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本与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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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创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创业农民的创业资本与其创业收益关系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路径分析方法对CLD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大;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三类创业资本在直接影响农民创业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中介效应，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和部分社会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部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坚持完善物质资本支持机制，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促进农民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创业农民 创业资本 创业收益
　　[中图分类号]F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803（2020）01-0068-07
　　[收稿日期]2020-0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EKC假说和湖北的证据”（71973154）、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户生计重建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9YJA840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农村中老年人口对新农保的选择：子女数量及性别结构的影响”（2020512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1.乐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智库特聘研究员;2.秦习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结构转型，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林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涌现，农民的创业已经从“被迫就业”过渡到“主动选择”的职业追求。追求创业收益是农民创业的主要动机。现有研究多从农民外出务工经历、个人特征对创业收益的差异化作用、获得创业收益的资本条件及其作用机制、获得创业收益过程中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等层面分析创业收益，尚缺乏对农民创业资本与创业收益关系的整体构建，未剖析创业资本之间的联系，缺乏系统性。本文以农村地区农民创业收益为研究内容，构建“农民创业资本——创业收益”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实证检验影响创业农民获得创业收益的核心因素及其机制，探讨农民如何利用资本存量和获得的资本支持，提升创业效率并增加创业收益。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资本内涵与创业收益评价
　　农民创业者的心理特质、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多因素影响着创业机会认识和利用的过程。[1]创业者的创业资本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综合，同时，创业所需的创业资本由个人资本中有创业价值的方面构成。创业资本可定义为创业农民拥有的具有创业价值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物质资本是创业运转的支柱，人力资本是创业运转的动力，社会资本是创业运转的基础。
　　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个人拥有资本的差异化使不同创业资本在不同创业属性和创业环境下的组合方式不同。市场风险、资金亏损风险及外部环境风险要求农民利用多样性的、最优组合与协同的创业资本以规避或解决不确定性风险。从特定创业项目和创业环境看，创业资本的针对性越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农民的创业成败可以从创业收益得到反映，创业资本是其重要的决定因素。
　　（二）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影响及其程度
　　物质资本是指可直接转换成资金的任何形式的金融资产[2]，它是每一个新开办的农民企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是创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工具和资源整合的核心，对创业企业的生存起着决定性作用。创业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和购买设备都需要资金支持，资金紧缺将导致用于管理和技术方面的资金有限，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力，财务资本不足往往是新生业务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3]在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时，丰厚的物质资本能让创业者拥有更多的资源消耗品，支撑更长时间以达到盈亏平衡点。
　　人力资本广泛定义为使人类在社会中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和特征的总和。[4]人力资本逐渐成为农民创业生产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使创业者能够拥有更多的方法维持创业损耗。高知识水平能有效提高创业农民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并且能提高识别市场机会的能力、制定合适的创业目标，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创业者更有可能建立较为长寿的企业。[5]而创业农民拥有的专业技能使其能够迅速调整生产方式，更快地改进产品工艺和服务质量，能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带动创业收益的实现。[6]
　　社会资本是指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创业的社会嵌入性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社会资本可以给创业者带来资金、客户和创业信息的优势。[8]网络资源和网络规模能提高资本回报率，增加农民创业收益。[9]创业农民与顾客、供应商与经销商等经济主体的关系即其拥有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其作用在于通过提高创业信息容量和降低信息成本来降低农民的关系成本。而与亲戚、朋友建立的社会性关系可以帮助创业农民获得那些较疏远的关系不愿意提供的资源。这种基于互惠和信任的亲友社会性关系网络与创业收益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10]
　　假設2：主要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创业资本对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创业资本对创业收益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应
　　创业者创业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受教育水平可能给创业者带来经济收入、资金积累。创业农民技能能成为获得工资性收入的工具。如果投资专用于创业的人力资本，将会使创业者具有较大的职业适应性，并最终表现为更高的物质资本。由于难以防范和监控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创业者往往求助于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使创业者从关系网络中获取物质资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亲属网络规模和网络差异的数量和质量都因人力资本的提高呈现出提升态势。[11]农民创业多会寻求亲戚朋友的资金支持，血缘关系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核心[12]，这些网络关系可以分担风险和促进正规和民间融资。[13]从农民创业模式看，部分创业农民会选择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企业等共有形式企业，创业农民与其他合作者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促进内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体各要素之间形成更加稳定的诚信与合作关系。
　　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14]，但是人力资本是否能发挥增收效应，受制于当地经济环境状况。[15]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东部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大，教育水平整体上更高，更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同时，经济水平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可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丰富了创业活动之前的资金筹集渠道，将给东部农民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更多机会。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等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因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经济回报比东部农民要少。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西部农民外出务工多数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工作的比例非常低，导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高。同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以亲戚、乡邻关系为纽带，通过介绍、带动的方式促进周围人群从事同一职业，使西部农民的社会资本存在趋同性，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较少，加剧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收缩。社会关系不能有效扩大西部创业农民资金支持网络，筹资渠道较为狭窄。
　　假设3：三类创业资本对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有着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区域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存在调节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因变量的确定
　　本文利用CLD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获取创业收益的过程中创业资本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以2016年调查的农村个体受访者为样本，对样本的筛选基于如下原则：（1）保留农村社区年龄在18岁到65岁进行自雇的人口，自雇主要分为个体工商户和自由工作者，自由工作者将零散工、建筑工等非经营性自雇排除，并对非有效样本进行删除。（2）结合本文研究内容与相关文献选取合适控制变量，对变量观察值存在缺失的样本进行删除。（3）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缺失值均在5%以下，采用回归预测法和预测均值匹配法补全，补全前后结果无显著差异。
　　农民创业的基本动机是为了维持个人或家庭生计，创业主要目的是追求最大化的创业收益。参考温兴祥和程超的研究，采用单一的客观的财务指标，即自雇者在2015年的利润总额作为创业收益指标。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分析
　　农民创业收益的获取是对自身资本利用的过程，个人能力、经验、知识与社会资本是影响创业者进行创业评价的关键因素[16]。创业农民个人关系网络是其开展创业筹集注册资金的重要渠道，注册资金的增加能够显著增加创业首年回报，对后续经营收益的获得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同时，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的改善能够帮助创业农民取得较好的创业收益。此外，社会性关系网络和市场性关系网络都对农民创业收益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用筹资渠道和生意渠道数能很好反映创业农民的社会性关系网络和市场性关系网络，这里的生意渠道并非固定的中介，指的是给创业者介绍过业务或者生意的人數。
　　朱红根和康兰媛证实了创业农民的年龄、兄弟姐妹人数等因素对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对创业收益影响不大;温兴祥和程超认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和创业政策环境存在差异，需要考虑地域因素对创业收益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量、家庭同住人数、区域作为控制变量，能够很好地控制创业者在个人特质和家庭特征方面的异质性。
　　（三）分析方法
　　由于因变量创业收益是一个连续变量，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验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影响，将所要估计的农村自雇创业者的创业资本回报率方程如下：
　　revenuei=Cons+β1Regi+β2Edui+β3Skii+β4Funi+β5Busi+δiZi+ui（1）
　　（1）式中，revenuei为农村居民i的创业收益，创业收益以万元为单位，最高收入为60万元;Regi为农村居民i创业的初始注册资金;Edui为农村居民i的受教育年限;Skii表示创业农民i是否进行技能培训;Funi表示创业农民i的筹资渠道数;Busi为给创业农民i介绍生意的人数，即生意渠道;Zi是除创业资本之外，影响创业收益的其它因素;ui为随机误差项。βi反映农村居民自雇创业的资本回报率，即创业资本的变化引起的创业收益的增加值。模型中创业资本影响农民创业收益的具体变量和统计数据由表1给出。
　　三、创业资本的收益效应及其机制
　　（一）创业资本对创业收益的影响结果
　　为了验证不同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影响，本文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前面的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2在加入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之后，二者显示出对农民创业收益的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专业技能的影响更大。从模型3看出，筹资渠道和生意渠道对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整体较人力资本弱，但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在模型4中，加入注册资金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各项指标的影响系数均有所减少，并且注册资金的系数最大，假设1和假设2通过验证。模型5则是对模型4的稳健性检验，将创业收益作分段处理[15]，分别为0～5万元、5～10万元、10～15万元、15万元及以上。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表2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除性别和区域变量外，其他变量对创业收益并无显著影响。在逐次加入创业资本变量后，性别之间的差异变得显著，男性比女性获得的创业收益更多，说明男性的创业资本更丰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相较于东部而言，中部和西部农民具有更少的创业收益，并且这种区域差距非常明显。在不同模型中新增不同的创业资本后，区域之间的负向差距总体呈现递增趋势，说明区域之间各种类型的创业资本均存在较大差异，以东部的创业资本最为丰富，中部次之，西部最少。 　　（二）创业资本影响创业收益的机制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模型3在加入社会资本之后，人力资本对创业收益的正向作用有所减弱，并且在模型4中加入物质资本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存在显著负向变化。为了进一步弄清创业农民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影响机制，本文对理论模型进行路径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如下：CMIN/DF值为1.709，SRMR值为0.036，NFI值为0.907，CFI值为0.956，IFI值为0.959，RMSEA值为0.034，均达到了适配标准，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路径系数反映了变量间的影响强度和显著性，并依据影响系数的显著性，变量关系显著用实线表示，否则用虚线表示。
　　在图1中，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对筹资渠道的系数分别为0.05和0.02，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二者对筹资渠道都具有较大正向作用，其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具有技术优势和经营能力的创业农民更有可能获得资金借出人的青睐，并期待获得一定的回报。生意渠道数对注册资金的系数达到0.04，说明为创业农民介绍生意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其注册资金的来源。注册资金对创业收益的效用大于生意渠道数对创业收益的效用，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意介绍要通过市场才能对创业收益产生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创业农民承担着交易带来的亏损风险，而注册资金是创业农民直接投入生产，发生市场损失的潜在可能性较小。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研究结论，本文采用回归方法验证了路径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详细结果见表3。在模型3和模型1中，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与创业收益、生意渠道呈显著正向关系。在模型4中加入中介变量生意渠道后，自变量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与创业收益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仍然显著。由此可知，生意渠道在专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随着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创业农民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具有优质资源的人，同时具有专业技能的创业农民会在无形中给生意介绍的人信心，促使其发挥关系人的作用。
　　从模型3和模型2可知，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和筹资渠道、创业收益、注册资金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并且在模型5中加入中介变量注册资金后，各自变量对创业收益的标准化系数仍然显著，说明注册资金在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和筹资渠道与创业收益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教育和技能不仅能提高创业农民职业适应的能力，还具有提供创业资金需求的重要作用。筹资渠道对创业收益的影响系数大幅减弱，而在模型4中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创业收益的影响系数无明显变化，中介效应还需进一步验证。
　　（四）区域的调节效应验证
　　考虑到东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在教育水平与注册资金之间关系的交互作用和区域在筹资渠道与创业收益之间的交互作用。如表4所示，将区域与教育水平、筹资渠道标准化后相乘形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与区域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beta=0.07，p<0.1）;从筹资渠道角度来看，筹资渠道与区域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beta=0.08，p<0.1），说明教育水平对注册资金、筹资渠道对创业收益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区域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将东部和西部列为两个独立样本分别对教育水平与注册资金、筹资渠道与创业收益进行回归，当教育水平较低时，西部农民获得的基础教育将会比东部农民产生更多的资金回报，其原因在于东部农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层次较高的工作，基础教育对工作回报贡献率较低，对东部农民创业的注册资金影响较小。西部农民多在层次较低的岗位工作，教育水平要求不高，具有基础教育的创业农民会获得更多资金存量。东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更强、方式更多、金融服务体系更健全，使得东部地区农民的筹资渠道更为丰富;与之相反，西部地区农民的筹资渠道非常狭窄。
　　四、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形态表现出来的创业资本对农村地区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具有促进效应，创业资本的获取是增加农民创业收益的主要途径。二是三种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物质资本在创业收益的获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次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是创业资本对创业农民创业收益的正向影响过程中，资本发挥作用的形式不尽相同，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及筹资渠道都通过注册资金发挥显著正向作用。社會资本中的生意渠道数在人力资本与创业收益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有赖于良好的人力资本的积累。
　　创业农民追求的是创业收益，以其拥有的创业资本实现创业收益，进而增收致富。但是，在以创业推动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解决。
　　第一，我国农村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状态，市场化水平低，物质资本存在先天不足的状况。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创业资本整体上存量偏弱，尤其缺乏物质资本的支持。虽然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等方式获得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但无法满足创业所需的资金储量，创业的物质资本需要进一步充实。政府应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重大农业项目扶持性资金投入和引进民间资本，减轻农民负担，使部分货币资本留在农村。
　　第二，在农村创业的人群中，有一半左右的创业农民处于中年时期，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不如城市同龄群体，缺乏知识的积累，仅仅依靠简单的劳动无法转化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改善人力资本缺乏的状况，对从事制造业和农业创业的农民可以推广先进的技术成果，改变依靠资源维持企业生存的传统模式，使其逐步过渡到依靠科技促进企业发展的新型模式。因此，需对新一代农民加大初等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向创业农民推广先进技术成果，改变依靠资源维持企业生存的传统模式。
　　第三，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对创业资本需求存在差异性。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城市工作经历会给其带来部分资金积累，资金需求相较于未外出农民更少，但也不排除创业活动本身需要高额资金的情况。从村庄角度看，不同的村庄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状况存在差异，对于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村庄来说，购买资源的资金花费更少，更多需要的是一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农民的创业资本呈现出多方面匮乏的状态。因此，对创业资本的支持应该区分不同群体和区域，满足创业农民不同类型创业资本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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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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