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濂仕明前的用世心态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龙门子凝道记》是宋濂仕明前的重要作品，这部书集中反映了宋濂在元代末期的政治、学术思想，更因其所处特殊的创作时段而成为了窥探宋氏“由隐转仕”的重要史料。作为隐居山林时的愤世之作，《龙门子凝道记》包含了宋濂对于所处时代的深刻认识，寄寓着他的人格理想与胸怀抱负，体现着他心忧天下百姓，立志要做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禹稷”的用世心态。
　　关键词：宋濂；《龙门子凝道记》；用世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37-04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宋濂入小龍门山著书，据《龙门子凝道记》（以下简称《凝道记》）题辞，该书作于酉春正月丙子①（1357年），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宋濂应朱元璋召，任婺州郡学《五经》师。显而易见，1356至1359年是宋濂由隐转仕的关键期，在此期间创作的《凝道记》，无疑是窥探其出仕前心态变化的重要史料。然而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凝道记》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其文学性较强的寓言、散文部分，②黄灵庚虽提到宋濂抱有“以隐待仕、相机而动”的思想，但并未就此问题的复杂性展开充分论述[1]。本文拟通过详细分析《凝道记》，深入考察宋濂对于元末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深刻认识，充分展示宋濂在这一时期的人格理想与胸怀抱负，呈现其由隐转仕的心路历程。
　　一、末世哀鸣：宋濂眼中的元季
　　《龙门子凝道记》分四符、八枢、十二微，计有二十四篇、一百一十四则，书中主人公虽号“龙门子”，③但从一句“曰：‘尔为谁？’龙门子曰：‘越西宋濂也’”[2]1766可看出，这实为宋濂自谓。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凝道记》反映了生于元、长于元且又曾仕于元的宋濂对元朝这艘将沉之舟的独特看法与微妙心境。
　　（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在《凝道记》中，宋濂对元朝的末世图景予以生动描绘，对命若草芥的贫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悯世枢》中记载：
　　龙门子出游大陵之阿，见遗胔焉，乌鸢羣而啄之。龙门子泫然流涕曰：“汝独非父母之子耶？先王之时鸟兽得以遂其生，胎不至夭，卵不至殡，况汝人耶。漢非先王時比也，亦殺人者死爾。汝以良民被俘而见戮，其果杀人也耶？何为使汝至于此极也！掩骼埋胔之令，孰行之？忍不为汝一凄恻耶？呜呼，汝独非父母之子耶？”命从者掩之而还，愀然不乐者数日。[2]1767
　　《战城南》中曾有士兵“野死不葬乌可食”“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的记载，《凝道记》将目光集中在“遗胔”之上，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元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严酷现实。《采苓符》更是全景式地再现了元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今剑矟交横白骨不葬，高如丘陵。一遇天阴，鬼夜哭相闻……宫室化为灰烬，生民流亡，伥伥无所依。以墟莽为楼馆，以橡芋为台垒，以崖广为牀帏，以沼池为垒洗，以明月为灯烛，求生匄死，两无其谋……田野荒芜，五谷不生。猫虥成行，白昼出郊，行人鲜少，腥风秽洒……[2]1753
　　五谷不丰、饿殍满地、白骨累累、哀鸿遍野……寥寥几笔，宋濂将末世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幅幅生民凋敝的图景也在灼蚀着宋濂的仁心，一句“龙门子悯世芜秽”[2]1766是其心境的真实写照，《大学微》中留下了他几乎恳求式的绝望发问：“生民之凋丧极矣，在人上者，其有以拯之乎？”[2]1804
　　（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风气
　　除去反映社会现实，许多生动活泼、泼辣大胆的寓言也讽刺了元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风气。在《秋风枢》中，“束氏畜狸”讽刺了权贵的堕落腐化与庸碌无为，“剜股藏珠”“越氓隐金”等数个寓言故事，更是展示了时人因贪得无厌、唯利是图而最终落得财失人亡的可笑悲剧；在《尉迟书》中，“魏人博物”“楚士博物”讥讽了时人附庸风雅、妄乱名实的社会风气，“因鼠焚炉”更讽刺了因小失大、只看眼前利益而不做长远打算的荒谬做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晋人好利”一则：
　　晋人有好利者，入市区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资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即去……市伯怒，鞭之，夺其物以去。旁有哂之者，晋人戟手骂曰：“世人好利甚于我，往往百计而阴夺之，吾犹取之白昼，岂不又贤于彼哉？何哂之有？”[2]1770
　　强取豪夺本已为人所不齿，可好利的晋人竟然还振振有词，“世人好利甚于我，往往百计而阴夺之”固为开脱之语，却道尽了元末巧取豪夺、黑白颠倒的世道人情。
　　（三）强征暴敛、纲纪废弛的黑暗统治
　　宋濂早年曾数度参加元廷科举，其师柳贯、黄溍又仕宦于朝堂，对于元朝，宋濂有着微妙而复杂的情感④：他渴望用世，不仅参加科试，还写过歌咏元朝圣德的《皇太子入学颂》；可与此同时，他对元廷的黑暗统治又有深切认识，在看到渴望告老还乡的老师黄溍因“不俟报而行”在“抵家甫两日”后“又敦迫还京”的现实后[3]50，其政治热情更日渐衰减；危素曾举荐他担任翰林国史院编修，面对这个“不试而仕”的职位，宋濂以亲老固辞、入龙门山著书，看似乖张的行为背后折射着他对元廷的不满与失望。在《凝道记》中，宋氏借与“闾邱生”对话，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层：
　　予闻马之瘠肥，责乎牧圉。民之休戚，系乎庙朝。彼肉食者不知病，夫子以匹夫忧之，无乃有出位之思耶？[2]1755
　　宋濂在《五矩符》中曾明确表达过对治国理政的看法：只有为君者守“省愆、受言、尊士、去骄、推仁”五矩，为臣者行“进贤、任事、守俭、善谏、知退” 五彝，方可“天下治”[2]1756。可在现实中，庙堂上正襟危坐的“肉食者们”所作所为恰恰与之相反，结果只能是“心德有亏、人情壅闭、大业弗立、贤者远避、贵贱罔附、国家空虚、官旷职隳、穷欲极奢、扞格难入、幸进失己”。[2]1759五矩不谨、五彝不行，元廷分明是危樯孤舟，元季早已是人间地狱。
　　“予所著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慨系之矣！”[2]1813宋濂把透了元朝的脉象；“天下之溺，犹禹之溺。天下之饥，犹稷之饥！”[2]1761末世之景已然清晰可见。 　　二、邈然高蹈：与世决绝的姿态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愿出仕的宋濂选择了长隐山林，这既是迫于时势的无奈之举，却也是元朝儒道并重的结果，“盖其时之新道教，大抵皆阳道而阴儒，非儒术不足救世，而儒术非掌握政治教育之权势位望则其道扞格，故改修老子之道以自”[4]206，进则用世，退则避世，邈然高蹈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秋风枢》中，宋濂表达了自己对山光水色的喜爱：
　　我生不有命在天，天命已定，我尚何悲焉。于是命琴弹为白石之操，而更之以落霞结云之音，欣然而忘其悲。[2]1769
　　既然“天命已定”，倒不如全然忘怀人世间的悲喜得失。在乐天安命的思想指引下，宋濂仿佛已过上梅妻鹤子生活，在《终胥符》中，他甚至表达了甘愿终老林泉的想法：
　　二三子其治尔秽荒，缔尔室庐。予与尔居之。二三子其挟尔琴书，操尔翰觚，载尔餱粮。吾将与尔终身焉！[2]1762
　　然而，隐居生活是否真的那么顺遂心意？显然不是。选择了终老山林，便不得不面临物质上的困境，《凝道记》记载了宋濂生活的艰难：
　　予观龙门子颜色，甚若戚戚者，私窃视其所以，其冠服蔽甚，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決，其食饮恶甚，羹则藜藿耳，饭则脱粟耳，其居室陋甚，茨以生蒿，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若不能朝夕居者，宜其不豫也。[2]1812
　　隐居山林非但有衣食住行等诸多不便，连本人都“不能朝夕居”，有着性命之忧。当丁鸿问“君子何以处贫”时，宋濂亦不得不承认“安之未能也”，当丁鸿“请问其次”时，他只好以“忍之”作答，当丁氏再度追问“忍之之首奈何？”宋濂只好用文辞来矫饰生活的悲苦：“曰：‘茅茨土堦，视如华榱飞薨之丽，柴车蹇乘，视如文茵飞黄之良……’”[2]1797总之，《凝道记》未能刻画出一个逍遥自得、怡然自乐的隐士形象，恰恰相反，却如实反映了一介寒士的困顿生活。自然，选择了隐居，便难免要面对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困苦，但若有“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心境，一腔愤世之情倒也能暂得纾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精神上，宋濂亦难寻解脱，《凝道记》开篇便倾诉着无奈：
　　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曰四符，曰八枢，曰十二微。符言合，枢言奥，微言蕴也，总二十有四篇，以按一岁之气，号之曰凝道记，用竹简正书，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
　　呜呼，德泽弗加于时，欲垂空言以诏来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仰瞻宇宙，操觚兀坐者久之。[2]1752
　　本是自弃翰林编修于不顾、甘为“操觚兀坐”的山野闲人，偏又反复抱怨“世不我知”而不能见用于世，宋濂的矛盾心态可见一斑。综观《凝道记》一书，忧愤沉郁之情随处可见：“闲居而有忧色”“匹夫忧之”“先生忧矣”，“呜呼”之叹亦层出不穷：“呜呼，悲乎”“呜呼，今之君子”“呜呼，人生斯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隐逸林泉之人，宋濂亦颇有微词：当闾邱生嘲笑宋濂“不仁不知”“忧非所当忧”时，宋濂感慨不已：“我非人则已，苟亦人尔。何可不忧世哉，何可不忧世哉！”[2]1755由此可见，深居山林的宋濂对世俗始终葆有人文关怀，透过“非人则已”一句，更能看出他对那些所谓避世山林的“仁人”之流的批判，“世之学者，妄谓师圣贤耳，率假也”[2]1762大抵是他对避世文人的真实看法；“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2]1762这或许才是摆出邈然高蹈姿态的龙门子的真实心声。
　　三、逢时而起：理想图景的寄望
　　“龙门子曰死生有命，命之所在，人不可逃焉”[2]1793，宋濂将自己不能用世的原因归结为天命，可哪怕隐居山林，其用世之心亦未尝有丝毫懈怠。科试屡败和残酷现实导致宋濂对元廷丧失了信心，却愈加激发了他对圣君贤相理想的强烈向往。在《凝道记》中，宋濂热情讴歌古时礼贤下士的明君：
　　尚父不见西伯，老于渭水之滨耳，孔明不三顾，终于隆中之墟耳。[2]1753
　　以尚父、孔明自比，除表达自我期许外，更有另一重含义：既然在现世“不能见其一割之用”，倒不如树立起一个追慕先贤、与世俗相诀的理想自我来垂范后人。“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2]1762一方面，宋濂自诩有经天纬地之才，另一方面，他又用“复不轻于自进，必待上之人致敬”[2]1761作为不出仕的理由，他自比荊山之玉，却绝不愿做献玉的卞氏：
　　虽然，荆山之玉，非不美也。卞氏献之，而双足见刖。予不佞，窃受教于君子矣。其不能为卞氏决矣。[2]1762
　　既不肯“轻于自进”，亦不肯屈于强权；既渴望明君拜临，更强调自我人格、节操的坚守，这背后包含着宋濂对自身所依赖“道统”的绝对自信：
　　龙门子曰：四皓陈图南，其振世之人豪哉……及闻汉高帝出，则四皓归商山矣……盖其心以救民为急，苟有任之者，则身可退矣。彼之为即我之为也……高帝太祖不敢强臣之，盖亦知其志矣。[2]1781
　　为证明“渴望用世”“逢时而起”动机的单纯性，他甚至全盘否定了入仕所能带来的功名利禄，转而将之高标为绝对的人格理想：
　　古之人仕也，欲安斯民也，睹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苟齐之而不救，则非人也。然欲救之，非仕不可也……行济物之志者，必假禄爵之贵。禄爵之贵何有于我哉，何有于我哉！[2]1768
　　欲救“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出仕是唯一的选择。“天下之溺，犹禹之溺。天下之饥，犹稷之饥。我所愿，学禹稷者也”；[2]1761“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不负七尺之躯，若随小夫呻吟于占毕间，其陋矣哉！”[2]1796君主礼贤，逢时而出，为三代之士，任三代之事，这是宋濂为自己描绘的理想图景，也是其人格理想与胸怀抱负的集中体现。为实现理想，《凝道记》中提出了一些“济世安民”的具体方案，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体恤百姓，轻徭薄赋
　　汉高之制，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则三十而税一耳，自后军旅事兴，大农告竭，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车俞）鹽铁榷酤，一孔不遗。而田租独如旧制，何赐民之多也，宜其享祚克永乎。汉世然，今奈何不行之乎？[2]1804
　　在宋濂看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体恤百姓、轻徭薄赋是重中之重。“军旅事兴，大农告竭”，看似将矛头指向汉武帝，其实亦不乏对元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抨击。
　　（二）不言兵戈，慎用武力
　　龙门子曰：兵不可以易言也，言固夸矣，如实何……噫，世之高谈孙吴，惊动四筵者，其能免希烈之缚者几希。[2]1804
　　基于儒家民本思想的立场，对于兵戈之事宋濂持反对态度自然不足为奇，可对于那些“高谈孙吴”者，宋氏却认为其终究难得善果，这样的说法虽然颇有几分因果论的味道，但在彼时的乱世中却显然充满了劝诫意义。
　　（三）大兴礼乐，以德治国
　　天下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治，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2]1761
　　以刑驱人者残，以势凌人者怨，以利诱人者争，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胜人者拙，此六惩也。葆醇屏累，所以全身；积诚著行，所以感物；内外无愧，所以事神；敬身树德，所以训子；上下邕穆，所以肥家；威严庄重，所以却悔，此六行也。恶莫大于离心，美莫大于畏独，凶莫大于自贤，吉莫大于集善，乐莫大于顺天，忧莫大于悖德，此六则也。明在自虚，强在自卑，危在自安，败在自盈，敬在自持，贼在自骄，此六治也。慎六惩，尊六行，式六则，守六治，学者之事过半矣。[2]1801
　　宋濂反复表达着自己对三代“礼乐之世”的向往。调和理想与现实间矛盾的希望愈是渺茫，宋濂所寄寓的人格理想便愈要高扬。这是一种对现实的绝对失望，更是一种欲超脱现世而不得的极力抗辩。
　　在《凝道记》中，宋濂积极地介入现实、表达其政治观点，虽囿于其儒士身份，更兼其先前并无政治实践经验，书中提出的具体举措较为理想化，但这毕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尚未仕明前的宋氏对于治国安邦有着自身的认识与思考。总而言之，《凝道记》虽是宋濂隐居山林之作，却深深地寄寓了宋氏渴望用世、逢时而起的强烈愿望。透过《凝道记》，亦能看到宋濂对于其所希冀之“理想蓝图”的掣画与描绘，窥见其“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的人格理想与胸怀抱负。
　　四、结语
　　“学之积年，而莫有用之者。其命也夫，其命也夫！”[2]1814面对黑暗动荡的社会，世不见用的宋濂无疑需要找到一条解脱的途径。“穷则独善其身”，他选择了归隐山林，“欲垂空言以诏来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立言。然而，儒家不仕不義的传统，又使其对不能用世而愧疚不安。他做不了真隐士，却又自恃才高，渴望圣君的礼待而不愿迫于政治强压出山；他既怀“古志士之深悲”，更心忧天下百姓，立志要做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禹稷”……作为隐居山林时的作品，《龙门子凝道记》真实反映了宋濂在仕明前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寄寓着他的人格理想与胸怀抱负，成为窥见其仕明前心路历程的重要写照。
　　注 释：
　　①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52页。凡本文所引《龙门子凝道记》条目皆出自此书，以下注释从略。
　　② 目前，学界对宋濂寓言的研究关注较多，详见马达《宋濂寓言初探》（《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谢其祥《宋濂的寓言创作刍议》（《广西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钟小安《愤世嫉俗 讥评时弊——宋濂和刘基寓言创作艺术手法辨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徐永明《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中亦有提到。
　　③ 关于龙门子名号的来历，于淑娟在《〈龙门子凝道记〉名义考论——兼论元末明初姿州作家外道内儒的文风》（《文学评论》，2013年第一期）一文中多有考证，本文不再陈述。
　　④ 这一点李青春在《明初文人的认同危机及其诗学表征》（《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中已经指出，李氏所提到关于宋濂“帝王师”意识在《凝道记》中亦有表现，此处不论。
　　参考文献：
　　[1]黄灵庚.宋濂的阐述性理之作——《龙门子凝道记》《诸子辨》辨证[J].浙江社会科学，2014（12）.
　　[2]（明）宋濂.龙门子凝道记[M]//罗月霞.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徐永明.宋濂年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路正（1998—），山西阳泉人，单位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晓敏（1983—），山西太原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朱希良）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833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