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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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一代圣人――孔子，万人敬仰。众所周知，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思想学说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在教育部门的工作者们，又有谁不知这个圣人在教育哲学思想领域的伟大建树呢？而又有谁不曾恩泽于他，受益于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呢？
　　下面，就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
　　一、 教育目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是奴隶制案法业已全面崩垮，阶级关系变动剧烈之际。当时，不但失势的贵族分子可以随时下降为“士”，丢掉破家当，靠贩卖知识吃饭；从斗争中逐渐抬头，得势的小生产者成员（包括个体农民、小工商业者等），也有可能参加学习，积累文化知识，上跻于“士”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牌贵州统治底层的“士”，就不得不随着自身数量上压力的增大而不断引起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一个迅速上升的、新型的文化知识者集团。为孔子当时开办私学、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和培养合用的人才，给自己理想的政治前途开辟道路，孔子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
　　孔子论“士”的品质，在培养规格要求上，就离不开官学传统的影响。《论语》记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第一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其次，“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不分上中下，着力只在一个“行”字。这个“行”，不是别的，正是政事（包括外事）、言语和伦常日用的实践，用《学记》原话来说，就是从“敬业乐群”到“化民成俗”之道。孔子一手把官学经验有选择地继承下来，从教学实践中给以充实和发挥，注意它的训练效果；又从心坎里鄙夷当今的“从政者”，嘲讽这些“斗筲之人”，要他们腾让出职位来，给自己培养的合乎规格的“士”去承担，实现“学而优则仕”的育人目的。
　　《论语》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在基本精神上，与分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吻合一致。两相参对，同是“行”重于“文”，“行”先于“文”。在这里，“行”是立德，要求精于修养；“忠”是立功，要求精于政事；信是“立言”，要求精于应对；样样离不开“行”的范围。所以孔子又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由于在实际训练中，“行”又较难于“文”，所以孔子也自道甘苦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由此出发，人们就不难看出：孔子所抱负的教育目的，依然有“小成”到“大成”的要求。
　　二、 教育对象
　　孔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在官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孔子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并把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集中灌注到这一社会事业上，把自己辛勤培养的对象一直扩大到统治阶级成员以外，从而带来教育自身的社会性。事实表明，在孔子私学的门下，“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不拘什么身份的人，只要交了起码的学费，就给以开门接纳。在门徒们当中，真正出身贵族家庭的，如孟懿子弟兄、司马牛等人，并不很多；来自所谓“贱人”行列（包括商人、武士、徒卒、鄙家、仆役等）的，反而较占优势，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这样毅然决然地打破历来“非我族类”的界限，扩大了教育文化活动领域，孔子确实开了风气之先。
　　三、 教学内容
　　在规定教学内容上，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官学的经验，重视“学文”，突出学诗、学礼的重要性。孔子告诫门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认为学了以后，既可以陶冶情性（“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怒”），增益博物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可以促进办理政事的能力，提高语言艺术水平。在门徒当中，以“文学”见长的子夏对这方面造诣较深，引喻得当，孔子连连夸赞：“起予者商（子夏名）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表明孔子把“学诗”当作一门主课。
　　至于说到“学礼”，在孔子的指导思想中，更是开宗明义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学诗”虽很重要，还是为了“立功”，“立言”，用于“行”的表现；只有抓紧“学礼”、“执礼”，才是自立、立人的根本，即“立德”的根本、“行”的根本。如“约之以礼”、“博文之礼”、“复礼为仁”、“克己复礼”等“礼”的内容皆是孔子要求“学”的范围。逾“礼”而另有所学，则为孔子所不许。其所受到的阶级局限性于此可见一斑。
　　四、 教学方法
　　孔子从三十岁起，开始聚徒讲学，显名于洙泗。其教学实践经验如一颗耀眼的明珠，为后世的教育工作指引方向。
　　首先，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始终坚持着“教学相长”（《礼记•学记》）的原则，念念不忘为教而学，为学而问，在“问”字上狠下功夫。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贡问及孔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时，评议能“文”的规格，认为光是“敏而好学”还不够，还得放下身份和架子，真正做到“不耻下问”。这里讲的“下问”，在门人曾子谈体会时，还涉及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的问题（《论语•泰伯》），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因为这样的“下问”既要求学得踏实，又必须有“虚”的涵养，没有“文”、“行”兼备的过人之才是办不到的。在曾子看来，就是在孔门弟子中，也只有象颜渊这样的人，才能够勉强做得到，拿得出几分功夫来。
　　《论语》记“子入太庙，每事问”，有人认为是不知“礼”。孔子听了后说：“这才叫做‘礼’啊！（《论语•八佾》）孔子一贯认为：人们的知识来自学习，来自“多闻”、“多见”。（《论语•述而》）一旦离开了学习，就要产生“六蔽”，什么“好仁”、“好知”等等都说不上（《论语•阳货》）；而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又必须抱着“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态度（《论语•述而》），把“博学”、“笃志”和“切问”、“近思”结合起来。（《论语•子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温故而知新”，随时提出有益的见解，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真正说得上为人师表。
　　如何对待学习，孔子主张“学而不厌”，学与思结合。孔子曾自我表白：“吾尝终日不食，终衣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短短几句话，生动地表述了他“学如不及”的勤奋精神。但是，他在具体过程中又把“学”“思”结合当作获取知识的手段，坚决反对“学而不思”的偏向。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没有思维活动的启发，学习就不可能前进一步。由此出发，他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也十分注意受教者的思维状态，依据对不同情况的适应，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工作。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在基本要求上，照顾到教学双方思维状况的主动性。所以实践的结果，也必然带来“举一反三”的积极效验，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创获。
　　孔子在教学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经验，叫做因材施教。它的要点在于尊重人物的个别特性，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以加强其可接受性。如：仲由，冉求皆问过孔子“闻斯行诸”一问，针对仲由的资质刚强、好勇胜人的性格，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其旨在有意抑制仲由的这一性格；而针对冉求天生迟缓、遇事畏缩的性格，孔子回答说“闻斯行之”（《论语•先进》），旨在鼓励冉求前进。从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些议论中，亦可见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孔子在平时，对于弟子们的问难，不论“问仁”、“问知”、“问礼”、“问孝”，所答各不相同；有时还故意点一些人的名，分析其不同的性格，说谁“过”了点头，谁还“不及”，谁又该“进”该“退”，听到的人，也都心悦诚服。这种方法从发展的观点看，也和启发式教育息息相连，具有朴素的唯物倾向。这些教学方法都为后代的教育者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除此之外，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处处皆学问，叫人用心求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譬如为山，反成一蒉，止，吾止也。”（《论语•子罕》）的学习态度，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循序渐进的进学浅深次序等，无不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就是当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其在教学方法论上，很多方面仍没脱离孔子的教学哲学基本思想。
　　由此观之，现当代教育史上无不闪光着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火花。
　　
　　参考书目：
　　《四书白话句解》（王天恨编著）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先秦诸子初探》（刘毓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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