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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我国生物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20年的努力,生物产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生物技术发展总体上居发展中国家领先水平,部分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
  
  一、当前生物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生物产业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在产业规模,还是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均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生物产业规模还很小,包括医药在内的广义生物产业规模只有500亿美元左右,其中现代生物产业产值约为50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约为1%左右。生物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缺少拥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和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产品缺乏创新,技术含量低,特别是生物医药产品90%为仿制品。不仅如此,目前我国生物与医药园区分散、分割、低水平重复问题还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布局分散,大多数园区远未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集聚效应。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生物产业在技术研发阶段与国际差距较小,但产业化阶段差距在不断拉大。据专家估计,前者大约相差5年左右,后者相差15―20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生物产业在发展中受到一些重大制约因素的影响。
  (一)资金制约,企业融资难
  据课题组对全国1182家生物企业的调查,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是当前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融资渠道不畅,融资难,从表面上看,一是由于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且为高技术行业,无形资产远大于固定资产,没有过多的固定资产作抵押或担保,很难得到银行贷款;二是没有创业板市场,中小型生物企业不能直接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三是风险投资不发达,真正投资于生物企业,特别是投资处于种子期或早期阶段的生物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很少,生物企业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较少。但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创新不足,不适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缓慢,使我国非国有的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金融创新不足,使天使基金等投资于生物企业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难以形成,特别是对应于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不同投资性质的风险投资公司(基金)进入的风险投资体系难以形成。分析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其重要因素之一是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达。正是这种体制性的制约,才产生了我国生物企业具有普遍意义的融资难问题。
  (二)税收政策制约,企业负担重
  生物产业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兴产业。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尽管形成一些大公司,但大多数还是中小型企业。因此,许多国家都制订了扶持其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为促进生物产业发展,制订了研究开发零税收政策,从而吸引大批跨国公司到该地区建立研发中心。日本也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大公司向生物技术企业投资。但在我国,目前生物企业不仅享受不到优惠,税负反而高于传统产业和一般大企业。首先,增值税率偏高。生物技术产品附加值较高,但物料投入价值低,导致进项税额扣除少,现行增值税税制下生物技术企业的实际税负明显偏高。目前生物技术企业增值税率实际在13―14%,大大高于传统产业。其次,难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这是由于生物技术产品开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往往长达10年左右,因而等产品开发出来上市已过了税收优惠期。因而这一优惠政策不适应生物企业。最后,生物技术产业属智力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所占比重较高,个人所得税不能进行税收抵免,企业负担较重。
  (三)“工程化”瓶颈制约,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畅
  生物科研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是目前科研院所和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从课题组所调查的地区看,生物科研成果产业化率普遍不到15%,西部地区更低。据介绍,陕西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可以说,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除科研体制制约因素外,一是“工程化”环节薄弱,形成产业链条的中游――“中试、放大、集成”等的瓶颈制约严重。目前一些科研成果在实验室里的产品都达到标准,但一旦进行中试、放大和规模化生产,就不成功。从企业角度来说,这一成果仍然不能满足生产和商品化需要。而对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来说,由于无中试基地或无资金进行中试、放大,其科研产品不能直接延伸到下游,从而造成产业上、下游链条的衔接不够,大大影响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二是科技中介机构不发达,缺乏科技成果经纪人和有较高信誉的科技成果评估机构。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的评估市场,企业与科研成果持有人因信息不对称而互不信任,严重影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比如,有的企业认为与专家合作困难,专家有好成果不愿出让(想自己搞产业化)或报价太高;而科研成果持有人则认为,企业往往不守信,导致自己被骗或吃亏上当。
  (四)医疗体制制约,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在目前医院“以药养医”及其垄断性医疗体制下,国家对医药产品降价、实现招投标等办法,在药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销售费用也在不断上升,从而大幅度地挤掉了企业的利润,致使企业研发投入下降,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后劲。医药企业普遍反映,在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前,企业需要“公关”的对象主要是医院;而实行该制度后,“公关”对象又加进了其他环节,不仅没有减轻企业成本,反而加大了销售费用。
  (五)管理体制制约,有限资源被分散分割
  由于生物产业涵盖的产业领域较广,包括化学药、中医中药、生物制药、生物农业、生物工业及生物安全等,涉及的产业发展的主管部门较多,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国家药监局、国家工商局等15个部门,致使在管理体制上形成多头管理的格局,相互之间缺乏高效协调和沟通。这种多头管理而又缺乏协调、沟通的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各部门从自己的管理职能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现象,而各部门因职能的分割所制定的政策,要平衡和统一协调的难度也相当大,甚至还会出现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地方。这种体制性制约,不仅造成管理效率低下,而且造成有限的资金和资源被分散、分割,不能有效地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能很好地体现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严重影响了我国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在国外,为抢占世界生物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成立高层领导机构,以统筹协调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二、加快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成立国务院生物产业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我国生物产业发展
  为加强生物产业的统一管理,克服目前有限的资金、资源被分割、分散及其低水平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现象,实现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议成立国务院生物产业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将统筹协调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发展,统筹协调相关体制改革和生物产业政策制定,统筹协调生物技术产品生产、市场销售和安全监管,实现我国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尽快出台促进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为战略性、先导性的新兴产业,生物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出台产业政策加以推动和引导。通过政策的实施,重点解决生物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引导国内外资金、人才等资源投向生物产业,以促进我国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投融资政策。国家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特别鼓励对生物产业的风险投资;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要为生物技术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积极支持其上市融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板。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要优先支持在我国境内从事生物技术开发及其成果转化的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可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小银行,为中小型生物企业提供贷款渠道。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鼓励在我国境内开发生产生物技术产品。对生物企业生产的国家急需的防疫用生物制品实行零税收。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生物技术产品,先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再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由企业用于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生物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新创办的生物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对投资于生物产业的风险投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生物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配套件、备件,除列入《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商品外,均可享受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
  三是人才政策。教育部门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和人才类型结构,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一批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对原始创新人才、生物技术工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积极推动生物技术研发人才向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流动,并给予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实施全球化人才战略,鼓励国内外生物技术科研和开发人才在国内创办生物企业。设立生物技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项基金,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和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生物技术及其产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三)建立若干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推动我国生物产业集聚化发展
  集聚化发展是当今生物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重要特征。借鉴发达国家集聚化发展新兴产业的成功经验,按照统筹规划、发挥比较优势、分类指导、稳妥推进的原则,选择产业基础好、创新能力强、市场化水平高、开放性强的地区建设一批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对于营造良好的生物产业发展环境、大规模聚集国内外生物产业资源、优化生物产业结构与布局、尽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产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以上海、北京、石家庄、深圳、广州、长春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医药基地(园区)已初具规模,应该积极加以引导和促进,在全国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三个综合性生物产业基地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若干专业化生物产业基地,并充分发挥其集聚效应,推动我国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要积极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加强生物科研成果转化的“工程化”平台建设;加快医疗体制改革步伐,完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切实减轻生物医药企业负担;加强生物资源保护,强化生物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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