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特征与潜力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为进一步挖掘西藏主要农区的生产能力，稳定全区粮食安全大局，开展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特征与潜力的研究。通过查阅西藏近25年来的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以及粮食总产量等统计数据并对其分析得出，1992—2017年间，西藏主要农区耕地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呈增加趋势，粮食总产量与单产攀升，粮食总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均减小;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平均复种指数从1997年的97.26%增加至2017年的102.41%，拉萨市耕地复种指数增加明显。
　　 关键词：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潜力;粮食产量
　　 中图分类号： S34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0）07-0078-04
　　 由于西藏高寒气候环境的特殊性，粮食安全保障一直以来面临着严峻挑战，是国家和当地政府关心的大事[1-3]。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地区坚持走粮食自给道路，通过多种举措来提高当地粮食生产水平[4]。而科学提升耕地复种指数、挖掘耕地集约化利用潜力，已成为未来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5-6]。当前耕地復种指数的变化已成为农业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耕地复种指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张厚瑄等先后分析了我国潜在的多熟种植界限变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我国多熟种植界限呈现北移西扩的现象，保持品种和生产力水平不变，我国将出现一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两熟或三熟等多熟适宜种植面积明显扩大的现象[7-9]。但通过分析复种指数变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往往难以准确解析复种指数变化对国家或一个地区粮食产量的作用机制。金姝兰等对长江中下游地区6省1市近30年耕地复种指数变化情况过行了研究，并结合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析了耕地复种指数对我国实际粮食产量的影响，得出未来耕地复种指数可挖掘潜力很大[10]。在西藏，对耕地复种潜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温和降水方面。金涛等对西藏不同地区从积温方面进行复种潜力分析得出，海拔越高，复种的潜力越低，主要地区复种潜力表现为林芝市> 昌都市>山南市>拉萨市>日喀则市[11]。宋国英结合水热资源对西藏主要农区的潜在复种潜力进行了分析，表现为拉萨、山南两地的耕地复种潜力较日喀则市的高[12]。但关于西藏主要农区复种指数导致的作物播种面积和单产变化以及对实际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尚未见相关报道。为此，笔者就1992—2017年期间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农作物播种面积以及粮食产量变化情况，分析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特征与潜力，以进一步挖掘西藏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对西藏当地的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供给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西藏自治区大致分为4个农牧业发展区域，即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和农林牧区。在空间上西藏主要农区包括拉萨市的城关区、林周县、达孜区、曲水县、堆龙德庆区和尼木县，山南市的贡嘎县、扎囊县、琼结县、乃东区和桑日县，以及日喀则市的南木林县、仁布县、江孜县、白朗县、萨迦县和拉孜县等共17个县（区）[13]。本研究以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作为西藏主要农区的研究区域。
　　1.2 试验材料
　　查阅1993—2018年《西藏统计年鉴》中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等资料，并对耕地复种指数和潜力进行分析。
　　1.3 试验方法
　　复种是指在同一块地上，一年内接连种植2季或2季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常见的复种方式有平播和套播[11]。
　　1.3.1 耕地复种指数
　　耕地复种指数描述的是单位面积耕地1年几熟或几年几熟的种植方式，是衡量耕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集约化利用程度的基础性指标[14]。计算方法为
　　1.3.2 耕地复种潜力
　　复种指数分为潜力复种指数和实际复种指数。潜力复种指数就是最大复种指数，即在充分利用该地区光、热、水资源时所能达到的最大复种指数。通常一个地区复种指数潜力的高低取决于气象因素，范锦龙等认为积温和降水量是制约复种指数提高的最重要因素[15]。按照范锦龙等的方法对复种指数与热量、水资源的定量化关系建立复种指数潜力计算模型来分析西藏主要农区的复种潜力。根据西藏主要农区的热量和降水量进行复种指数潜力的计算，最终取两者的最小值作为一个地区的复种指数潜力。
　　根据西藏气象局提供的基本站点降水量数据整理得出西藏主要农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在400 mm左右;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0 ℃年积温资料详见表2。运用范锦龙等的研究方法[15]，可计算出西藏主要农区的耕地复种潜力。
　　2 结果与分析
　　2.1 1992—2017年西藏主要农区耕地面积变化特征
　　1992—2007年间，拉萨市和山南市的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拉萨市和山南市2个市耕地面积逐年增加;而日喀则市从1997年以来，大面积宜耕荒地的开发使得耕地面积一直处于逐年增加的状态，耕地面积由1997年的77 630 hm2增加到2017年的96 890 hm2，增幅为24.8%，属于西藏主要农区中耕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地区。
　　1992—2017年间，拉萨市和山南市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现为波动性上升，而日喀则市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现为逐年上升，从1997年的72 290 hm2增加到2017年的92 510 hm2，增幅为27.97%。
　　2.2 1992—2017年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特征
　　运用公式（1）计算出1992—2017年西藏主要农区的耕地复种指数（图1）。由图1可知，1992年以来，山南市就存在复种，25年来复种指数变化较小，呈平稳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于山南市海拔较低，其气候条件较拉萨和日喀则更适合发展一年两收的种植模式[11-12];日喀则市在1992—2017年间，复种指数均在100%以下，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一直以来，日喀则市有部分适耕土地是处于闲置状态的;1992—2017年间，拉萨市的复种指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97年开始，拉萨的复种指数逐步上升至100%以上，上升趋势明显;从2002年开始，西藏主要农区拉萨市的复种指数明显高于山南市和日喀则的复种指数，最高复种指数为109.57%。拉萨市作为西藏的首府城市，在交通上以及与区外科研技术的合作方面较西藏的其他城市更有优势。尤其是2006年青藏铁路的通车，西藏实现对外开放，科技人才的涌入再加上新技术和农业机械的广泛运用，使得西藏农业的发展逐步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17]。 　　2.3 耕地复种指数潜力
　　按照范锦龙等利用≥0 ℃日积温和平均降水量计算耕地复种潜力的方法[15]，计算出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潜力（表3）。
　　 由于西藏主要农区的平均降水量和≥0 ℃积温均未达到范锦龙研究复种指数潜力的一熟边界，由此得出，西藏主要农区不适合发展一年多熟制模式。结合西藏的气候特点，西藏主要农区更适合发展一年两收的种植模式，这与马兴林等研究的西藏作物生长一年两季不足、一季有余可发展复种的结论[18]相一致。2017年拉萨市的复种指数为108.48%，山南市的为103.28%，日喀则市为95.48%。西藏主要农区平均复种指数从1992年的97.26%增加到2017年的102.41%。
　　2.4 1992—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
　　根据1993—2018年《西藏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整理出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表4）。
　　 从表4可以看出，1992—2002年拉萨市粮食总产量明显增加，增幅为60.98%;2002—2017年拉萨市粮食总产量呈缓慢减少趋势;1992—2017年山南市粮食总产量呈波动性增长的趋势，增幅为35.8%;1992—2017年日喀则市的粮食总产量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增幅为66.49%。西藏主要农区的粮食总产量从1992年的50.08万t增加到2017年的76.42万t，增幅为52.61%。25年来西藏主要农区粮食总产量總体呈增长趋势。单产方面，25年来，拉萨市和山南市的粮食单产呈现波动性上升，而日喀则市的单产明显上升，西藏主要农区粮食单产从1992年的3 942.6 kg/hm2增加至2017年6 673.8 kg/hm2，增幅为69.27%。
　　对1992—2017年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以及西藏主要农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比作图。由图2可知，25年来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区农作总播种面积比例呈下降的趋势;1992—2007年西藏主要农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比例呈下降趋势，2007—2017年间有所回升。
　　 1992—2012年，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减少趋势;2012—2017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所上升，但25年来，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有所减少，从1992年的12.701万hm2减少到2017年的11.451万hm2，减幅为9.84%，同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减小。查阅《西藏统计年鉴》，1997—2017年间，西藏主要农区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97年的14 570 hm2增加至2017年的17 080 hm2，增幅为17.2%;而西藏主要农区饲草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97年的1 520 hm2 增加至2017年的15 230 hm2，增幅在9倍以上，可见西藏主要农区复种指数的增加主要是靠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来实现的。
　　3 结论与讨论
　　1992—2017年间，西藏主要农区耕地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日喀则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增加，增幅分别为24.8%、27.97%;山南市和拉萨市的耕地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
　　对25年来西藏主要农区的复种指数进行计算得出，自1992年以来，山南市就存在复种，复种指数呈平稳增长趋势;1992—2017年间，拉萨市的复种指数逐年增加，上升趋势明显，最高为109.57%;日喀则市的复种指数呈现波动性增长，最高为99.09%，一直以来日喀则市有部分适耕土地是处于闲置状态的;从2002年开始，西藏主要农区拉萨市的复种指数明显高于山南市和日喀则市。由于复种指数变化与农业效益、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化[19]、现代化和科技水平高度相关。与山南市和日喀则市相比，拉萨市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以及科研力量的投入，有利于复种指数的上升。
　　对西藏主要农区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和单产进行分析得出，1992—2017年间，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减少趋势，趋势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量明显提升;西藏主要农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下降，西藏主要农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区粮食产量的比例下降;而西藏主要农区平均复种指数从1992年的97.26%增加到2017年的102.41%。可见，在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的增加与粮食作物单产和总产量无直接相关联系。
　　增加西藏主要农区耕地复种指数，确保西藏全区粮食安全。须加大科研投入，强化饲草种植，挖掘麦类作物后复种饲料作物的潜力以实现一年两收[20]，从而提高复种指数，同时可为农区舍饲业提供草料，解决人畜争粮问题，以确保全区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中国西藏新闻网. 201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4-01-18）[2019-02-01]http：//www.chinatibetnews.com/zhengwu/2014/0118/1317744.shtml.
　　[2]谷树忠. 西藏食物保障度分析及对策[J]. 自然资源学报，2000，15（4）：305-314.
　　[3]成升魁，沈 镭. 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J]. 资源科学，2000，22（4）：2-11.
　　[4]杨春艳，沈渭寿，李海东. 1985—2010年西藏粮食产量对气候和耕地变化的响应[J]. 农业工程学报，2015，31（17）：261-269.
　　[5]唐华俊，吴文斌，余强毅，等. 农业土地系统研究及其关键科学问题[J]. 中国农业科学，2015，48（5）：900-910.
　　[6]唐华俊，吴文斌，杨 鹏，等. 农作物空间格局遥感监测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学，2010，43（14）：2879-2888.
　　[7]张厚瑄. 中国种植制度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有关问题 Ⅰ. 气候变化对我国种植制度的影响[J]. 中国农业气象，2000，21（1）：9-13.
　　[8]王馥棠. 近十年来我国气候变暖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J]. 应用气象学报，2002，13（6）：755-766.
　　[9]杨晓光，刘志娟，陈 阜.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可能影响 Ⅰ.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北界和粮食产量可能影响的分析[J]. 中国农业科学，2010，43（2）：329-336.
　　[10]金姝兰，徐彩球，潘华华. 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特征与潜力分析[J]. 贵州农业科学，2011，39（4）：201-204.
　　[11]金 涛，尼玛扎西，关卫星. 西藏发展复种潜力研究[J]. 西藏农业科技，2007（2）：17-25.
　　[12]宋国英. 西藏主要农区复种饲草经济效益分析[D].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3.
　　[13]尼玛扎西. 西藏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对策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4]左丽君，张増祥，董婷婷，等. 耕地复种指数研究的国内外进展[J]. 自然资源学报，2009，24（3）：553-560.
　　[15]范锦龙，吴炳方. 基于GIS的复种指数潜力研究[J]. 遥感学报，2004，8（6）：637-644.
　　[16]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气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7]王保海，袁玉婷. 西藏农业科研五十年取得的成就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J]. 西藏农业科技，2001，23（3）：6-11.
　　[18]马兴林，李 征，邓坤枚. 西藏中部地区种植业生产现状与发展对策[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1，22（1）：37-40.
　　[19]梁书民. 我国各地区复种发展潜力与复种行为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7（5）：85-91.
　　[20]刘国一. 西藏中部农区冬小麦套种箭舌豌豆研究[J]. 西藏农业科技，2005，27（1）：27-3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2358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