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三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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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加坡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运用“家庭为根”、“民有恒产”、“中庸之道”三重基石，较好地构建了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社会和谐安康。
　　[关键词]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
　　三重基石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3-0105-04
　　
　　深入分析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发现它包括了如下三重基石，即“家庭为根”的传统基石、“民有恒产”的物质基石和“中庸之道”的价值基石。阐释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上述三重基石。对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倡导“家庭为根”，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传统基石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在西方社会家庭观念日趋淡化，家庭组织日呈崩解的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坚持亚洲社会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大力宣传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促进家庭的功能。1992年，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正式将“家庭为根”确定为新加坡人所应奉行的“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家庭为根”的原因之一，在于家庭是传统所证明了的社会保障的坚固基石。李光耀认为：“东亚这里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可以提供所有解决问题的条件，政府自身也明白这一点。在面临最严重的生存危机，甚至在面临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时，总是亲朋好友帮你渡过难关。……是家庭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给了其家庭成员更多的生存机会。这是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家庭作为社会保障的坚固基石，主要表现在维持日常生活和克服危机灾难两方面。
　　首先，家庭承担着维持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经济功能。一方面，家庭是抚育孩子的最佳场所。教师或托儿所的职员，只把照顾孩子看成职业；而作为父母或祖父母则关心如何把其骨肉培养成才。另一方面，家庭也是奉养老人的最好场所。全世界所得到的经验显示，老人院不是老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对老人的支持与照顾，必须是由内心发出，并带着同情、慈爱及怜悯的感情。政府及公共机构虽然能够提供福利及服务，但只能依照条例、规则及正式程序去做。东西方的经验都证明，住在安老院里的老人，身体和心情都不及住在家里的老人。李光耀说，幸亏，新加坡的年轻人把父母被“丢进”安老院视作一件羞耻的事。在某一个私人慈善医院里，到那里去探望父母的子女们往往假装是朋友或近亲，而不是子女。这里，李光耀把将老人送进安老院说成是“遗弃”和“丢进”，表明了他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态度。
　　其次，家庭承担着克服危机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功能经得起天灾人祸的重大考验，并在考验中愈发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光耀指出，当发生水灾、饥荒、地震、火灾或战争，社会秩序崩溃，政府力不从心，穷于应付时，人们便需要关系密切的亲属和宗亲的帮忙才能生存。家庭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为其成员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这是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李光耀说，中国历史贯穿了王朝的沉浮更迭和社会的盛衰交替。在所有这些大动荡中，家庭、家族和世系成了个人的救生筏。一个又一个的文明塌陷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被摧毁了，但家庭这一生命之舟却载着文明前行，走向了下一个阶段。他指出，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和团结，使华人社会经过4000年而不衰。这是一个在延续方面很独特的文明。尽管经历了水灾、饥荒、瘟疫、战争和地震等的蹂躏摧残，这个文明还是绵延不绝。保持原来的形式。每次发生灾祸之后，人们振作精神，拍去身上的尘埃，清除劫后的瓦砾。渐渐地，人们又恢复了文明的生活。
　　家庭的上述经济功能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家庭的经济功能是由生存基因决定的。“为了生存，大家都需要保护、援助、救济，这都来自家人。你饥寒、生病、需要药品而药品匮乏时，只有家人会为你牺牲。利他主义在资源不足时根本不算数。但保护自己的后代是一种发自基因的本能，非常强大。日军占领期间，……医药十分欠缺，谁要牺牲?你的母亲或父亲，下来可能是你的叔伯姑姨、祖父母。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或许会帮忙，但很有限。所以保护的本能由基因决定。另一方面，家庭的经济功能是由华人的文化传承决定的。在华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可视为一连串的同心圆。最中央的圆是自己的家庭，然后是亲戚、家族、朋友。接着是社交、文化或学术圈、运动、休闲等。但家人需要帮助时。每个人都得团结一致，帮助家人，因为我们的传承文化就是如此”。面对这种文化传承，李光耀主张顺性而行，而不能逆性而动。中国人之所以过年要团圆，为的是提醒相互的责任，并承认新加入的家族成员。这是一种文化技巧，危机出现时，你就知道该向谁求助。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联结着个人和社会，它既是社会文化传承、道德教育的基本载体，又是个人养老防病、危机救助的重要场所。家庭将个人聚合，进而与社会联结成整体，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增进了社会的和睦稳定。显然，新加坡以“家庭为根”，把握住了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传统基石。
　　
　　二、实现“民有恒产”，建构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石
　　
　　“民有恒产”，是人民行动党执政的重要理念及政治实践。在新加坡，多党并存竞争使得执政党面临在下届大选中被其他政党取而代之的压力。如何维持执政地位，怎样建立稳定局面，是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领袖日思夜想的重大课题。当李光耀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他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当新加坡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新加坡人拥有了住房和其他资产后，人们在发生暴乱时的反应与过去大不相同。这种情况加强了李光耀的决心：他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真正的资产，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李光耀认为，为了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就必须让新加坡的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资产，特别是拥有自己的住房。换句话说，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值得人民去保护。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人民也会更加感激、支持实行这项政策的执政党。李光耀很推崇孟子的观点“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因为民有恒产，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有了物质基石。
　　新加坡在1959年实现自治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房荒。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只有9％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公共住宅。当时，新加坡全部住房为4万间，也就是说，平均每40人才拥有一间房间。在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下，通过贯彻落实“居者有其屋”政策，20多年后，新加坡每10名居民

当中，就有9名拥有自己的住房。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达纳巴兰曾在一次国会讲话中骄傲地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新加坡那样，使得一个国民离开学校工作两年便可以购置住房。一个月收入500元的工人就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三房的组屋。新加坡的公共建屋举世无双。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政府清楚地看到，房子属于不动产，所有司法制度都把动产与不动产划分得很清楚。各种动产如黄金、钻石、艺术品等，可以移到国外，而且有世界市场。新加坡有可能垮下来，但金条价格却可以不受影响。可是房子和地产价格却全靠信心、稳定、秩序和发展前景来维持。当信心动摇或社会发生混乱时，地产价格便会暴跌。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拥有房产的人必须确保其地产价值，使之不因愚蠢和轻率的行动而引起暴跌。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种由国家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政府作保证，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是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一旦成为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有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雇员所交的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由于雇主按雇员工资比例所缴交的公积金是给雇员的，所以。这实际上相当于在发给雇员工资之外再按比例，以公积金的形式存人雇员名下的钱，雇主不再是这些钱的主人。中央公积金法规定，若雇主不缴交，必须强制缴交，若迟交，还必须付迟交利息和罚款。中央公积金与一般的银行存款不同，受到新加坡公积金法的保护，不能随时随地自由存取，只能按比例分别用于保健、购房，并保证足够的款额用于养老。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未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使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人民必须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可见，中央公积金是一项独立的、强制性的、长期的储蓄。它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因此。中央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有了可观的储蓄和资产，对生活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由于公积金存款价值与储备金以及新元的币值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对于拥有公积金的新加坡人来说，保护国家的储备金，就是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由于每个人都有房子和公积金户口，由谁来组织政府，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除非由诚实、有才干和可靠的人来当政，否则，选民本身就会遭殃；由于当政者的政策措施将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人们的政治意识也就获得了巨大的提高。李光耀在198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新加坡已经从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穷困的政治，走向进步的政治；从绝望的政治，走向有希望的政治；从当初陋屋的政治，走向居者有其屋的政治。从前，新加坡人可以失去的东西很少。现在如果新加坡人愚昧无知或鲁莽行事，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将毁于一旦。为此，新加坡人不能选择无赖、投机分子、庸才或不讲实际的人进入国会。这样。新加坡人的组屋才会增值，而新加坡人的公积金才会不断增加。李光耀认为，当人们没有住房和公积金时，在大选时就很容易投票给那些善于哗众取宠但不一定具有治国能力的人；而当人们有了住房和公积金，他们就将转而投票给能够让他们的住房和公积金保值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指出：“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新加坡持续不断地发展了30多年。”实际上，人民行动党实行的“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但是夯实该党执政物质基础的重大举措，也为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了稳固的物质基石。
　　
　　三、遵从“中庸之道”，奠定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基石
　　
　　任何政党或政府总会遵从某种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一般来说，革命时期强调两极对抗，其思维往往趋向于两极；建设时期注重调和整合，其思维往往趋近于中和。两极思维强调“斗争哲学”，其表现形式往往为有A无B、非A即B。中和思维注重“中庸之道”，其表现形式一般为不A不B、亦A亦B。世界上许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政党之所以在执政后遭受失败，关键原因是未能实现从两极到中和的思维方式转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既能够在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时期获取执政地位，又能够在执政时期领导本国的建设事业获得成功，原因之一是该党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变“斗争哲学”为“中庸之道”。
　　首先，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不要左，也不要右：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从这种不A不B的中庸之道出发，人民行动党政府既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注意避免“赢家通吃”所导致的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新加坡是个论功行赏的社会，谁的能力强，谁努力工作，谁的表现好，谁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这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那些训练有素、能力高、精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会得到更大的奖励。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又注意避免“赢家通吃”所导致的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这种局面会打击落后者再接再厉的士气，进而造成社会普通成员的不满乃至社会动乱，并最终影响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为了走出“赢家通吃”的格局，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加坡人的“人生赛跑”制定了如下规则：“只要我们的经济保持高增长，那么，我国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不论在赛跑中排名多少，都会得到一份努力奖。就算他跑最后，也会得到一份安慰奖。但是，他一定要跑完整个赛程，不能半途放弃。”州
　　其次，中庸之道强调相辅相成，亦A亦B。实际上，亦A亦B与不A不B是一体两面。由于不A不B避免了走向极端的A或B，从而达成了一种适中或平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A和B0新加坡由于避免了走极端，在保持凝聚力和维持竞争力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效率和公平、活力和团结。一方面，政府允许人们保有他们赚到的大部分薪酬，人民因此愿意更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以资产增值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经济成果，而不是津贴人们的消费，通过让人们拥有资产来加强国家的团结。新加坡的上述做法被概括为“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同时扶贫济困”。这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扶贫济困”又照顾了那些能力较差的低收入者，避免了极端贫困现象的出现，从而保持了国家的凝聚力。
　　从亦A亦B的“中庸之道”出发，人民行动党政府较好地处理了劳资关系。在鼓动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时期，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剥削，李光耀也曾代表工人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但是，当新加坡结束了殖民统治。人民行动党掌握政权之后，李光耀便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以便实现劳资的共生双赢。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要求劳方向资方作出让步。他将雇主比作下金蛋的鹅，并告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因为新加坡需要这些金蛋。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政府也要求资方向劳方作出让步。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特别强调让普通民众公平地分享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李光耀将“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视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建国经验”中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如果从工作和进步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益，没有公平地让全体人民分享，就不会得到他们全心全意的合作与参与。因此，垄断群体努力所得的成果，只供享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专门享受，或更糟的是，让他们去炫耀享受，但却剥夺许许多多有贡献的工人所应得的利益，那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从来不能容忍和必须尽力克服的。“中庸之道”的遵从使新加坡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内质，奠定了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基石。
　　
　　(责任编辑　陈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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