在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下提出适合自身的动态测量模式，同时应该进一步向旅游环境容量综合管理转变，使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真正成为一个切实可用的、效果显著的生态旅游管理工具。与此同时，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需进行系统的梳理，否则无法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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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eczkowski，Zbigniew.EnvironmentalIssuesofTourismandRecreati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95：30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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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庆忠，李宏，王斌.试论旅游环境容量的新概念体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05）：52-57.
[11]姚行正，王忠诚，贾剑波，康文星.湖南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和空间容量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7，37（09）：129-134.
[12]李丰生，赵赞，聂卉，刘宏盈.河流风景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研究——以漓江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5）：13-18.
收稿日期：2019-10-12
作者简介：邹伏霞（1976-），女，汉族，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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