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实践发展简述与反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国际大融合将翻译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发展推向了高潮。面对不断涌现的前所未见的翻译内容、现象和翻译技术手段，近代本土演变而来的翻译流派和对西方翻译理念的吸收延伸已经显出颓势，难以应对迅猛的时代需求。本文将立足历史进程，梳理翻译领域发展史和各个阶段理论实践成果，反思当前翻译潜在议题。批判性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于新时期翻译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翻译史 翻译理论 实践 简述 反思
一、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背景及反思
（一）近代主流翻译理论
近几十年来，世界大融合成为了主流趋势，国际化潮流不断打破社会、经济、文化的藩篱，让不同种群的人们走得更近，并从这种趋势中受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带入了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导向的历史发展时期。人类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运用机制的认知已大大加深（刘宓庆：2004）。但是没有共同的“巴别塔”，语言差异始终是沟通的拦路虎，成为经济文化互通的障碍。由此语言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工作變得极为重要。“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马祖毅：1998）. 从明清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翻译活动，在近代更是翻译人物辈出，颇有硕果，对西方主流翻译理论引进研究也渐入佳境。
（二）翻译史三次发展高潮简述
我国翻译活动起源于佛经的译入。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以及生善故。印度柏天乐和我国张建木在对勘玄奘的译文时指出其在译经过程中成功的运用了种种技巧：变位法、分合法、补充法、省略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等。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这一阶段翻译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显。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林纾他自己不懂外文，主张意译，而且有时他的意译有些过，因此，作品少有问津。但其所译小说语言优美，语言有时读起来比原作还要好，对文学界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这一时期许多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著有独具个人风格的译作，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翻译实践发展优点和弊端反思
时代局限性和个人翻译风格也导致历来翻译理论的发展延伸产生了不足，难以满足新时代背景下的翻译实践需要，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翻译现象和翻译内容难以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中国翻译界历来崇尚尊重先贤，总结传承，个人认为批判先天不足，导致精华与缺陷并存流行。
早期经文翻译中偏音译和直译，导致翻译后所表达意义含糊或缺失。明清阶段翻译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面传和笔述者对翻译理论与技巧知之不多，所以译作大都有“文义难精”之弊（叶翰：论译书之弊）。清末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翻译活动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历史背景性，受新旧政治、社会观念冲击，翻译理论体系也具有其独特性。比如严复的“信达雅”中，对“雅”字的解释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算登大雅之堂。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今日，雅的标准和必要性仍在讨论批判之列。林纾不懂外文，依靠转述意译立著，亦有偏离原著甚远的缺陷。后来鲁迅的“宁信而不顺”，许渊冲的“三美”“三化”，钱钟书的“化境”等，这些翻译标准的提出大多是基于特殊背景下译者或是文学大家长期的翻译、写作实践得出的各自的翻译心得体会，都带有翻译者的个体风格，同时难成综合完善的系统。比如鲁迅先生的“宁信而不顺”，在当今大数据信息浪潮下追求准确性是不够合理的，译文可以被理解接受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还有钱钟书先生的“化境”，对译者的综合素养和内涵要求也较高，对翻译初学者或细分领域翻译者的理论指导性不够分量.（袁乃青：2012）。
总的来说，现有翻译理论体系在历史的传承发展后，无疑保留了前贤精华，但是也造就了难以突破的思维和规则壁垒，出现“旧瓶难装新酒”的窘境。
三、结论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我们也可以说，未经省视过的理论和规则是不可靠的，是跟不上世界潮流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融汇古今中外内容，但是也尚存遵循守旧，更新缓慢等弊端，翻译理论的普适性更有待我们探索。我们要更多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翻译理论间的联系，帮助翻译理论构建更高阶的理论框架，从而丰富翻译发展实践的内涵和外延，确保翻译作为人类交流，信息交互手段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袁乃青.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对翻译的理论指导价值[J].大学英语，201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49688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