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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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也琳
[摘 要]提高我国制造业供给质量，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升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贯彻十九大新发展理念，落实振兴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外包是其先进制造业生产力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产业关联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的现状和变化特征，研究中间服务投入和来源结构对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影响强度和方向，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提高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但服务逆向外包却显著增强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可见国内中间服务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有限，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和国内服务业产业联动机制薄弱，但国外服务业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联动效应较强。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逆向外包;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一个最显著发展特征是现代服務部门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对GDP和就业的贡献，其中有两个最引人注目的70%指标：一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到70%左右;二是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生产者服务业比重占到70%左右。可见现代制造业所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主要来源于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制造业服务化是产业结构软化在制造业的表现形式，制造业通过提高服务要素的投入密度，可以提高产品差异度、技术复杂度和增加值率，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同时降低价值链各环节间协调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实现产业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1];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2]，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是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3]。但是制造业服务化不应停留在本土服务外包上，我国作为发包方开展的离岸服务外包，有利于本国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对本土企业升级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策略选择也具有现实意义[4]，对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崛起具有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它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上加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战略抉择。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构建全球价值链（GVC）下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指数，判断我国制造业服务要素的投入密度和制造业对国外服务要素的依赖程度，并试图回答：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了吗？开放条件下服务逆向外包是否助力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转强”的目标？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化外包现状的分析;第二部分基于非竞争投入产出表，构建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的指标，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的发展特征;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一、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现状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它是由欧洲11个研究机构以各国投入产出表和国际贸易数据为基础编制发布的国家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主要目的是追踪各国产业增加值跨国、跨部门的流动。WIOD包含了1995年至2011年40个国家35个行业国家间所有投入产出数据。40个国家包括欧盟所有27个国家和其他13个主要经济体，所有国家GDP之和占全世界85%，能较好代表世界贸易全貌。35个行业涉及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主要包括农业、采矿业、建筑业、14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和17个主要服务业部门，行业具体名称可查阅WIOD数据库。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
目前学术界主要运用投入产出法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代表某产业单位产值对上游产业投入品的需求拉动效应。从产业后向关联来看，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是指制造业总投入中直接服务要素的投入强度，但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制造业还会对服务要素投入产生间接需求，即乘数效应。我们将制造业直接和间接服务要素投入之和占总投入的比重，称为该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作为评价制造业服务化的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Servj指制造业j服务化水平，其分子为所有服务业对制造业j的直接和间接服务投入，第一项∑Ii=1aij指制造业j对所有I个服务业的直接消耗量，分子第二项是第一轮的间接服务消耗，以此类推，第n+1项是第n轮的间接服务消耗。与直接消耗系数相比，完全消耗系数更全面地体现所有服务部门对制造业的直接间接投入产出关系，故本文采用完全消耗系数作为评价制造业服务化的测度指标。为了计算该指标，本文基于WIOD的RIO数据，通过矩阵运算可得各年里昂惕夫逆矩阵（B阵），纵向加总制造业j的所有服务投入部门完全消耗系数可得（1）式的分子，制造业j的总产出减去本部门增加值可得（1）式分母，两者之比可计算我国各制造业服务化指数，该值越大，说明我国制造业的中间服务投入比重越大，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
进一步地，我国制造业对中间服务需求不仅来自国内还会来自国外，为了评价我国制造业对国外中间服务依存关系，本文构建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服务外包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分子指制造业j对所有国外中间服务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分母指制造业j对所有中间服务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2）式是指服务逆向外包占我国总制造业服务化的比重，可以评价我国制造业j对国外中间服务的依赖程度，该值越大，说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对国外服务要素的依赖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二）典型事实
1. 典型事实一：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而服务逆向外包则呈现“快速上涨—缓慢下滑—稳步回升”特征。服务接包区域结构则逐步从东亚转移至北美和BRIIAT地区，欧盟始终是我国重要服务逆向外包的接包地区。 服务逆向化外包情况虽然2001年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我国总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一直较为稳定，可见出口贸易的发展并没有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整体水平。如图1所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历史高值位于2001年26.9%，之后缓慢下滑至2005年的22.2%，2005年后一直稳定保持在22%上下，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与金砖国家、俄罗斯相比，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普遍较低。
与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不同，我国服务逆向外包则经历了“快速上涨—缓慢下滑—稳步回升”过程，与我国总VAXR①的变化趋势相反。2001—2004年是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初期，总VAXR快速回落，而服务逆向外包率则从2001年的20.5%快速上升至2004年的30.8%。可能的解释是：对外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发展较为落后，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特征较为明显，在“技术+劳动+市场”三大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技术输入以服务逆向外包形式发生;2005—2009年，由于出口贸易的溢出效應，我国中间投入国有化和进口替代进程不断加快，总VAXR稳步上升，与此同时服务逆向外包从2005年的30.5%缓慢下降至2009年22%，说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内部结构中，国内服务正在显著替代国外服务;2009年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贸易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我国也进入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亟须集聚发达国家创新资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腾挪空间，这体现在VAXR显著下降和服务逆向外包稳步回升，我国服务逆向外包率从2009年的22%上升至2011年的25.8%。
进一步地，我国总体服务逆向外包的接包区域业务占比各多少？变化趋势如何？如图2所示，在2001—2004年各区域接包占比从高向低排列依次是：东亚、欧盟、其他地区、北美、BRIIAT和other EU，动态看我国服务逆向外包快速上涨，各接包区域业务占比也都普遍提高，其中欧盟、BRIIAT接包业务占比分别从2001年的4%和1.8%上升至2004年的7.8%和3.3%，分别上涨95%和84%。可见在我国全球化初期，东亚和欧盟是我国服务逆向外包的核心接包地区，欧盟和BRIIAT是快速成长接包地区;2005—2009年我国服务逆向外包缓慢下滑了8%，其中欧盟和东亚接包业务快速下滑，分别下降了30%和40%，北美地区服务接包业务下降速度最慢，这样使得2009年我国服务接包区域结构呈现东亚、欧盟、北美“三足鼎立、并驾齐驱”的特征;2009—2011年我国服务逆向外包稳步回升，这也体现在除东亚外的其他地区，BRIIAT和北美地区成为此轮快速成长接包地区，业务占比分别提高49.6%和18.3%，使得欧盟和北美地区超越东亚，成为我国服务逆向外包前两大接包地区。综合来看，我国服务逆向外包逐步从东亚转移至北美和BRIIAT地区，而欧盟始终是我国重要服务逆向外包的接包地区。
2. 典型事实二：国家价值链（NVC）上游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普遍高于NVC下游直接参与GVC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同时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逆向外包是相互替代的竞争关系，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占主导优势。我国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接包国主要是欧盟和北美，主要的逆向外包服务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c30）。在三大制造业类型中，劳动密集型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低、服务逆向外包率最高的产业，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远高于劳动密集制造业。
2011年数据显示，我国细分制造业服务化平均水平仅为22.3%，普遍低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水平。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排前五名的产业为：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c17），采矿业（c02），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c07），金属制品业（c1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09），前三大产业为国家价值链（NVC）上游间接参与GVC的制造业，后两大产业为NVC上游但直接参与GVC产业，可见我国NVC上游制造产业的服务化水平较高。相反，位于NVC下游直接参与GVC的制造业，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09）、皮革、毛皮、羽毛制品业（c05）、机械制造业（c13）和食品、饮料制造和烟草加工业（c03），这些产业服务化水平较低，特别是研发服务、品牌服务以及物流服务等中间投入滞后，这也是我国制造业被锁定GVC底端的重要原因。
在服务逆向外包方面，如表1所示，2011年服务逆向外包水平排名前五的产业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08）、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c14）、金属制品业（c12）、橡胶及塑料制品业（c10）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09），这些产业对国外中间服务的依赖性较大。除c08和c14服务逆向外包关键区域分别是BRIIAT和东亚，其他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关键区域都是欧盟和北美，并且主要外包服务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c30）。
进一步地，根据产业要素密集度特征，可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c4、c5、c6、c16）、资本密集型制造业（c3、c7、c8、c10、c11、c12）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c9、c13、c14、c15）。如图3所示，2001—2011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始终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低产业，2004年之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最深产业，2004年之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超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成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高产业。在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方面，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比重却远高于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详见图4。对比上面两图，可以发现：
首先，总体上，2001年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普遍下滑，而服务逆向外包较为稳定，呈现温和上升趋势。更具体的变化是，各期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率的变化方向始终相反，可见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逆向外包是相互替代的竞争关系，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占主导优势。
其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我国传统优势制造业，同时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低、但服务逆向外包程度最高的制造业。这“一低一高”可能的解释是在国内投入要素产业属性上，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倾向是中间零部件劳动组装作业，知识密集程度高、生产率上升速度快的服务要素投入占比较低，与之矛盾的是对国外服务投入需求依赖程度很高，说明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产品设计、品牌管理和物流服务方面处于被动的劣势，造成了“大而不强”的结果。 再次，知識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高，其中2004—2009年是其服务化发展速度最快、但同时也是其服务逆向外包下降最快的时期。这说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推进不是基于服务逆向外包，而更多是“以内供替代进口”投入本土高附加值研发服务、品牌经营和物流服务要素。那么，我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服务逆向外包是不是同期国际竞争力快速走强的原因？制造业服务化、服务逆向外包如何影响制造业嵌入GVC位置？
二、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服务逆向外包提升了制造业嵌入GVC位置了吗？
（一）模型设定
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接包者”身份嵌入GVC底端，从事低附加值、高能耗的组装装配任务，如何摆脱低端锁定是我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制造业投入要素角度，考虑了服务投入数量和来源、劳动力、资本、研发资本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因素，构建了以下计量方程，来考量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对我国制造业提升嵌入GVC位置的影响：
其中j和t分别表示制造业j和第t年，被解释变量NRCAjt表示我国制造业j在i年的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ew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代表增加值出口核算方法下我国制造业j的国际竞争力，该值越大且越接近1，表示我国制造业j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这里该指标作为我国制造业j嵌入GVC位置的代理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解释变量Servjt表示t年我国制造业j服务化水平，Reversejt表示t年制造业j服务化的逆向服务外包指数，Capitaljt表示t年制造业j资本投入规模，Wagejt表示t年制造业j平均工资，Rdjt表示t年制造业j研发投入水平和强度，Controljt表示t年制造业j国有化程度，Secjt表示t年制造业j的产业特性，εjt是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设定、数据来源和行业匹配
1. 变量设定
（3）式的核心解释变量是Servjt、Reversejt，分别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指数。其他控制变量分别是：Capital（资本投入）反映各产业资本要素的投入规模。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生产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采用各年投资额代表各产业每年固定资产的投入，并用永续盘存法以5%为折旧率折算各年的资本存量。Wage（人力成本）反映了各产业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将使我国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衰减，从而抑制我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采用细分产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表示各产业劳动力价格，同时根据各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工资进行了价格调节。Rd（研发产出）反映各产业技术水平和改善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的强度。研发行为有利于提高产品生产率和产品差异性，是获取优势市场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力途径。本文以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评价产业研发产出水平。Control（国有化程度）反映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对各产业的政策干预程度和垄断程度。一个产业国有化程度不仅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水平，还会干扰劳动力市场公平工资的确定。作为对平均工资的补充和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本文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所有产业总产值比重衡量产业的国有化程度。Sec（产业特性）反映产业的要素密集程度，根据之前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赋值为1）、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赋值为2）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赋值为3），作为Dummy纳入计量模型中。
2. 数据来源和行业匹配
本文样本区间选取在2001—2011年，数据中Rd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行业分类不同，根据行业特征和相似性，本文对三大数据库的行业进行了分类匹配。我们以WIOD数据库中14个制造业c02—c15为基准，将国内数据库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并入WIOD中食品、饮料制造和烟草加工业（c03）;将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并入WIOD中橡胶及塑料制品业（c10）;将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并入WIOD中机械制造业（c13）。
3. 实证结果分析
以14个制造业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表中所有回归结果都进行了VCE命令的异方差调整。其中，前三列是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F检验P强烈拒绝原假设：“不存在个体效应”，即拒绝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更加有效且一致，而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5，表示5%的显著性下固定效应更有效。但固定效应估计有效一致的前提是被解释变量不存在滞后性影响以及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但我们发现，NRCA滞后项会影响下期NRCA，也就是说会存在循环因果和自我强化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将NRCA滞后项并将前多期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代入（3）式中，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解决动态面板数据回归问题。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是一致有效估计的前提是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和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4）列和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AR（1）拒绝原假设AR（2）接受原假设，表明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Sargan检验P值都大于10%，表明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系统GMM与差分GMM相比采用了更多工具变量，因此系统GMM更加有效。第（5）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并没有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服务逆向外包却温和地提高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对制造业投入强度（Serv）和服务逆向外包（Reverse）每提高1%，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分别下降0.22%和提高0.019%，本文已发现我国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和服务逆向外包呈替代竞争关系，且国内服务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占主导优势，可以推断，我国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并无显著正向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其本身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也不强[5]。国内服务业对制造业出口反向作用也说明，我国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广泛依赖“两头在外”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其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6]，国内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之间的产业互动关联机制受到抑制，这一现象可称为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互促悖论”[7]。 第二，扩大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有效途径。实证结果显示，资本投入每增加1%，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将会提升0.23%。随着我国出口“人口红利”的不断弱化，传统出口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制造业可通过扩大资本投入规模取得“资本红利”。特别是加大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投资规模，为我国制造业科技化、自动化、信息化的实现保驾护航，进一步促进信息产业和制造业的融合，提高我国制造业资本密度、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率，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竞争优势的培育提升制造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抑制了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的提升。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将下降0.74%。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长期以来我国以低廉优质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成功成为全世界的制造工厂。但随着我国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提升，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普遍出现的“用工荒”，传统的劳动力优势逐渐衰减，成为抑制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之一，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留念过去的“出口奇迹”，应努力培育下一个出口优势增长点。
第四，国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的提升。虽然国有企业可以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但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高、市场势能越大，意味着市场的竞争程度越弱、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同时国有企业规模一般较大，部门机构就会很冗杂、管理成本也较高，这些都会导致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减弱。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国有化程度每提高1%，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下降0.28%。因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混合所有制”制度革新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虽然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实证发现研发投入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提升，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逐渐递减，这说明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之，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弱化了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背景下，又好又快地發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8]，必须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参与GVC分工体系，加大资本投入和降低国有企业市场势力，才能实现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实现跃迁GVC的目标。
三、小结及启示
“大而不强”一直是困扰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攀升GVC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此问题试图从制造业的中间服务投入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并解释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服务逆向外包对提高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的影响。经济服务化趋势逐渐增强，服务化不仅体现在服务消费的最终使用，还体现在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产出支持、效率提升和附加值增值上。
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而服务逆向外包则呈现“快速上涨—缓慢下滑—稳步回升”特征。服务接包区域结构则逐步从东亚转移至北美和BRIIAT地区，欧盟始终是我国重要服务逆向外包的接包地区。NVC上游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普遍高于NVC下游直接参与GVC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同时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逆向外包是相互替代的竞争关系，国内服务投入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占主导优势。我国制造业服务逆向外包接包国主要是欧盟和北美，主要的逆向外包服务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c30）。在三大制造业类型中，劳动密集型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低、服务逆向外包率最高的产业，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远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却发现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嵌入GVC位置，但服务逆向外包却显著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嵌入GVC位置的提高。由此推断国内中间服务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有限，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和国内服务业产业联动机制薄弱，但国外服务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联动效应较强。
在国内服务业与制造业出口部门产业互动关联“断裂”背景下，我国一方面应进一步鼓励制造业发展本土化服务外包，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天然的促进作用，搭建体系完整、良性互动的服务业和制造业NVC产业体系，从而摆脱我国产业GVC低端锁定的困境;另一方面应坚持高水平引进国外服务要素的发展策略，推动进一步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策略。
注释：
①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
参考文献：
[1]周大鹏.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09）.
[2]刘志彪.服务业外包与中国新经济力量的战略崛起[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3]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
[4][7]张月友，刘丹鹭.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13，（05）.
[5]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08，（01）.
[6]刘志彪.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兼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03）.
[8]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责任编辑：向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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