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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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贺力平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金融业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探讨,他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应当是协调发展和相辅相成的。据此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主要源于若干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衡。
【关键词】信用 金融业 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还可以质疑诸如这些问题: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部门可以长期超越其他部门快速膨胀吗?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金融和投资业一定时期中出现的超高回报率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在金融部门异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体经济是否会出现日渐萎缩的趋势。
回顾经济学说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可以看到早已有学者们在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已经从多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论述。联系今天所看到的空前规模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继续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教益。
马克思对金融业发展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有关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及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许多论断对今天的思考者也有着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金融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①这段论述虽然围绕信用制度,实际上泛指金融业。19世纪中,金融业在当时西欧主要经济体中主要表现为银行业的普及和发展,股票投资刚刚兴起,证券交易对象主要是政府债券,金融衍生工具也不普及。以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制度或者说信用体系在西欧许多经济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发挥了增加社会储蓄从而增加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并进一步促使利息率降低的作用。而在利息率下降的过程中,更多的产业资本可以利用信贷资本并在社会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加快生产发展。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框架中,信贷资本本身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发挥其帮助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重要辅助作用。他说,“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②这段话也揭示了信用资本的高度运用有着促使社会需求与供给相脱节并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对信用体系发展必然性和重要性的高度评价还表现在另一个论断中,即他认为,自古以来的社会经济可以区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与信用经济”③。尽管马克思没有展开有关这个论断的论述,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对信用体系在社会经济中不断上升之地位的高度肯定。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后表现周而复始的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三种资本形态: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它们相互配合,是完成一个循环周期所必需的各个部分和环节。
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马克思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解释信用体系和信用资本的发展。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与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④用现代语言来说,信用金融机构在取得了独立经营地位后,具有发挥专业化优势的倾向,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产业资本的经营模式中。
但是,与后来许多作者看法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信用发展会促成社会经济结构朝着金融业倾斜,或者说出现借贷资本或信用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作用,即金融机构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机构。他在几个不同地方都表达了这个看法。他说,“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地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⑤
这段论述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社会资金具有逐利性和流动性;第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投资收益率由资金供给平衡及其变动所决定,收益率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会随着资金流动即资金供求关系的改变而变动的;第三,货币资本的价值或收益率与利息率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关系;第四,从长期观点看,在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关系或均衡关系,两者之中任何一者如果出现收益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情形,资金流动就会朝着促使其收益率下降的方向。
从现代观点来看,马克思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这么一种趋势:尽管在一定时期中金融和投资业的收益率有可能出现较高回报率,这种较高的回报率也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和投资业,但是,随着资金流动的继续进行,金融和投资业中的回报率必然趋于下降,而且会下降到让一般的产业投资者也感到有利可图的水平上。换言之,社会经济中各个部门的回报率从长期观点看,有着趋于平均化的趋势。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中期正是工业化运动在西欧尤其是不列颠蓬勃开展的时代。马克思一定亲眼目睹了许多产业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情形,观察到了社会资金在各个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加快流动的情形,也注意到了金融市场上利息率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广泛影响。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可以说是对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实际情况的一个理论概括。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许多变化也基本上遵循这些概括所揭示出来的规律或长期趋势。我们从最近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机是失调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一种调整,调整的结果就是促使社会经济回复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状态。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危机不过是这种调整采取了剧烈形式。
针对19世纪中叶已拥有一定垄断地位的银行机构(英格兰银行)是否会进一步上升成为全面性的垄断机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一段评论说,“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了被动的态度。”⑥这种“被动的态度”可以理解是银行机构以信贷业务为主,不持有或很少持有企业对象的股权,各个企业客户独立自主展开经营活动。马克思显然是认为在银行机构与实体工商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工,两者之间各自有着自己的经营优势。如果一方超越界限去施加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很可能会因此而降低。
总的看,马克思在他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坚持了“产业资本中心论”,认为产业资本是最能动的一个部分,是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主导性力量。其他社会性资本,包括商业资本和信用资本,是这个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具有不同功能的社会经济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后来的一些学者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若干大型投资银行在北美和西欧一些经济体的突出发展得出了“金融资本”势将控制社会经济的看法。这种看法主要基于当时新出现的两个重要情况:一是社会经济许多部门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生产集中和大企业垄断化倾向,二是社会资金进一步向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在社会资金运用上的能力越来越超过实体企业,甚至超过那些在各自行业中已高度集中并拥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实体企业。
但是,也有两个情况客观上阻止了“金融资本”成为全面垄断性的力量。一是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手段采取了反垄断措施,限制单个经营机构成为所在行业的单一厂商,并为跨行业经营活动设置种种壁垒。二是金融业中继续维持竞争性局面,在长时间事实上存在多个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的格局。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末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商业银行在主要市场经济体中是金融业中的主体经营机构,而对实体经济部门有较大直接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机构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不如商业银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长才得以不断持续。
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机构之间关系的基本见解是协调发展,相辅相成。而且,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多次表述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时期中社会经济各部门关系不符合“协调发展、相辅相成”,那么,就会遭遇经济危机。
信用发展会促使投资活动愈益普遍。对经济危机在信用关系普遍发展后可能性的增大,马克思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认为,信用发展会促使投资活动愈益普遍,并且可能会让投资主导商业和金融交易市场。马克思在总结信用的作用时提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信用“使买与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⑦
马克思这些看法的正确性已经被实际经验反复证明了。20世纪出现过多次其规模和波及范围远远超过19世纪的经济危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说明投机活动随信用体系的普及而成倍数地扩大了,而这种投机泡沫的破灭只会带来危害程度更深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结合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来概括马克思论述中所给予的回答,可以这样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应当是协调发展和相辅相成的;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部门不可以长期超越其他部门而快速膨胀;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金融和投资业中一定时期中出现的超高回报率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金融部门出现异常“繁荣”,实体经济会的发展会受到不利影响,但这种异常情况必不能持续,实体经济经过调整一定还会恢复增长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联系这些看法反思最近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危机发生以前的一段时间中,若干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失衡。这种失衡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表现是早些年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合并,出现了过度集中倾向。高度集中的倾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给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士带来了追求薪酬增加的便利,而且更重要地是导致了大型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即认为经营规模扩大后即使面临破产风险政府也会出手相救,从而大大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
另一个失衡表现是,交易活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交易越来越多地演变成了纯粹投机性或“关联性”活动,从而弱化了甚至失去了与实体经济的正常联系。
此外,失衡还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许多价格指数由于投机因素的强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真实地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投机因素的盛行推动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并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存在的多种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促使社会资金大量从真实价值创造领域流出,从而损害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增长。
客观地看待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所出现的经济结构演变和调整过程,我们可以同意说,由于一系列因素的作用,金融部门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这些因素包括,各国社会经济持续不断的商品化和货币化;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可储蓄资金得到了更快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及财富的不断增长,社会成员对风险资产的承受能力和需求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对组合投资(例如人寿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的需求也有较快增长;在财富和现金流的组合价值面临波动风险的背景下,社会成员通过科学方式的财富投资寻求避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此外,还如马克思在19世纪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金融市场的普及和发展,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富本身也会出现“资本化”倾向,即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认识到预期现金流的现在价值并通过金融机构增加其可交易性。⑧
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分别地及共同地决定了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资金流动中介和配置作用,并通过风险和效率的识别及筛选等功能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能否有效地持续性地发挥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自身的完善。正如前面在回顾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时所看到的那样,影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涉及到金融业自身的市场结构,即这个行业是否有着良好的竞争性结构,有没有突出的垄断化问题。与市场结构相关的一个因素是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对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治理结构不仅要反映合理的产权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兼顾长远利益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协调平衡机制。
金融机构建立和健全良好治理结构也意味着它们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会坚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审慎经营和风险防范,不追求对实体企业的股权持有和代替企业进行经营决策,也不向单纯财务投资者(其中是投机者)提供信贷支持。
此外,结合最近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还应该认为,在金融业发展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时,政府应该坚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并特别重视市场系统风险的防范。金融监管应当注重防微杜渐的原则。同时,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更多地是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一定需要各个部门协调平衡。金融业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地位和意义的上升也不意味着金融业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只有协调平衡的关系才可以促使金融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注释
①《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5页。
②同上,第546页。
③《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134页。
④⑤⑥⑦《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3页,第424页,第685～686页,第493页。
⑧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525页及以后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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