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涯适应力研究述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赵小云 郭 成

　　摘要　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被视为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涯成功的关键能力，是国外近年来生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理论生长点。在综合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涯适应力的缘起、概念内涵、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以便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最后，该文指出未来生涯适应力的研究应继续注重理论建构的丰富和完善、注意概念的文化适应性、关注其在生涯咨询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加强对有生涯困境群体的研究。
　　关键词　生涯成熟度；生涯不确定：生涯适应力
　　分类号　B848
　　
　　1　生涯适应力的缘起
　　
　　Nevill(1997)曾说过：“一个影响深远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理论，往往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脉搏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在观点上做扩充与修补以适应环境变化上的需要”。在生涯领域内，Super的生涯理论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最佳的诠释与典范。“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y)概念的最先提出就是源自Super对其生涯成熟度理论的不断修订。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是Super生涯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于1955年提出，不过，最初是采用职业成熟度(vocational maturity)这一词，将其界定为：与年龄阶段相吻合的，在态度和认识上均有所准备，能够应付一系列的职业发展任务，即从明确职业目标、选择、计划、执行确定的目标，到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生涯发展，再到退休前后的准备(super，1955)。后来为Crites(1965)所提议的“career maturity”所替代，视为个人在生涯发展上的速率与程度(crites，1974)。二十余年后，Super和Knasel(1981)进一步研究认为，从理论角度上讲，成人与青少年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为成人已经投入到工作世界中去，而青少年对工作的体验则是零散的且更多的是预想，这就表明青少年期的生涯发展往往深受社会与个人成熟因素的影响，多成线性模式发展，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涯发展将有更多的个别性，在因应生涯发展事件上也有更多的自主性与个人责任的承担。实践证明，生涯成熟度在理解成人生涯发展中的作用很小，为了解决在成人阶段使用生涯成熟度这一术语所引起的问题，Super等(1981)建议使用“生涯适应力”术语，“这个术语提出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目前许多人都可能面对的是异常的，非成熟的问题”。此后，Super，Thomson和Lindeman(1988)进一步分析了使用生涯成熟度的结构来考虑成人生涯发展不合适的原因，认为决策能力在青少年之后可能并不再继续发展，这是因为“与发展性任务之确立、保持或脱离有关的应对态度和能力可能并不随年龄而发生变化”。由此，他们认为，当考察成人职业发展时应使用适应力概念，因为适应力概念突出了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同时，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为生涯决策做准备的生涯成熟度转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和工作条件做准备的生涯适应力。这样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生涯适应力概念开始逐步替代了生物学意义的生涯成熟度概念。
　　后来，人们逐渐接受这一概念并将其扩展，认为它完全可以替代生涯成熟度概念(savickas，1997；van Vianen，De Pater，&Preenen，2009)。这是因为Super的以“生涯成熟度”概念为核心的生涯发展理论及其生涯咨询的理念基础强调的是个体处于一个固定不变、存在普世却仍有真理的现实环境里。这就意味着：个体在面对与处理生涯问题时，常常是在被决定的系统下进行，所有的因素都将被预知，且因果关系的发展往往是呈现出线性、持续向前的态势(Guindon&Hanna，2002)。这一理念显然已与当今时代发展并不相符。因为在今天，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已是生涯发展的本质特征(Bright&Pryor，2005)。如此一来，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非生涯辅导的目标，而引导来访者以开放的心理系统去适应复杂动态的生涯系统或为正确的辅导路径。台湾学者刘淑慧和朱晓瑜(1999)亦认为，生涯规划之道即是因应不确定性之道。但是，纵观过去的生涯文献我们会发现，多数生涯理论在教导人们规划生涯的技巧和方法，强调人们透过这些方法建立理想明确的生涯目标，去达成“确定”的状态，作为实现圆满人生的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逃避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特别是传统的生涯决策理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选定”、“确定”一个方向，基于此目的，大多数的生涯决策理论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它应该是这么发生”的规范，这也是多数生涯学者所推崇的理性生涯决策模式。然而，许多研究发现，理性决策模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决策行为，也并非是达成圆满生涯的必要条件。首先，人类认知上的局限性，使得我们总是无法充分理性地去处理所有的问题；其次，理性决策并非目标设定的唯一方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更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方式(刘淑慧，朱晓瑜，1999)；最后，步步为营的计划取向也并非是追求圆满生涯的唯一方法，显然存在另类圆满生涯之道，如坦然随缘等(刘淑慧，1996)。因此，再用“成熟”的概念束理解个体的生涯发展以及强调采取“理性”策略来做决定，似乎都束缚或窄化了个体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涯。
　　为了与当前“生涯不确定”这一现实共存，许多学者重新对过去的生涯理论进行审视并作出修正以适应今天这一复杂变化的世界。如生涯决策领域里Gelatt(1989)的“积极不确定论”(positive uncertainty)、Mitchell，Levin和Krumboltz(1999)的“计划性巧合理论”(planned happenstance)等以及本文所提出的生涯适应力理论。在上述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强调接纳不确定性的观点，不但不试图掌控，反而以积极的态度，对决定保持开放或弹性(Gelatt，1989)，以“适应力”来回应新环境和新状况，藉由调整或改变来回应变化(savickas，1997)，甚至刻意不做决定，以保留不确定，这种接纳与积极应对的态度不仅化解了模糊所带来的焦虑不安，反而更欣喜因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新鲜多变，甚至视为生涯助力和学习的机会(Mitchell，Levin，&Krumboltz，19991。这样的观点与早期生涯学者所倡导的生涯成熟及理性决策明显不同，从中我们也看到了Super、Savickas以及诸多生涯决策理论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适应”是过去与现在观点差异之间最佳的整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适应”并非全然舍弃过去的主张，只是企图更完美地诠释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生涯现象与问题。
　　此外，使用生涯适应力概念的另一价值就在于它蕴含了人与环境间的互动，个体能够主动去

适应新的或发生改变的环境，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至20世纪90年代始，Super就接受了“建构论”的思想，已深切意识到“个人是其经验的组织者”，因此其晚期的生涯发展理论已扬弃个人在与环境互动的历程中“被动”地发展一组自我概念的看法，而主张个人是“主动地”建构与理解其经验，并形成其内在现实――能力、兴趣、需求、价值及人格特质等，并据之预测其外在现实中的出路――职业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吴芝仪，1999)。此一观点的生涯发展理论亦被称之为“建构取向的生涯理论”。依据这一观点，与成熟度相比，适应力看上去是一个更为有用的建构。Watson和Stead(2006)还曾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潜在使用价值，尤其是它认可个体需要在多层文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中，包括他们的文化、种族和少数民族背景中去建构他们的生涯发展。另外，当前生涯心理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概括出在不同背景下的个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作出有效且成熟的行为，并且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能够适用于整个发展阶段、不同生活角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Watson，2008)。生涯适应力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这一挑战的应答，也由此成为近年来生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2　生涯适应力的内涵
　　
　　说到适应力(adaptability)(也有人将其翻译为适应性，实际上是一种东西，只不过是翻译上的差别，本文在此不作区分)，它的英文字根是apt，意思是个体能透过快速地学习，在认知上意识到改变是必须要做的。而从字根所衍生出来的字adapt，它可以追溯到拉丁文或法文之中的ad aptare，含义就是“去适合”(to fit)，意即个体在行为上的表现，能以更积极与弹性的态度来回应环境，以达成和谐(super&Knasel，1981)。不过，人们对适应力内涵的理解，可谓人言人殊，迄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界定。不少学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它，如van Vianen等(2009)认为，适应力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Hall(1996)则将适应力视为一种更高水平的能力，称之为“无能力”(meta-competencies)，认为当个体拥有它的时候，个体能掌握许多特殊技能以应对困境。Plovhart和Bliese(2006)则在概述前人有关适应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个人适应力(individual adaptability)概念，认为个人适应力就是指个体为改变或适应不同的任务，社会以及环境特点所具备的能力、技能、个性、意愿或动机。纵观上述学者的观点，尽管大家对适应力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强调适应力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愈强，则适应(adaptation)的效果愈大；反之，则适应的效果愈小。
　　生涯适应力则是适应力概念在生涯领域中的应用。实际上，在过去30年里，适应力在生涯文献中经常被提到，但因人们对适应力以及生涯的理解不同，对生涯适应力概念的界定亦未达成一致。最初，生涯适应力这一术语在提出之时多被界定为“适应工作需求以及变换工作以适应个人需求的能力”(Pratzner&Ashley，1985)，这一界定意味着个体需要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调整，也包括改变条件以应对变化。Goodman(1994)则将其界定为“人们在不同生涯阶段间成功转换或在他们工作与其自身环境中寻求平衡”。此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继承了传统的生涯成熟度概念。后来，生涯适应力研究的代表人物Savickas(1997、则将生涯适应力置放在Super的生活广度――生活空间理论的概念之下去理解，视它为整合个体各种生涯角色的核心能力，即“个体对于可预测的生涯任务、所参与的生涯角色，与面对生涯改变或生涯情境中不可预测之生涯问题的因应准备程度”。根据此界定，Savickas(1997)认为，生涯适应力的操作定义可通过自我和环境探索、生涯计划态度和生涯决策来界定，所有这些亦可界定为自我调整策略。Rottinghaus，Day和Borgen(2005)也曾将生涯适应力界定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事件时对其生涯计划的调整”。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看出，生涯适应力概念强调个体与其生活环境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个体所面对的非成熟性问题。这种理念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因为在今天，人们比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需要应付经常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转变。因此，我们亦可以将生涯适应力视为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它具有三个典型特点：一是可以培养的能力，藉由生涯困境或危机来彰显；二是一种能够帮助个体“前进”的能力；三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3　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
　　
　　提高个体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以促使他们在充满变化和困难的生涯道路上更有效地发展，这是生涯咨询辅导的一个基本目标。但是如何将生涯适应力概念应用到具体的咨询辅导实践中去，一个重要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它进行有效地评估。对于这一问题，自概念提出始就引来不少学者的关注，尤其是Savickas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分析与探讨，历经三次修订，为后续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最初，Savickas(1997)提出生涯适应力由三个维度构成，分别为计划性态度(planful attitudes)、自我与环境的探索(self and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和适应性决策(adaptive decision)。这三个维度的提出并非研究者臆想，而是基于相关理论或研究的支持。其中，计划性态度不仅是Super生涯成熟度理论的核心构成之一，相应地，在Super等(1981)后来提出的成人生涯适应力的建构中，他亦将其作为核心建构之一，这是因为计划性被认为有助于个体进行生涯探索和作出生涯决定。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计划性与生涯适应力概念架构中的计划性是不一样的。Savickas(1997)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看上去会抑制而非支持生涯适应力，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计划与人生规划(life planning)和策划未来(plotting the future)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生涯适应力概念架构下的计划并不是针对久远的未来，而是针对当前社会下个体需要应付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转变或变化，也即立足当前。个体作出初步生涯决策的第一步应当是不断的尝试和学习而不是和久远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体未来的生涯发展线路已变得不可预测(van vianen，De Pater，&Preenen，2009)。至于探索维度和决策维度都曾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个体之生活角色适应力的维度建构之一(Phillips，1997)。
　　后来，Savickas(2002)又一次地修正了生涯

适应力的理论建构，在原来三维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涯自信维度。该维度与生涯发展理论中的生涯自我效能概念相似，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涯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心及其自我效能信念。根据社会认知生涯理论的观点，生涯自我效能掌管和监控着生涯认知与生涯行为的发展历程，并被视为达成生涯目标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力的个体对潜在的威胁不会产生恐慌，也不会让自己的认知活动受到干扰：而那些认为自己不能对潜在威胁施加影响的个体会体验到高水平的紧张，倾向于过多地考虑自己的缺陷并会将无关的环境因素也当作威胁，这样的自我怀疑会使个体体验到痛苦和恐慌，并压抑和限制自己，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实际行为能力(Creed，2003)。由此可知，生涯自信是了解生涯行为的重要指标，故生涯自信必定是生涯适应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然而，Savickas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探讨并未就此停止，他于2005年对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建构模式(见表1)。他认为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是沿着四个维度发展的，分别为生涯关注(career coneem)、生涯控制(career control)、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和生涯自信(careerconfidence)。每一个维度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需要个体做出回答，即“我有未来吗?”、“谁拥有我的未来?”、“未来我想要做什么?”和“我能做到吗?”。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贯穿于这四个维度，最终形成其与生涯规划、决策和调整有关的独特的态度、信念和能力，而这三个因素对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均具有调节功能，会影响个体在面对生涯发展任务、生涯转换或生涯困境时的生涯因应行为。关于生涯适应力这四维结构的各自功能，Savickas(2005)认为，生涯关注能够帮助个体确立未来：生涯好奇能够加速个体对可能自我和职业的探索，生涯控制能使个体拥有自我选择未来的权利，而生涯自信则能促使个体建构完美的未来并克服困难。相应地，在该理论建构中，Savickas(2005)认为，当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当中发展有迟缓或不均衡时，这些现象在生涯咨询实践里，可能的诊断是“不关心”，即个体对未来缺乏计划和消极悲观，对此类人群，生涯咨询者可通过生活技能方案、撰写未来自传或生涯导向练习等策略进行干预：“不确定”，即个体在面对未来时会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无法做出适当的生涯选择，对此类人群，生涯咨询者可采用自我肯定训练、决策训练、培养责任感或练习自我管理策略等干预方法；“不真实”，即个体对职业世界和自我有不真实的想象，对此类人群，生涯咨询者可采用测验解释、提供职业信息、训练信息获取技能等干预方法；“抑制的”，即个体因缺乏自信而阻碍其生涯角色的实践和目标的达成，对此类人群，生涯咨询者可采用建立角色楷模、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或培养自尊等干预方法。由此可见，Savickas(2005)的生涯适应力四维结构的建构不失为评估个体生涯适应力水平的一个有效方法，为研究者和生涯咨询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装备”，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模型还为生涯干预提供了一个立体式的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Hartung，Porfeli，&Vondracek，2008)。
　　此外，除Savickas(1997，2002，2005)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探讨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来理解生涯适应力的建构。如Dweek和Molden(2005)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在生涯发展中，如果人们关注于短期的而非长远的生涯决定，作出的选择是适宜的而非盲目求得利益最大化，对生涯的理解是要适应多重角色而非某一固定角色以及将自我视为具有柔韧性和延展性(如我个人的品质会改变)而非固定不变的，那么在生涯发展中他们就更具有适应力。Baumeister和Vohs(2007)则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具有生涯适应力的个体表现为对可利用机会的探寻(探索)，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做适宜和有价值的决定(决策)，以及对内心、人际关系和环境因素等与目标冲突的处理。而vanVianen等(2009)则认为生涯适应力强的个体应当表现为能作出具有潜在积极结果的、短程的、适宜的生涯决定；具有多重角色自我效能，具有尝试和学习取向以及可能自我。另外，McArdle，Waters和Briscoe(2007)则指出，生涯适应力还应该包含的一个维度就是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即一种能够稳定地对环境改变产生影响的倾向，该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之上，认为个体存在创造和改变环境的可能性，因而能够有意图地对环境进行选择、认知重构、唤醒以及操作处理。众多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与个体对机遇的识别和利用、控制感、坚持性、自我效能感、自我导向、应对以及信息的获取等是有密切联系的(Thompson，2005)。
　　不过，近年来有关生涯适应力的实证研究中，生涯适应力测量工具的编制与选择大多都是基于Savickas(1997，2002，2005)的理论建构。如Creed，Fallon和Hood(2009)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量表，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就是根据Savickas(1997)的观点；而Hirsehi(2009)编制的青少年生涯适应力量表，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则是根据Savickas(2002)的观点；另外，台湾研究者吴淑琬(2008)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量表，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则是依据Savickas(2005)的观点。
　　
　　4　生涯适应力的实证研究
　　
　　4.1生涯适应力的功能研究
　　青少年阶段，为未来生涯做准备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发展的核心任务，而且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帮助青少年做好生涯准备的重要性。有研究者就认为，青少年生涯成功准备的核心就是其生涯适应力的发展(savickas，2005)。许多研究表明，生涯适应力水平高的青少年，在面对生涯转换过程中都有较好的生涯决策、规划、探索或自信(Germeijs & Verschueren，2007)。Ebberwein，Krieshok和Ulven(2004)则曾面访了18个正处于变换工作过程中的失业成年人，结果发现，适应力强的个体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开端，这些个体会用一种急迫而又健康的态度去处理工作中的损失，即使是在看不到转变的情况下也会去探测其他的机会；能够预测变化以及提前作出心理准备，能够慎重地处理临时的工作，通过一步一步的工作去设置并完成现实的目标。因此，有研究者将其视为个体生涯成功的一个关键能力(Hirschi，2009)。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生涯适应力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发展，是个体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如Skorikov和Vondraeek(2007)

针对美国中学生的研究发现，积极的生涯定向和较好的生涯准备能够预防问题行为和提升其幸福感，同时减少一些消极情绪。Hirschi(2009)的研究也发现，生涯适应力与个体的健康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能够预测其生活满意度水平。另有研究分析还发现，历经逆境冲击而有适应力的人大多在某些心理社会资源上与易受伤害者有所差异。如台湾研究者曾文志(2007)的研究发现，有经历创伤事件且高适应的大学生，比有经历创伤事件且低适应以及没有经历创伤事件亦低适应的大学生，有更高程度的乐观、自尊、安全依附、社会支持与积极因应。
　　
　　4.2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考虑到生涯适应力对个体生涯发展的重要潜在影响，许多研究开始关注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学因素，主要是性别和年级(年龄)。性别一向是个体生涯发展上探讨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一般认为，两性间的身体素质差异及社会传统观念对男女社会角色期望的差异等会导致两性生涯心理的不同：另外，处于同一年龄阶段的男女青年，两性之间在心理成熟上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两性生涯心理的不同。不过。在生涯适应力上，国外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发现，性别并不会影响个体的生涯适应力。如Rottinghaus等人(2005)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就发现，在生涯适应力上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Hirschi(2009)针对中学生的研究也认为，性别并不影响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而在国内，台湾研究者吴淑琬(2008)针对台湾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则发现，台湾男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要显著优于女生。可见，研究结论的不同体现出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而关于年级(年龄)水平，在西方，绝大部分研究认为，年级水平是生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在生涯适应力上，国外多数研究亦发现，年级是影响个体生涯适应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年级越高，生涯适应力水平就越高。但是，Hirschi(2009)的研究则发现，年级并不影响生涯适应力的发展。可见，年级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二是家庭因素。关于家庭因素对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影响，现有研究探讨最多的就是家庭社经地位和父母的影响。家庭社经地位一般包括家庭收入、父母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许多学者认为家庭社经地位与生涯发展成正相关，通常来说家庭社经地位较高的个体其生涯发展水平也高。如台湾研究者吴淑琬(2008)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就发现，高社经地位的大学生在生涯适应力及其各层面上都优于低社经地位的大学生。不过，Hirschi(2009)的研究则认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并不影响青少年生涯适应力的发展。因此，生涯适应力与家庭社经地位间的关系亦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父母的影响，国外众多研究都强调父母在青少年生涯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有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恋、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积极生涯探索行为、较高的生涯自我效能以及职业认同的更快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功能失调，则不利于青少年的生涯自我效能和职业认同的发展(Dietrich&Kracek，2009)。另外，近年来陆续有研究者开始探讨父母的特定生涯行为对青少年生涯发展的影响。如Kenny，Blustein和Chaves(2003)的研究发现，来自家庭的支持与青少年的学校投入、生涯适应力以及生涯期待有正相关。Keller和Whiston(2008)的研究则发现，父母的生涯支持行为与生涯决策自我效能、以及生涯成熟之间存在正相关。
　　三是人格特质。关于人格在个体生涯发展中的作用，生涯心理学领域研究最多的就是“大五人格”。Tokar，Fischer和Linda(1998)通过整理1993到1997年关于人格特质和生涯发展关系的文献发现，与个体生涯发展皆具有相关的人格特质为严谨性、外向性和神经质，而开放性和亲和性则在部分研究中有相关，部分研究中无相关。在生涯适应力上，Rottinghaus等(2005)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和开放性、严谨性、外向性和亲和性成显著正相关，而和神经质有明显的负相关。台湾研究者吴淑琬(2008)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高开放性、严谨性、外向性、和亲和性以及低神经质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从现有的有关生涯适应力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还是一块有待开掘的“宝藏”。这一点从研究数量上可以看出，笔者在文献查阅的过程中发现，在国内外期刊数据库上，以“生涯适应力”为题的文献都比较少见，这一点在国内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生涯适应力是一个新概念，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还未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生涯适应力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我们对生涯适应力的功能、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知之甚少。不过，在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适应”的理念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相信其必将成为未来生涯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基于以上文献综述，笔者认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继续丰富和完善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虽然Saviekas(2005)的理论建构为生涯适应力的测量及其干预提供了一个立体式的概念框架，但是该结构模式在实践的应用上还未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尤其是对其结构维度的探讨仍未达成一致，这就说明它的精确性和完整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取最新研究成果以继续完善和丰富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并形成一套可行、有效的评价工具及干预方案，这样才能为此理论的进一步广泛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要注意生涯适应力的文化适应性。目前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以西方国家研究居多，而在东方文化地区还较少有研究者涉及这个领域，因此其跨文化的适应性就值得商榷。譬如，在生涯控制维度上，西方心理学理论强调从家庭中分离或个体化是重要的发展任务。在生涯咨询中，他们鼓励的“健康的”发展步骤是青少年从家庭分离出来并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决策能力，但若依据这个原则把对家庭支持的依赖和集体决策诊断为发展迟滞或者不成熟可能会犯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在东方文化中，这种“依赖”或者依靠被看成是负责任和孝顺的表现，是值得尊敬的(侯志瑾译，2007)。可见，将生涯适应力这一概念引入不同民族和文化时，必须十分谨慎和加强本土化研究。
　　最后，应关注生涯适应力在生涯咨询实践中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使得咨询不再像过往专注在各病理学名症状的诊断以及治疗方法上，而是帮助人类不仅活的正常，更要懂得跨越阻碍、面对压力、拥有适应力，追求幸福。可见，生涯适应力与后现代生涯咨询理念是吻合的，这也体现出了生涯适应力在生涯咨询中的实践价值。目前，国外生涯适应力的研究取向已从最初的偏重理论研究逐步转向关注生涯咨询实践中的应用，但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有一定的欠缺，这是未来研究应需着力的地方。相比较而言，我国在生涯适应力上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国内未来的研究应首先注重概念的本土化，然后再关注其在生涯咨询实践中的应用。另外，关注生涯适应力的实践应用，还需扩展研究对象，要尤为关注那些有生涯困难或即将面临生涯转换的群体，如失业人群、农民工以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等等，而不是仅以青少年学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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