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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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一波 陈俊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社会主要矛盾，精神需求的满足是人们美好生活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传输载体，文化产业在新时代面临着现实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文化产品创新不足，文化产业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与行政化导向，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倾向与民族特色。为此，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将物质之维与精神之维结合起来，将市场力量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还需要将传统文化与国际发展视野结合起来。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文化产业;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1-0071-05
一、问题的提出
文明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文明的花朵含苞待放。等级分化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工业文明的步伐日益趋近。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拉开了工业社会的帷幕，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征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经济主导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時代的政治判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转化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契机，但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等现实状况，导致文化产业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学术界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以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为背景，进一步界定和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功能价值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雪阳、任亮，2018）。[1]新时代为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注入了更为新鲜的血液，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孕育着勃勃生机。从文献梳理来看，党的十九大以来，很多研究都关注到了新时代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阐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持续深入研究，研究主题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理论阐释，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实践分析。部分学术研究认为，适应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社会背景，我国文化产业迎来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因此，明确功能定位，确立价值取向和发展策略是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凤亮，2018;吕东霞，2018）。[2][3]因为，充分认识和把握文化国情是中国一切文化决策的根本基础（胡惠林，2018），[4]所以需要充分理解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语境，牢牢把握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常态适应此社会背景（范玉刚，2018;王 婧，2018）”，[5][6]研究者们对于如何实现新时代文化产业的跨越和转型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文化产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熊姝闻，2018），[7]文化产业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是物质之维与精神之维的统一（黄诚，2018），[8]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体现充分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卞浩瑄、周显信，2018），[9]在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平衡发展的关系、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的关系（陈东、周锦，2018）。[10]
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尚需深化，当前的学术研究聚焦于宏观理论阐释居多，而且在理论阐释的视角上也较为单一，选择切合的理论工具和建构模型是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需要持续进行的。因为文化产业兼具产业与文化的属性，跨越了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融合了产业、政策、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如何选取理论视角，结合现实需求，提炼出既具有一定理论解释力，又具有现实应用价值的学术观点，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二、新时代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契机
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内容、文化信息等为核心生产原料和资本动力，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为社会公众提供物质精神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其涉及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出版、设计、影视、旅游、体育、文化经纪、文化用品等，既是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源泉，又是构建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经济基础，同时也是挖掘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11]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了国家的文化自信，增强了国家的文化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描述，既是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特点的新判断，也是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模式和方向的新要求。新时代既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新时代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契机：
（一）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目的性证明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这五个需求是有层次的，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了，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人类对于生活需求的层次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梯性。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生活情境中，生理和安全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是全部的生活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开化，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改变着人的思想，影响着人的行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一个国家文明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那个时期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集中反映。之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进入到新时代的历史判断，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阶段。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的成效，充分印证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公民告别短缺经济和生产力低下的发展阶段，作为公共服务体验者的公众就会提出新的要求。物质文明得到了满足，精神文明就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广大公众对于生活的要求不仅仅在于“吃穿住用行”，还在于精神享受，这就对承担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要适应新时代公民需求转变的新要求，以高质量地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为职责，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推进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新时代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性证明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冷战后世界各个国家的冲突归因为文化差异，并作出“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的言论。虽然，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很大的学术争论，但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折射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光芒，反映了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大中华文明影响深远，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不在于文化大国，而在于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公民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也非常有利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且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极大地降低了公民的文化服务获得感。所谓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指的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发展的不充分则主要指的是我国文化产品供给不充分，难以满足公众对精神产品的需要。一方面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作为供给方的政府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上表现出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从而带来了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这就对作为供给方的政府提出了新要求。政府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新時代我国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主张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在面向新时代、解决新矛盾，特别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文化产业的有效供给直接关乎人民的美好生活享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是文化市场丰富和多样化选择的前提。[12]
三、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挑战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运用文化力量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与军事冲突、外交策略不同，文化软实力重在运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产生效果。文化虽不及行政权力那么直接，但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布也代表和反映着权力的分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推动，使得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主战场，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以下冲突和挑战：
（一）文化产品供给创新不足与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冲突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公共行政研究叙事中，知识治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文化产业将高创意、高科技、高情感有机融为一体，嬗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新生点与产业调整的新杠杆，并被预言为“未来最好的产业形态”。[13]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其他产业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文化产业建立信息社会和网络经济的基础上，具有成本小、创意足、低碳环保等特点，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未来产业发展重点，并指明文化产业要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与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不和谐的音符来自于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创新乏力。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跃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产品的需要。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存量不足，增量不多，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发展后劲十足，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文化消费均占到整体消费的30%以上，按此标准中国文化消费规模至少应达到10万亿元以上，而实际上我国实际消费规模却不足2万亿元。衡量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的恩格尔系数在我国一直居高不下，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公民在文化产品方面的消费较低、生活水平不高的事实。另外，我国文化产业质量不高和文化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文化价值却越来越难以有效传播。同时，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无法应对数字化时代的严峻挑战，面临着科技创新不足、人才储备不充分、制度环境不完善等问题。
（二）文化产业的网络化治理与官僚化体制现实之间的冲突
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极大地挑战了政府主导和利维坦式的管理思维。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恰逢自媒体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契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化产业中的创意元素不断被增强，文化产业中的多元治理思维日益被凸显。依托数字化技术在“文化 +”“+ 文化”的相互促进下，以创意引领实现融合，已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常态”，并广泛显现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的文化产业也要随之发生新转向。公共文化资源、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不断转型、升级与创新，建立起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将公共文化服务的线下传统服务模式拓展为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服务模式，逐步进入公共文化服务的“云”时代。[14]
我国文化管理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投射到管理体制中，使得文化产业的管理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由于文化产业的消费实质是价值理念的传播和认同，所以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政府来主导的。以教科文卫为代表的中国事业单位组织承担了大量的发展文化产业和提供文化产品的工作。近年来，随着大众文化需求的高涨及国家总体战略层面的文化转向，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和非公有制企业被吸引进入文化产业的投资和管理，这是文化产业冲破权利束缚获取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三）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思维与中国特色路径依赖的冲突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产业兼具文化与产业的特征，作为文化特征的体现，文化产业一定要具有民族特色，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语境中，在大行其道的学术研究生态中，在“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化发展思维。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还来自于国际化发展思维与中国特色路径依赖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和繁荣都需要具备国际化的发展视野和全球化的发展思维。随着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增加，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思维是大势所趋。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共享性特征，中国文化产业只有走出国门，才能了解到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特殊性，加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互通有无，成果共享，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独特的民族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文化虽然经历了产业的外包装，具有了经济属性，但是其内核仍然是民族的，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四、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物质之维与精神之维相结合
文化产业具有产业的一般属性，但同时又一定要具备文化的功能。文化产业是一定价值观指导下的产业形态，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将文化的精神之维与产业的物质之维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推进我国文化强国战略。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这种意识形态性赋予了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精神之维。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文化艺术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广播影视服务、新闻出版发行等领域，这些领域肩负着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建构公民主流社会价值观、增强公民价值认同、提升公民精神文化层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化藝术服务、出版发行、影视剧作等文化产业属于意识形态较强的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导向中，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因为，这些文化产业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提供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而非产生经济效益。为此，文化产业要形成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双轮驱动，重视发挥文化产业社会影响是主要导向。
从产业的属性来看，文化产业需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如何提升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提高文化产业的服务效能，促进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是文化产业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必答问卷。为了满足广大公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文化产业亟需回应时代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契机，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产业链条，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与平台，以提高供给服务质量和效益作为主攻方向，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精准化供给。
（二）行政手段与市场力量相结合
作为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政府与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以其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在指引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供给公共文化产品服务、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公民的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文化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强文化自信，而唯有通过满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式，才能达到增强文化自信的目的。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民文化需求等方面，政府具有市场手段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新时代孕育着新机遇，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扬帆起航，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力量的推进是不可或缺的。新时代的文化产业驱动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能量，释放文化需求的强大动力。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文化产业的发展更能从供需关系的角度来综合考量，更有助于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三）国际化思维与民族化特色相结合
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许多国家都是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文化产品和服务只有跨出国门，获得国外消费市场的认同，才能扩大文化渗透力和影响力，产生文化红利，进而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美国好莱坞、日本动漫、韩国游戏等一样享誉全球的文化标杆，都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文化产业是智能型和知识型产业，需要突破常规，采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文化产业要具备国际思维的同时，还要加强本土文化品牌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然要继续挖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品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创造文化产品的独特价值，以此提升产品内涵和质量，扩大需求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15]
参考文献：
[1]费雪阳、任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功能价值研究[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2）.
[2][15]李凤亮、潘道远.文化自信与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功能定位[J]. 深圳社会科学，2018，（1）.
[3]吕东霞、姚亮. 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策略选择探析[J]. 学习论坛，2018，（11）.
[4]胡惠林.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趋势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策论——兼论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J]. 学术月刊，2018，（10）.
[5][13]范玉刚.牢牢把握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常态”[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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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姝闻. 论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功能[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11）.
[8]黄诚. 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哲学意蕴[J]. 传播力研究，2018，（9）.
[9]卞浩瑄、周显信. 新时代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民性意蕴[J]. 人民论坛，2018-09-20.
[10]陈东、周锦. 新时代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与策略[J]. 中国国情国力，2018，（6）.
[11]童莹. 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的场域冲突和重构[J]. 改革与战略， 2018，（10）.
[12]曹玉娟. 后金融危机时代文化产业的独特功能与发展前景[J]. 湖北社会科学，2010，（9）.
[14]姜雯昱、曹俊文.以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 实践、困境与对策[J]. 求实，2018，（6）.
[收稿日期]2018-01-13
[作者简介]吴一波（1976-），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与艺术教育政策。陈俊（1981-），女，上海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主任，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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