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实际的区域合作与经济增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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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稳定本国乃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长的今天，中国经济虽然出现了些许问题，但是这并非区域合作本身所导致的。中国政府应该更加踏实地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未来的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在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也是保证合作进行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区域合作;创新
　　[DOI]10.13939/j.cnki.zgsc.2019.35.026
　　1 引言
　　经济增长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的经济实力。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国也不例外。然而，在近十年来，中国GDP增长率却呈下滑的趋势。从2010—2018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从10.64%下跌到了6.9%。[1]而在2019年GDP也将在7%以下。我们并不崇拜GDP，但是，较高的GDP确实能为全民健康稳定的生活提供保证。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极为坚定的渴望。
　　但是，我们也看到，曾经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也是一去不返。
　　首先，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2]虽然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我国人口增长率较从前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人口增长率从2015年的5.0%增长到了2016年的5.9%，仅仅增长了0.9个百分点。其原因固然可能是在于“优生优育”观念的普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较高的抚养成本也是让许多家庭无力承担，望而却步的主要因素。
　　人口增长缓慢，一方面助力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许多国内外企业选择将生产工厂向中国中西部靠拢，或者选择将工厂搬回本国再或者迁往其他劳动力相对更低廉的国家。这就直接导致了许多集聚在中国的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红利在逐步消失。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正在逐步放缓，银行贷款利率上调，贷款额度也受到限制。因此，国内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政府确实在融资渠道，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上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作为银行，不得不考虑融资企业的偿还能力也是其纠结和斟酌的主要原因。不同于大型国有企业有着政府信用的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确实有难以击破的屏障。这在客观问题上也给大量中小企业设置了资金难题。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资源红利正在不断缩减。政府通过压低资源价格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均衡，而不是集中在社会的少数人手中。然而，这种方式仅仅在短期中有所成效。从长远来看，政府无法持续地压低资源价格，一旦资源价格放开，成本的大幅上涨会让很多企业入不敷出。
　　在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有一些问题却也是挥之不去。其一，中国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了巨大的对立和矛盾。其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我们相信经济总量在不断上升的同时，区域差距的出现割裂了经济增长的协调和平衡，而这一点是一个大国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其三，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的是第二产业，而其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有着极为艰难的瓶颈。
　　当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随着中美贸易战逐渐拉开帷幕，中国经济将面对更多的未知和考验。由于科研资金投入不足，人才匮乏，创新能力弱，且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当前的中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5G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显得愈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有新的突破？贸易战从2018年爆发以来，不断地警醒我们，区域之间的合作有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如果你在技术下游，只是承担较低技术水平的工作，那么就会依赖合作中技术强势的一方，反而在合作中受制于人。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我们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轨道。
　　在此之前，笔者需要明确以下两点：①区域合作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②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本文试图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有一个更为客观而全面的理解。
　　2 经济增长的问题
　　经济增长之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建设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依靠经济增长提供的强大后盾。首先，我国国民幸福指数GNH在近年来不断增强，居民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加。其次，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正在被不断完善。此外，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使我国更具全球竞争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具国际发言权。
　　但是，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区域合作过程中，这种现象就有可能被锁定。换言之，因为具有绝对数量的中国制造，经济增长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未来发展潜力被严重遏制。而且技术创新的匮乏使得中国制造在国际竞争市场上难以获得优势;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匮乏又使得山寨产品成群、抄袭成风。制造企业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市场营销中，导致了研发力量的薄弱，产品品质难以得到保障。浮躁的管理框架和企业与员工间的不信任感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2.1 不平等的贸易地位
　　中国主要制造并出口的货物并不是高科技产品，而是一些技术含量低且制造过程容易产生污染的产品。并且，中国制造的不少产品质量较差，难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匹敌。这也导致中国产品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也容易在世界贸易市场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遭受到许多来自发达国家带有针对性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2.2 落后的技术状态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不甚发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整体经濟的发展。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前沿技术都被掌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中，中国无法自由地使用此类高新技术。这方面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中兴通讯事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仍然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限制，而取得技术突破往往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中国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会受到其他国家制裁的影响。 　　2.3 低效的增长模式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低效而粗放，这是由于中国采用了一种资源消耗大、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重的方式来发展自身经济。这种低效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会破坏整体生态环境，还会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不适合被应用于中国长期的发展。因此，为了追求更长远的发展，未来中国更需要追求低能耗、高效率、重环保的经济增长模式。[3]
　　如果继续延续这样的发展模式，不断的强化区域合作，在实际发展中就会让中国经济陷入低水平陷阱而难以自拔。
　　3 合作成为必然
　　经济发展，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固然要看到区域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两个选择：其一，独立于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但是，这一点在全球化合作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必然要有绝对强大的资本、技术、人力来支持;其二，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序列中选择高端进入。这必然也需要较好的社会能力支持。因此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简单的区域合作，而在于如下问题无法解决：
　　第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仍存在着许多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收入微薄，仅需要完成技术含量低、重复率高的工作。在缺乏专业培训通道的情况下，廉价劳动力常常被局限在某一行业内，也很难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发挥出最大效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囤积也为转型升级的高新企业寻找合适的员工提出了一个难题，阻碍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二，较低的市场化水平。不得不说，计划经济带来的影响比较大。处于市场上的家庭与企业很难自由地做出有利的决策。因此，被政府管控的市场很难进行自由贸易，这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4]区域壁垒中的主要部分为行政壁垒，表现为不同的行政区划由不同的部门管辖，某些区域合作可能需要等到上级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逐级下达指令进行合作。这些“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使得区域合作的渠道被人为阻断，最终带来了产业重复性构建的问题，以及低下的资源利用率。[5]
　　第三，落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指一国或区域产业之间形成的某种结构关系。落后的产业结构有两个方面问题。其一，各个产业的比例关系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更为普遍的是，第三产业不发达;其二，产业内部的发展上，技术水平的落后，乃至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消耗着大量的资源，污染着环境，影响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自身不具备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盲目的割裂区域合作，是非理性的。反而，会让中国经济发展脱离世界经济的序列。而目前经济增长的问题，并非区域合作带来的。所以，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加强合作仍然是最符合实际的选择。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作使两地的资源能够得到共享。每个地区的资源互不相同，这种资源可以指自然资源，也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技术等。若是双方的资源恰好互补，那两方都不必大费周折地去弥补自己所缺失的资源。长三角的“无障碍旅游圈”合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合作被促成以后，旅游信息得到了共享，旅游设施也更加完善，旅社成本降低而收益增加。由此可见，地区合作会使两地资源得到共享，两地的产业和经济也能得到较大的互利型发展。
　　其次，合作关系帮助合作对象以及受到合作关系影响的对象降低成本。2012年前后海口海关与泛珠区域海關的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合作形式，对于合作双方无论是时间还是人力方面都得到大幅度节省，而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最后，地域合作可以使合作双方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得最大利益。双方可以通过对于生产所需机会成本的判断来集中生产某一产品，从而进一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产业，既可以省去不必要的资源消耗，还可以减少开支，更能扩大利润。所以，地区合作就能有效利用好现有的资源，避免浪费，也能使地区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6]
　　4 推进有效合作
　　对于我国而言，广阔的国土面积意味着较大的地域特色。针对不同地区，促进地区合作的模式应该有所不同。因此，在制定合作方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4.1 打破区域壁垒
　　若要地区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就势必要打破区域壁垒，而打破区域壁垒的方式之一，就是创新。[7]创新可以大致分为两方面，即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是一种规则的制定，而制度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主体有着强有力的约束。对于某一区域的制度来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是该地区制度制定的起点和终点。但是，这一制度制定的前提是区域之间相对割裂的状态。从目前现状来看，现实已经打破了曾经的割裂格局。一个地区想要实现更快的发展绝对不是从前孤立的发展，相反需要各种合作和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的制度就要进行创新。制定新的规则来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
　　4.2 发展特色经济
　　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色经济系统有时可以通过恰到好处的合作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8]中国区域各有特色，而不同的地区其实也有其特定的资源。关键是看如何发展和利用这些资源。比如贵州省政府与阿里巴巴共同建立的云上贵州在2018年与苹果公司签约，将大陆苹果用户的iCloud数据迁往了贵州。此次数据迁移的原因，一是在于中国的iCloud系统此前常常会出现用户链接不上、文件上传速度比较慢的情况。[9]将iCloud迁往贵州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在于贵州高原山地居多，地势落差较大，且其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水电资源尤为丰富，电价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低廉。而由于苹果服务器对电能的需求量比较大，贵州又主要通过水力发电来积蓄电力资源，将iCloud数据迁往贵州恰巧符合了苹果公司对于电力能源以及清洁环保的要求。[10]对于贵州来说，此次云上贵州与苹果公司合作，将iCloud迁入贵州，正契合了贵州当地的特色，促进了贵州特色经济的发展。 　　客观上，中国需要依靠地区间的相互合作，为自己开辟一条全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合作可以使合作双方分享资源，共担风险，降低成本。鉴于合作可能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各地当然不能简单地依靠单纯合作来发展经济，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创新。
　　5 结语与展望
　　从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各种合作形式都在大力推进中。国际大都市圈的成功都可以成为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合作的示范。中国也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比如，上海正在着手打造“上海大都市圈”，其中包括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舟山、湖州，共十一个市。而且，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也是一种新型合作的探索。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巨大。
　　但是，依靠政府推进的合作，虽然可以很快的形成合作模式和某种利益分配的格局，极大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但是，这种合作对于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而政府并不能保证每次的制度设计都实现完美。这其中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于是，如何适度开放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如何在合作中引入适当的竞争格局，乃至于如何恰到好处地引入市场的力量将是合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市场能够聪明的推进合作的各个经济体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合作方之间彼此良性的互动，这才是合作真正的意义所在。
　　诚然，地区间的相互合作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一，合作关系不利于促进合作双方的科技创新。合作关系会使得合作双方在大环境中更加放松，缺乏危机意识和紧迫感。而合作使得双方的资源得以共享，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升。因此，合作双方往往会忽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认为自己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创新，也能够在竞争的大环境中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其二，合作关系容易使合作双方产生依赖性。例如，在合作关系结束后，原本得以共享的资源需要一方自己另尋途径发掘。有时候，这一系列细微的问题就会导致合作双方无法在合作关系结束后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合作。一方面，需要珍惜合作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
　　因此，只有有效的合作才能给合作双方带去实际益处，而要进行有效的合作就必须因地制宜。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地域特点，不论是在自然资源上，还是在文化环境上。区域合作也应该以区域特点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深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深度的发展仅依赖于地区的自然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然资源具有损耗性。并且，不是所有基于自然资源的发展都符合现代社会对于绿色环保的要求。不同地区在相互合作时要具备创新性。通过创新，合作双方不仅能够深入地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还能响应时代的号召，顺应时代的潮流。
　　若是中国各个地区都能通过这种合作外加创新的方式发展下去，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将被发达地区所带动，得到快速的发展和提升。同时，由于频繁的经济活动，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被不断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也会相应地增长。最后，中国的整体经济也会因为各地的协同发展而变得更加稳固，中国也能够积蓄更多力量以向未来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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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韩葭言，女，江苏南京人，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郭将（1978—），博士，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学，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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