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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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聂作平
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凌晨,大明末帝崇祯在北京煤山自缢身死。两天后,这具披头散发、只有一只脚穿着袜子的尸首被李自成农民军找到,草草安放在东华门外的一副原本安葬穷苦人家的薄皮柳木棺椁中。刚刚亡国丧君的大明臣工们面对他们圣上的遗体,表现得很是耐人寻味:痛哭中以头抢地的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姓刘的主事,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哭拜者三十人,礼节性地拜了几拜而无泪可洒的有六十人,其余的“皆睥睨过之”。在占大多数的“睥睨过之”者中,最过分的当数一个叫周钟的庶吉士。此人数次从先帝遗体前经过时,不仅不拜不哭,竟然连马也不下,径直打马而过。
庶吉士属于翰林院,品级不算高,却属于皇帝近侍,明代有不少尚书和大学士,都是庶吉士出身,所以可以看作是国家高级领导储备人才。既然是皇帝近侍,照理说和崇祯多少有些亲密关系,可周钟的表现却不仅令当时的士子齿冷,也令后来的读史者摇头。周钟乃南直隶金坛人,生长于人文荟萃的江南,从小就被人目为才子。照理说,饱读圣贤之书,以儒家道统为行事准则的才子,应该比普通臣工更多一份忠诚。但在周钟身上,却恰好相反。
周钟的名气很大,连李自成的智囊牛金星对他也是深慕其名。当魏藻德等一批故明高官削尖了脑袋想在李自成新政权中混个一官半职时,牛金星主动向李自成推荐了周钟。为了给新政权制造舆论,周钟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士见危授命论》,牛揽卷读之,大为赞叹,周钟也到处吹嘘:牛老师对我真有知遇之恩啊。另一篇则是给李自成上的劝进表,也就是以天下黎民代表的身份,劝李自成早日登基做皇帝。这篇劝进表中,周钟对李自成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这位两个月前还被官府通缉、被称为流贼的农民领袖,在周钟看来,其文治武功已经超越了历代君王的典范――尧、舜、商汤和周武王;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两个月前他还叩头口称圣上的崇祯乃是独夫。
有人对周钟说,李自成杀人太多,恐怕难以成事。周钟轻描淡写地说,当年咱们的明太祖不也是一样的吗?这种处处维护新政权的自觉行为,自然很能搔到新政权要员们的痒处。周钟在新政权中的如鱼得水,引来了他的同僚们的艳羡和模仿。另一位才子,中允梁兆阳在晋见李自成时,迫不及待地称尸骨未寒的崇祯“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至于李自成这个不修边幅的粗豪汉子,他当众吹捧说他“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我们虽然并不认为那些在崇祯自缢后,也跟着举家自杀的臣子真的就值得效仿,但像周钟们那样猴急地丑诋旧主子而欲讨新主子欢心的做法,确实让人替这些才子们感到惋惜――我们只好在才子前面加上两个字:无行。
北京城的无行才子们举措若此,远在千里之外的陪都南京的才子们,其情其景,也相差无几。当时,南京城里最负才华――他们的才华和对后世的影响,远在周钟和梁兆阳之上N倍――当数阮大铖和钱谦益,以及王铎。阮大铖是著名的戏曲家,他不但创作了多个精彩的剧本,本人在表演方面也相当老练。与阮势不两立的东林子弟们曾在观看阮创作的戏曲时,一面赞叹其才华,一面大骂其人品。这有点像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不爽的是武功最高的竟然是人品低下的吕布。阮大铖因为早年曾是魏忠贤的小兄弟而被东林党人狠咬不放,罢官多年。当大明倾覆,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建立南明偏安小朝廷时,他得到铁哥们马士英的力荐,得以出来做官。值此金瓯残缺、君父横死的国难之际,新上台的阮大铖要干的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打击报复当年修理过他的东林党人及其子弟。于是乎,拥有半壁江山的弘光政权在这种内耗之下,竟然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即宣告倒台。这其中,无行才子们的折腾功不可没――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清军真应该感谢他们。阮大铖在南京陷落后向清军投降,在清方的庆功宴上,他亲自粉墨登场,博得清军将领们哄堂大笑,这个才子也乐不可支。
至于钱谦益,那是晚明时期公认的全国文坛领袖,黄宗羲曾认为,钱乃是继王世贞之后明代最伟大的学者。有一年,他家的藏书楼遭遇火灾,他望着大火大喊:你能烧掉我楼上藏的书,烧不掉我肚子里藏的书。他那个红颜伴白发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是。阮大铖把持弘光政柄后,钱谦益利用柳如是与阮大铖早年的关系,谋得部长之职。南京城破,柳如是劝丈夫自尽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柳如是再三劝说,钱谦益才咬咬牙跳入水池中,但一会儿工夫,他又爬上岸来说池水太冷。――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才子龚鼎孳,他遭遇甲申北京之变,此后逢人便称:我本打算殉国,无奈我的小妾不同意。
此后不久,豫王多铎下江南,令全国剃发,一时间群情汹汹。一日,众人座议剃发事,钱谦益忽然站起来说,我的头皮痒得很。众人都以为他梳头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已经按照清廷的要求剃掉了自己的头发,脑袋后面拖着一根猪尾巴。入清后,钱谦益曾任《明史》副总裁,用他深厚的文字功底,为新政权效命。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清史稿》中,他的名字却列入了深厚贬义的《贰臣传》。
与励精图治却不幸亡国横死的崇祯相比,他的南京小朝廷的继承者弘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只知道喝酒看戏搞女人。有一年,他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令大学士、也是至今还影响甚巨的大书法家王铎书写,这对联写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假如它出自落拓无行的文人,我们庶几可以付之一笑,然而出自身负中兴大业的君王,我们即便想笑恐怕也笑不出来了。
晚明的中国,天下并不缺才华与机智,但这种才华与机智皆不过是为一己之私而谋的小才华与小机智,缺的是高屋建瓴的为国谋为天下谋的大才华与大机智。在利益的笑脸与杀戮的屠刀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新政权高压之下,小才华与小机智不但于救亡图存毫不相干,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在了自己的顶戴、自己的私欲之上,甚至,它还加速了残汤剩水的小王国的覆灭进程。从周钟到阮大铖,从钱谦益到王铎,他们都是晚明最杰出的才子,但这些才子都是一种有毒的花,他们类似罂粟。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才华与人品之间没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才华出众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品相对高尚;第二,如同河豚味美、罂粟入药一样,撇开才子身上的操守道德不谈,他们的才华还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只是,联想到他们的为人,总会有种在厕所里吃海鲜的古怪之感。(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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