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再生法:探讨刻板印象的新思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管 健 程婕婷

　　摘要　系列再生法最早起源于Bartlett(1932)对记忆的研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该方法旨在寻找被试之间的信息如何传递和变形，其传播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何在。目前应用该方法的最新研究围绕以记忆探测为出发点，寻求记忆链条的传播规律对刻板印象的解释，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评述了系列再生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实施方法后，分析了该方法在刻板印象研究中的最新研究证据和未来的应用与展望。
　　关键词　系列再生法；刻板印象；传播：记忆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记忆研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着Ebbinghaus的思路，将记忆看作是先被存储、后被提取的信息项目。直到20世纪30年代，Bartlett强调记忆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存储记忆库，它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重构和建构的过程，至此记忆开始被视为过去经验的表征或重构。系列再生法(serial reproduction method)正是起源于Bartlett(1932)对记忆的研究，该方法十分相似于中国儿童的典型游戏――打电话，即被试通过阅读、记忆、回忆、重建，将阅读信息传递给下一个被试，因此往复，在被试链上逐一进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研究者旨在寻找被试之间的信息如何传递和变形，其传播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何在(Xu & Griffiths，2010)。Kashima和Yeung(2010)将其称为是“对文化动态性的实验模拟法”(an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of cultural dynamics)。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许多知识和观念都不是我们的第一手经验，而要通过他人的信息传递才能获得。那么，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人们的刻板印象是不是也因此而产生和传播呢?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人们由某一群体成员相对固定的观念或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它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Fiske，2004)。系列再生方法以记忆探测为出发点，寻求记忆链条的传播规律对刻板印象的解释，对刻板印象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将对系列再生法在刻板印象研究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做一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2　关于系列再生法
　　
　　2.1系列再生法的起源
　　系列再生法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Bartlett发表了《记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其中，他指出了记忆研究的系列再生方法，该方法旨在揭示一连串的信息建构和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改变。人类的互动过程包含了各种信息的相互传递，Bartlett从群体动力角度分析了个体记忆，他认为一般人都用一套故事(narration或者story)的图式来帮助记忆，故事图式(story scheme)是代表一些典型故事结构的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 sentation)。在早期的系列再生研究中，Bartlett(1932)使用的材料是故事和图画，他选取了三类学习材料：民间故事、描述性散文段落和图画。研究包括两种方法，重复再生(repeated reproduction)和系列再生(serial reproduction)。前者是让同一个被试在不同的延时条件下对学习材料做多次回忆，将回忆内容与原始材料进行比较，用以测量被试记忆不断衰退和变化的情形；后者是邀请系列再生链上的被试a阅读或听一份材料，然后让其去回忆，由此产生的回忆内容再制作成实验材料交予被试b阅读，余下被试一一复制该方法，就得到一条记忆链(memory chain)。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发现信息在被试间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变形，进而去发现这在些信息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中所揭示的问题。Koriat和Goldsmith(1996)曾强调，研究者应该关注记忆报告中记忆提取以及遗忘和真实事件之间的丧失关系，即强调遗忘是对真实性的偏离，要关注这种偏离背后的意义，比如记忆歪曲现象中的简化、结合以及增减细节等。Schacter和Addis(2007)强调，记忆的建构性反映了记忆的适应性功能，意味着过去信息表征的灵活性，这确保了过去信息可以随意地被提取和组合，记忆歪曲和错误记忆等都是记忆建构性的副产品。
　　
　　2.2系列再生法的早期实验
　　“鬼魂的战争”(The War of the Ghosts)实验最具代表性(Bartlett，1932；Xu& Griffins，2010)。该实验采用记忆系列再生的方法，让被试a阅读一篇描述“印第安人之死”的民间故事――“鬼魂的战争”，15至20分钟后请被试a写下记忆的内容，之后交给被试b并使其重复同样的步骤，只是阅读内容更改为被试a所回忆的故事。依次类推，一共传递了十余个被试。随后，Barrier把被试依次报告的内容与原文比较，发现两者有明显的差异，被试会在回忆的过程中逐渐引入习惯用语，并用通俗说法来替代原文，内容最后几乎演变成白话文，而且全部变化有序进行，使整个“印第安人之死事件”与被试的文化习俗相一致，合乎常理。其实，“鬼魂的战争”这类民间故事本身内容怪异，表述离奇，导致信息传递过程中，内容和结构易受影响而发生变化。Bartlett恰恰利用这一点，证实了记忆过程不只是再现，还包括建构的成分，人们头脑中已有的图式框架会影响回忆的过程。以阅读为例，图式会包含故事中突出的细节和情感信息，再加之被试的个体差异，一旦提取记忆，重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偏差。由此看来，记忆如同知觉一样，具有选择性和理解性，缺乏精确性。
　　
　　2.3系列再生法的施测步骤
　　系列再生法的施测步骤是将实验材料给予被试a阅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让被试a进行材料回忆，之后将被试a回忆的材料作为被试b的阅读材料，具体方法与被试a相同(Mesoudi，2007)。即首位被试阅读实验所提供的材料，第二位被试阅读前一位被试所回忆的材料，然后依次类推，这样以被试a→被试b→被试c→被试d→被试e……依次进行下去(见图1)。随着链条的传递，材料开始出现改变，也开始显现不同的偏差。一条系列再生链一般包括2～3人以上，10人以下，一般以4～5人为多(Kashima&Yeung，2010)。
　　
　　在系列再生的过程中会发生特征变形，这种变形被称为“习俗化表征变形”(transformation to conventional representations)，即人们在系列再生中出现的记忆变化趋势分为精细加工(elaboration)、简单化(simplification)、命名(naming)

和分离细节的保存(preservation of detached detail)。事实上，每个人的学习和记忆都是根据我们过去经验中形成的信息分类方式而进行的。当图式和记忆冲突的时候，人们便会歪曲记忆，使之更符合我们头脑中的原有观念和原有图式。当然，Bartlett早期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缺陷性，如大部分材料并非是有意义的材料以及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材料，亦没有涵盖记忆材料的文化背景因素等，这些在新近的研究中都有所弥补。事实上，记忆连续再生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单一个体，而是将记忆置于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中，通过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表现，推断个体记忆的情况，为记忆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同时新近的刻板印象研究中也凸显了其方法的优化性。
　　系列再生法中的数据处理一般包括定量和定性研究两种方法。其中定量的研究方式是采用录音记录上一个被试的回答过程，然后作为下一个被试的试验材料，并使用利克特量表让每一个被试对个体或群体的刻板印象予以评价，并采用因素分析和方差分析探求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试验材料中的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由未参与设计的成员负责，进行刻板印象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信息的编码、识别和筛选过程。定性的研究方法是让首名被试阅读原始材料，其余被试阅读前一被试的材料，然后完成干扰性任务(如利用字母组合单词、绘画任务或者记忆干扰任务等)，之后请被试描述刚才所阅读的内容。被试描述采用录音方法，并请多个实验人员采用德尔斐技术进行内容分析，如一致性信息与非一致性信息的辨别工作以及与原文差异的内容分析等。
　　
　　3　系列再生法在刻板印象领域中的进展
　　
　　系列再生法在新近的刻板印象研究中不断推进，对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其中体现在该方法的使用对刻板印象传递性、稳定性、共享性和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等方面的新近研究证据和研究发现。
　　
　　3.1关于刻板印象传递性的研究证据
　　刻板印象是社会群体保持及其改变过程中的表征形式，包含了群体成员的信息一致性，Xu和Griffiths(2010)认为，系列再生法可以解释记忆偏差(memory biases)在文化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中的作用。Kashima和Yeung(2010)也认为，系列再生法有助于调查文化的动态性。事实上，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一些研究就开始利用系列再生的方法开展许多工作，其中包括1936年Maxwell的挪威儿童和成年人关于民族性的研究，以及A1lport和Postman在1947年的图片刺激传递研究等。其中，在偏见研究的历史上，Allport和Postman(1947)使用系列再生法展现了美国种族刻板印象中的习俗化过程(conventionalisation progress)。他们通过图片展示了一个衣着华丽的黑人男性和一名手拿剃刀的白人男性，在经过了6～7个被试的复述后。剃刀变成了黑人男性手中的武器，这一实验揭示了在美国文化中对黑人群体固有的刻板印象。Haque和Sabir(1975)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通过巴基斯坦学生关于印度士兵的系列再生链，发现在巴基斯坦人刻板印象中的印度是懒惰和无纪律性的。Mesoudi和Whiten(2004)使用系列再生法考察人们知识的常识性问题，比如“去餐馆”代表了由行为脚本(action scripts)所进行的分级系统，所有的脚本目标都包括了等级的水平，脚本可以被分解为一连串的连续性行为，如“去餐馆”的行为脚本就包括走进餐馆、就座、点餐、进食、付款和离开等。他们通过10×4(10条系列再生链，每个链条上4名被试)，考察了日常生活事件，如去餐馆、起床和购物等不同文化心理的差异性和传递性。之后，Mesoudi等(2006)研究了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累积和系统性偏差，调查了日常闲谈对刻板印象传播的影响，通过10×4(10条系列再生链，每个链条上4名被试)，材料一共3种类型，考察了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Machiavellian InteIligence Hypothesis)的文化传递性，以及推断文化具有统合性，提出了社会文化在闲谈性氛围中更容易被传递的结论。Mesoudi等(2007，2008)通过系列再生法研究文化传递和文化变异(cultural variation)现象，这是在实验室情境下首次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文化心理传递和变异现象的实验。在这些研究中，Mesoudi还将这一方法简称为“传播链法”(the transmission chain method)，并强调该方法可以进一步证明刻板印象在传递过程中显现。
　　
　　3.2关于刻板印象稳定性的研究证据
　　近年来，心理学家用系列再生法研究刻板印象，获得刻板印象稳定性证据。如Bangerter(2000)使用系列再生法考察被试的性别刻板印象，通过20×4(20条系列再生链，每个链条上4名被试)的有关精子和卵子的故事传递，发现在链条末端记忆内容中精子被赋予了积极的角色，而卵子则被赋予了消极的角色。Kashima(2000)的实验考察了个体和集体的记忆，该研究包括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组成5×12(5条系列再生链，每个链条上12名被试，男女各半)，故事中涵盖59条语句，包括短语和句子等。6个独立的判断分别列入每一个命题中，每一类别都包含与性别刻板印象相关的判断。其中与性别刻板印象相关的题目中包括男性性别和女性性别的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stereotype-consistent，SC)和刻板印象不一致性信息(stereotype-inconsistent，SI)。在研究中，所有内容均予录音。结果显示，系列再生链前端显示出SI信息高于SC信息，而在链条的末端显示出SC信息高于SI信息，而背景信息的传递链没有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刻板印象的稳定存在性。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个体最初的回忆并不能完全预测最后的信息传递的内容，它同时突破了以往单纯强调单际传递信息记忆研究的局限性。
　　
　　3.3关于刻板印象共享性的研究证据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的特征离不开其共享性的作用，即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传递的刻板印象信息会受到刻板印象社会共享性的影响。心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人们倾向于保持而非改变自己的刻板印象，其中大量的研究力图去证明这一现象。但其大多关注的是个人头脑中的认知因素对于刻板印象偏差过程的影响，新近的一些研究从交流、沟通和共享视角对刻板印象过程进行探讨。在刻板印象的保持中，已有的研究发现人们在交流中更愿意交流SC信息而不是SI信息，新近的一些研究者则利用系列再生的方法去模仿人际之间的沟通链，发现沟通链上的刻

板印象的保持与巩固问题，如Kashima等(2000，2005，2008)、Lyons和Kashima(2001，2003)、McIntyre等(2004)，以及Kashima(2008)等。其中，Lyons和Kashima(2001)使用系列再生法考察了足球运动员相关的叙事沟通中的SC信息和SI信息。随着链条的逐渐推进，再生故事逐渐显现了明显的刻板印象，在多个再生过程之后，几乎完全丧失了SI信息，更多SC信息被保留下来。Kashima(2000)、Lyons与Kashima(2003)的研究也都发现了这一点，该研究采用记忆连续再生法，通过3个实验研究不同情境下传递刻板印象信息的偏向问题。实验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虚构群体“Jamayans”的特征描述报告，包括积极和消极两种描述，另一类材料是某个“Jamayans”成员的行为故事描述，3个实验在每种被试间变量的处理组合上都有8×4(8条记忆再生链，每条上有4名被试)组成的记忆连续再生链，他们将其称为“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沟通链(stereotype-consistent bias in communication chains)”，并认为该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一般的记忆性偏差，内核是因为刻板印象具有共享机制(sharedness of stereotypes)。这是首次采用系列再生链方法证明刻板印象的共享性。
　　
　　3.4关于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的研究证据
　　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stereotype consistency bias)是指在信息交流中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高于不一致性信息的趋势，它一般出现在刻板印象的交流过程中(Clark&Kashima，2007)。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用于讨论刻板印象的一致性信息，表达对一致性信息的赞同，并关注于那些一致性信息。当刻板印象相关故事处在交流链条中时，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就随之出现，而且伴随着的是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的保持和不一致性信息的淘汰(Kashima，2007)。那么，为什么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相比不一致性信息更具有优势呢?Ruscher和同事(1998)发现了对话交谈过程可以体现刻板印象。在实验中两名被试一组，主试借助表现SC信息和SI信息的具体事件向被试展示靶个体的特性与行为，这些靶个体对于被试来说均来自被污名化的外群体，如酒精依赖者、截瘫患者和同性恋等。之后，同组被试通过回忆，讨论对靶个体的印象。结果发现，SC信息被讨论的次数和持续时间都明显多于SI信息，只有要求同组被试做出合理的准确判断时，讨论的内容才会倾向于SI信息。Karasawa等人(2007)在此基础上，将靶个体扩展为非污名化的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比较。实验材料为一名女大学生的实际访谈录音，内容体现了日本西部两所大学(X和Y)学生的典型特征。来自x大学的88名女生被分成44个小组，她们并不了解实验的真实目的。实验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主试向其播放访谈录音，并告之靶个体来自哪所学校，以此将被试随机分为内群体组(靶个体属于x)和外群体组(靶个体属于Y)。随后，被试根据访谈内容共同完成一份选择题，期间允许两人讨论并充分表达做决策时的所思所想。在此过程中，主试会借故离开实验室，却利用录音机记录了讨论的全过程。10分钟后，每位被试用同一份7点量表问卷先后对靶个体及其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内容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被试如果认定靶个体属于外群体，在回忆和讨论外群体时，无论是谈论时间还是谈论次数都过多关注SI信息。相反，被试如果认定靶个体属于内群体，SC信息被关注的时间和次数显著高于SI信息。此外，在回忆内容共享的交谈过程中，被试双方会影响彼此对靶个体的刻板印象判断，再次表明了不能忽视个体受群体交流影响而形成的共享刻板印象。
　　同时，Lyons和Kashima(2006)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括了20×4(20条记忆再生链，每个链条上有4名被试)，发现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出现在被试有意识的交流过程中，结果显示交流过程是刻板印象保持的主要过程。他们假设交流动机是导致一般记忆偏向(general memory bias)的直接因素，并通过口述和书面形式的双重指导语严格控制被试的交流动机，弥补了以往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实验材料依然采用虚构故事，描述了一名政客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考虑到日常生活中，信息的结构和重要程度会影响人们的注意力，Lyons等通过量化测定和专家评估法，不仅按照刻板印象特征(SI和SC)划分故事内容，还以背景、开端、发展、结果和结论等故事元素与内容的主次结构归类所有语句。实验中，80名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20条记忆连续再生链内，一半接受纯粹记忆目的的指导语，一半接受信息传递目的的指导语，两种指导语的区别仅在于被试是否知道自己的复述内容将呈现给他人。所有被试阅读两遍故事之后，完成5分钟的记忆干扰任务――画出自家房屋平面图，再写出回忆的内容。实验分析的编码过程中不仅要对语句归类，还要注明与原文的差异，如增加或减少的信息，信息的主次程度变化等。研究结果发现，刻板印象特征、内容主次程度与记忆目的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尤其是为了向他人复述故事时，被试记忆主要内容的SC信息明显多于SI信息。若不考虑内容主次程度的影响，传递信息动机导致被试回忆的SC信息多于SI信息。人们在纯粹记忆时，SC信息和SI信息的记忆量没有差别，这证实了一般记忆偏向受到交流动机影响的假设。为了有效补充量化分析结果，研究又对刻板印象信息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质性研究，从主题一致性(thematic coherence)和局部一致性(local coherence)入手，综合比较了被试的全部再现故事所围绕的主题、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同原始材料之间的差异问题。结果发现，所有再生链中的故事结构和内容都证实了一致性企图对SC偏向的影响，被试倾向于按照群体共享的刻板印象构造故事，尤其是在交流动机促进下表现得尤为明显。还需指出的是，人们普遍关注故事的主要内容，启动了交流动机的被试对主要内容存在明显的SC偏向，所以Lyons等(2008)认为信息传达者的首要目的就是实现主要内容与共享刻板印象的一致性，其次才是次要内容，这些都是可能导致刻板印象不一致性偏差信息减少的因素。
　　
　　4　对系列再生法在刻板印象研究中的评价
　　
　　4.1系列再生法的优势
　　系列再生法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所以早在80年前，Bartlett就大胆预测“文化的元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可以通过群体中的人们之间或者群体和群体之间进行传递，最终达成一种统一的、约定俗成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可以建立在不同群体至上的大多数文化中”(Bartlett，1932：118)。在人类

学和生物进化学中，这种范式被认为是“扩散链”(diffusion chains)。同样，将系列再生的方法应用于刻板印象的研究，同样推动了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首先，记忆连续再生法的使用突破了传统的个体认知实验局限，有效地将社会因素引入刻板印象测量领域，在有利于研究者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更好地模拟了现实生活情境，提升了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外部推广效度。记忆连续再生法的串联式信息传递过程重点在于人际互动环节，主试可以自由控制该环节的各种因素，比如是否存在互动、互动对象特征、互动形式等，从而考察刻板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表征。因而，系列再生法在减少实验室与社会现实情境差异的前提下，能同时兼顾研究社会和个体两类刻板印象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次，从实验材料方面看，传统的个体认知实验采用词汇作为实验材料以代表刻板印象，其中尤以形容词提取法最为普遍。虽然这些词汇有利于被试直接明显地表达刻板印象，但未必能够包含丰富的内容，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刻板印象信息总是伴随着具体行为或事件出现。记忆连续再生法所选用的故事形式和材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虚构故事、真实故事还是被试的再现故事，都更贴近合理的刻板印象情境。与词汇的表意鲜明相比，故事描述的内容较为普遍，可以很好的隐藏刻板印象，降低了被试受到社会赞许、实验暗示等因素干扰的可能性。此外，这些故事材料均包含刻板印象一致和不一致性信息，不仅可以测量刻板印象，而且有助于从信息源角度探讨刻板印象保持与改变的心理机制。
　　再次，记忆连续再生法以被试的回忆再现内容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通过编码过程将其量化，再对量化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刻板印象本质的一定把握，还可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再现内容进行细致、动态的内容分析，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量化过程中，再现内容以句子为单位被归类为不同的信息分类，必然会丢失句子的细节成分以及破坏内容的整体性。而质性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从自身角度对再现内容的含义与联系进行阐释，又必然缺乏客观性。与传统的测量法相比，记忆连续再生法的实验产物有利于两种分析法同时使用，由此得出的实验结果可以从多角度全面阐释刻板印象。从实验指导语方面看，主试可以灵活且严格的选择指导语的陈述方式、陈述内容，便于控制多种实验变量，且被试不易察觉。
　　此外，新近围绕人际交往对刻板印象影响的观点，许多研究也采用记忆连续再生法展开了探索，发现了群体认同、社会文化、信息真假、记忆偏向、感知共享和语言描述等多因素对刻板印象的影响，这是传统的个体认知方法所不能实现的。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刻板印象信息传递普遍表现出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有利于刻板印象的保持。这些研究对于如何改变刻板印象，尤其是社会中的歧视、污名等消极刻板印象的改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许多刻板印象研究者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总而言之，记忆连续再生法为刻板印象领域提供了新观点，也开辟了未来发展的新道路。因而，它被认为是一种用来探讨文化动态性的实验模拟法(Kashima&Yeung，2010)，可以用来描述刻板印象如何形成、维持，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规律，也可以通过文化讯息是如何透过社会网络被传播以及文化讯息由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是如何转化的这些视角来分析和应用，进而发现潜在的社会心理差异以及互动过程。
　　
　　4.2系列再生法的局限与启示
　　在研究的不断推进过程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系列再生法也概莫能外。首先，记忆系列再生法的最大困扰是关于外部及其生态效度的问题，由于该方法本身很难使用客观的实验室情境，因而不同的参与者和不同的情境很难严格控制，同时实验链条的个体是有限的，很难进行大规模被试的实验，而且系列再生法是从刻板印象形成的微观过程出发，这使得在宏观过程中很难加以严格验证，这提示今后的研究应尽量弥合微观社会心理过程和宏观社会改变之间的鸿沟问题。
　　其次，早期的系列再生法的确一味浸沁于认知心理学中记忆方向的探讨，而忽略了本身的社会过程因素，但是在新近的研究中大都关注文化和社会情境相结合的内容。但这仅仅是有益的尝试，尚需更多的研究扩展，尤其是系列再生方法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和正式化的分析模式，大量的研究还很难进行统一化控制。另外，以往研究中的材料大都选取虚构的故事情节，那么真实的经验是否可以成为实验材料呢，Goodman等(2009)就质疑了虚构材料结果的外部推广效度，这也同时提示今后的研究应适当考虑真实情境的材料做研究。同时，记忆连续再生法多以书面传递信息的形式代表人际互动，而这种方式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形式，面对面交流以及网络时代独有的电子交流日益成为最主要的信息传输渠道，而且交流过程往往存在反馈环节，这是当前记忆连续再生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也提示今后的研究应该侧重拓宽沟通形式的渠道与方法的进一步结合。
　　再次，系列再生法依赖于人们汇报记忆内容的能力，所以在保证被试同质性的前提下，选择被试相对复杂，如被试本身的表达性和记忆能力等成为影响诱因。同时，为了控制信息传递中的某些变量，不能对大量被试同时进行实验，避免被试污染，因而导致该方法的实验周期较长。另外，被试在实际过程中具体环节无法操作，如被试是否认真阅读、有无其他心理因素干扰等，以及实验链条的具体被试数以多少为宜，这些内容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也提示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对该方法逐步细化和统一，以保证良好的操作性。
　　此外，系列再生法对刻板印象研究结果和发现中的理论化凝练与解释问题也亟待加强。目前理论框架分析仅限少数，如Kashima等(2007)讨论了基态模型(grounding model，)，提出了系列再生法背后的理论解释。另外，在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的研究中，也有将社会表征理论与系列再生法相结合的初步探讨，如讨论习俗化和社会表征之间的关系以及记忆链研究与社会表征中的知识转化等内容相联结等，并认为很多经典的记忆研究任务其核心元素都是社会表征的显现(Moscovici，2000)。可见，社会表征理论中的习俗化和记忆研究中的习俗化有着异曲同工的效应，它们都强调了社会生活和文化中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转化过程，同时认为这些改变都是社会现实的客体，不依赖个体因素而存在。但是这些理论方面的深入分析还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研讨，尚缺乏严密的知识体系的支撑和深入的分析，这也提示今后的研究会注重方法背后的理论框架的深化。当然，使用系列再生法在中国情境中进行刻板印象的研究还寥寥无几，这也提示未来可以拓宽该方法在中国实际问题、实际情境和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中的应用问题，以期获得更多、更新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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