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易逃，道德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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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小长假，约朋友去外地游玩，本想请客买景点的门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残疾证、学生证、记者证……要啥有啥。不过，最好使的还属残疾证，多数景点都能免票，屡试不爽。”朋友骄傲地介绍。
　　“健康人拿残疾证换免票，不怕被拆穿吗？”
　　“怕啥，我这写的是弱听，最不好鉴定了。多数景点都不严，看一眼就让进了，也遇到过严格的，问我问题，我就当听不见，反正这证上写的是弱听，听不见没毛病。”
　　我边听边翻看，拿起兜子最下面的一个证，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因为，身为纯记者的我，记者证还没下发到手，而作为一位私企职员的朋友，却早已持证走天下了。
　　对于证件的用法，好友从旅游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验：南方景点最认记者证，北方景点更青睐学生证。遇到困难就出最后一招——亮残疾证，基本都能畅通。
　　“这么做，法规和道德上都不允许吧。”
　　“只要不是触碰法律底线的，都不算事儿。相比于混景点门票，南方有城市专有一拨儿人，靠持记者证游走于各发布会、推介会、活动等，一场活动能拿三五百元车马费，每月来个两三场，零花钱就够了。这才叫法理不容。”
　　话说到這份儿上，朋友尚不自知，比用假证件逃票更可怕的，是侥幸心理掩盖下没有底线的道德，以及对法律法规的无知与蔑视。其实，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最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我心中无比庆幸，因为短暂的旅行成了一颗试金石。于是，草草结束回到沈阳后，我立马切断了与这位“朋友”的所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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