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道德缺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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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洪胤
提要“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由此构建西方经济学大厦。然而，“经济人”不只是作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种分析工具，“经济人”假设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和道德意蕴。斯密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人追求私利会增进社会的公益。然而，斯密对“经济人”的道德求证，在理论和社会实践中都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本文揭示“经济人”行为产生的道德根源，并进行浅要分析。
关键词：经济人；看不见的手；道德缺失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经济人”假设是构建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前提，它假定人是自利的，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人追求自利在“看不见手”的作用下会实现社会的公益。也就是说，个人的利己行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可以派生出道德行为。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践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人们看到的不再是讲道德的“经济人”，而是以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私自利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人”对道德的背离。我们反思“经济人”的道德行为，“经济人”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毫不犹豫地去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经济人”败德行为的产生除了制度、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根源。
道德和伦理的缺失问题是“经济人”假设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斯密在经济人概念的萌生初期也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其出发点是为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所提供支持的，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无形的会给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即社会财富带来收益，就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引着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但是，正是这一概念为“经济人”带来了伴随其至今的缺陷――“经济人”不必具有道德之心，但也自然而然的便是“道德人”。
随着孕育经济人思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经济人思想中人性自私论的逻辑前提和其关于利己利他的辩论关系均已具备。终于，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全面而又辩证的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他首次在经济分析中加入了个人因素，把寻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及其行为作为了一个经济学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并且从经济学的视角证明了“经济人”的利己行为与整个社会的相关性，为西方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斯密进一步揭示了“经济人”的自利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会导致社会的丰裕。斯密受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可以被人所认识并被解释说明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受一种冥冥之中存在的“第一推动力”（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驱动，“经济人”自利和互利的行为，最终达到了社会的普遍丰裕。他反复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人”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必然引起“经济人”之间自由竞争的后果，而这种竞争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增强国民财富。因此，经济运行不需国家干预，而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市场机制的调节去达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在这里，斯密借助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人性与社会性、私利与公益、经济机制与经济效果、经济要素与经济过程都由它实现了统一。斯密认为，它是一种制衡力量，影响着“经济人”利己动机的冲动，它又是一座桥梁，架起了沟通私利与社会的协调之路，正是在市场的调节下，“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目的。斯密倡导自由放任的政策，认为在“自然秩序”中，“看不见的手”能够调整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能够诱导国民财富的自然增进，能够自行调节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能够自动地制导社会供求均衡趋向。在斯密的视野里，“看不见的手”具有神通广大的功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下，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至此，“经济人”从利己的前提出发，虽然没有有意识地去考虑公共利益，但因为有“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就会引导“经济人”在盈利动机驱动下投资最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济者活动的动机如何，其行为结果必定引起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市场机制调节下是一致的，越是追求个人利益，就越会促进公共利益。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具有伦理特性。斯密试图通过“看不见的手”用来沟通私利与公益，从利己出发能达到利他的目的，从而为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做伦理上的辩护。在斯密以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神奇力量推崇备至，“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能使得市场充满生机与活力，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需其他力量干预，只要有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历史实践证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力量，其片面性显而易见。从凯恩斯主义到现代新制度学派等经济学派看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缺陷，认为基于“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经济引发了诸多社会经济和伦理问题，主张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行为和制度体制来约束“看不见的手”的态意扩张。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完善自由市场伦理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性市场假设之上，但完全性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市场假定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市场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在“理想市场”下，“经济人”依据价格机制调节将会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将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市场根本不可能存在。
第一，“看不见的手”不能推动市场伦理的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在斯密看来，因为有了自由市场，而市场机制可以自发提供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资源，人们有意识地考虑伦理准则和道德价值就是多余的。但是，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自觉地向善，它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努力和意志力，通过纯市场力量并不能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机融合或“经济人”自觉向“道德人”的转变。市场中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仅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经济人”的道德自律是非常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经济人”突破了伦理道德界限侵害了他人和社会利益，导致了“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化解在诸如就业选择、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安排等经济活动中的伦理压力。市场经济强调竞争，正是竞争的内在推动力不断促进了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在不完全市场机制下，竞争常常是不公平的，由于人的利己本性，在没有外在力量控制下，由正当竞争会趋向不正当竞争，由集中会趋向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存和发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任由市场调节，会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问题，也无法形成和维护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也不可能有效协调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
第三，“看不见的手”很难计划和实现公共伦理目标。按照“经济人”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并能够根据自身最为有利的行为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公共伦理目标有可能并不对自身最为有利或并不能带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公共物品的提供，如国防、治安、教育等，注重个人私利的“看不见的手”很难自觉地预计到它对全体人的益处，因而也就缺乏计划和实现这一公共伦理目标的动力。由于市场制度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挥其重要职能。
第四，“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经济人”扩张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在市场经济下，“经济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精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经济人”的自利有可能会导致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侵害而导致外部效应问题。如“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了环境污染，对于这一类负外部性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任由“经济人”的扩张而不承担其污染环境成本，其结果只能产生像“公共牧地”这一类悲剧。对于外部性问题产生了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就主张通过国家界定产权解决外部性问题。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
[2]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98.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
[4]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颜鹏飞.西方经济学研究大纲.经济学动态，1996.9.
[7]茅于轼.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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