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从１９２９年学到什么？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迈克尔·佩蒂斯

　　特别是，中国似乎并不明白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过剩生产。
　　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十年来，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吸引了庞大的新制造厂房投资，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乡下吸引出来。由此而来的生产繁荣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数量远超过它能消费的量。它的贸易顺差增长至世界GDP的0.5％，令人震惊。外汇储备猛增，使之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储备持有者。然后，突然之间，全球银行危机阻断了资金流，出口衰退了。
　　这不是2008年的中国。这是1929年的美国。在20年代，美国出口庞大的工业生产过剩(主要是出口到欧洲)，直到1929到1931年的股市和银行崩溃破坏了国内外的消费。
　　凯恩斯认为，作为当时贸易顺差最大国的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调整中发挥带头作用。在国外的过度消费走向终结之际，美国的过剩生产也必须终结。这个国家有两种途径平衡国内生产与消费。它可以进行大型财政扩张来取代日益衰退的全球需求，或者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
　　美国却看到了另一条路径。何不抑制美国人购买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创造额外的国内需求呢?基于这种战略，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大幅度提高外国进口品的成本。国会希望增加贸易顺差，把美国生产过剩所需的大部分调整转移到外国人身上，让美国所受的伤痛最小化。
　　毫不奇怪，其他国家拒绝合作，并坚称美国应该在国内解决它生产过剩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转移到国外。它们通过提高自己的贸易壁垒施以报复，在三年之内，国际贸易下跌近70％。
　　这样，生产过剩的问题又被踢回美国。国内消费必须赶得上国内生产。由于美国不愿意或者不能进行足够的需求扩张，国家被迫关闭工厂，并可敬地学习到，在贸易战中，看似强劲的贸易顺差国家实际上比贸易逆差国家更脆弱。国际收支平衡要求严格。它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弥补。
　　在近80年后，角色掉转。中国的过剩生产支持美国的过度消费，直到信贷危机迫使美国家庭大幅度削减开支。
　　很多经济学家呼吁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以取代家庭需求的崩溃，他们可能以为他们在回应凯恩斯在三十年代的主张。但这不是凯恩斯的主张。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是全球失衡的半边，若美国简单地凭以债务为推动力的政府过度消费取代以债务为推动力的家庭消费，那不会有多大帮助作用。凯恩斯会说，根本在于，既然美国人被迫减少他们的过度消费，中国必须减少过剩生产――要么通过刺激内需，要么关闭工厂。如果中国尝试它自己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并通过降低成本、让人民币贬值或者提供更廉价的资金津贴出口行业，那它实际上就犯了1930年的美国所犯的错误，试图把调整转移到海外。这只会引起报复。
　　如同在1929年，世界正经历全球性收缩。至关重要的是，决策者要明白到国际收支平衡必须如何调整。不考虑这一点，政策将会失败，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作为失衡的关键源头，美国和中国必须承认各自在危机解决中必须扮演的角色。美国必须减少开支以降低过度消费，中国必须减少过剩生产。
　　不幸的是，两个政府都试图进行不考虑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效应的调整。特别是，中国似乎不明白，除了美国的过度消费，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的过剩生产。美国应该进行实质性的财政扩张，不是永久替代家庭消费的衰退，而是给中国三到四年的时间收缩它的过剩生产。如果中国不这样做，它将看到工厂关闭和失业率高涨的同样结果。国际收支平衡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现。
　　
　　摘自：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2月13日
　　编译　何乐
　　点评：1929年的确是本好教材。那时的日本，于今日吾国也极为相近。当年的日本经济与西方国家一起陷入危机，但衰退只持续了几年就克服了危机，从1932年起它的经济又开始增长。当年的日本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但它的一部分工业化是扩充军备。当年的日本是国家控制经济。例如，它把家族企业紧密地纳入自己的决策中，并对这些企业的合作给于丰厚回报。在一些基础领域，东京则听任市场自便。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3813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