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经验及对辽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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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怀涛
【摘要】后工业化时代,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现。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角度,对国际、国内相关地区从现状趋势、分化过程、区位模式、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提出在辽宁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是必然选择,而突破二者之间在市场需求方面的低效平衡是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 互动发展 比较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内部分化出来,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并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互动和融合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传统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依赖生产性服务业来实现持续的经济繁荣。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分析目前我国如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问题,为辽宁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决策提供借鉴。
一、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现状
1、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服务经济、后工业化社会等新概念开始出现并诠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预示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过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围绕企业而兴起的新兴服务业异军突起,80年代以后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在20世纪70年代, 英、美、法三国生产性服务需求占服务业全部需求的比重约为37%, 到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48%。据OECD统计,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分工日益深化的基础上不断融合,OECD成员国制造业增加值中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达25%~30%甚至50%。OECD(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OECD国际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中平均有22%是由生产服务业所创造的,且比重还在进一步提升。英国生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2 年的25.9%上升到2002年的32.9%,11年间增长7个百分点, 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占到了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 成为英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部分的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升高,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实物投入的增长速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内部的服务项目不断地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专业生产性服务业,同时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外部化。实际上,就是制造业企业将一系列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垂直分解,实施外部化,将研发、设计、内部运输、采购等活动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一现象本身来看,伴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如弹性生产方式的采用)和专业分工细化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基于自身核心竞争力,对价值链进行分解的趋势也就变得非常明显,它们将自身价值链的一些支持活动,甚至是基本活动都外包出去,例如,人力资源活动、会计活动、研发设计、采购活动、运输、仓储、售后服务等等。
从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制造业;而在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且经济越发达,这一现象越是明显。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达40%左右。如果其服务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比重为70%,那么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就接近30%。这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开始重新思考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
2、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主要依赖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制造业提供了50%的财政收入,吸纳了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和同样比重的农村转移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2003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4658.0亿元,是1990年的5.7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拓展城市能级、扩大城市就业的重要领域。到2004年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共有从业人员3122.9万人,占全部服务业从业人员的20.3%。1997到2004年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6%,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是,在关注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相对失衡的明显特征。
一是制造业发展呈现低端繁荣现象。我国制造业基本上是外资主导型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或装配活动,即使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从事的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产品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低。经济较发达的江、浙、鲁等地区多数工业企业也仍然存在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管理水平仍然不高、企业生产效率较低、国际竞争优势不强等问题。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制造业发展。“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 制造业加速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较发达的江、浙、鲁等地区,第二产业增速都快于第三产业增长。在制造业领域中,跨国企业凭借着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资本等)比较优势,占据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赚取高额利润,而我国的加工或装配活动在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产业,“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往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欠缺。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趋向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中,生产性服务业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国制造业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产业链条短,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发达地区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比较松散,区域产业配套能力不强,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区和溢出功能的有效拓展和发挥,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力”不足。而目前我国产前、产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核心服务能力,不能完全满足企业专业化的需求,制约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力”不够。
总体来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处于供给与需求低效平衡。一方面,绝大多数生产企业目前依然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自我服务模式,较少有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外包降低成本的意识,反而以自我生产服务作为节省成本途径;另一方面,现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普遍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而且由于服务规模小,服务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形成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内置、社会生产性服务业需求难以实现的低效平衡,这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问题。
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制造业发展呈现调整升级的新态势。一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比重呈现稳定下降,发展中国家比重则呈上升的新态势。二是发达国家以发展知识型高端产业为主,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三是产业链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延伸,呈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融资全球化分工、网络式发展态势。四是制造业的信息化、职业培训、技术开发等中间服务活动在日益增加;工业品的知识和技术等服务功能在日益增加。五是产业内部分化和外部联系增加,许多先进制造业企业将非核心服务性活动外包给专业服务商经营,提升了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新态势。一是全球服务业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十五”期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保持年均增长4.1%水平;2004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72%,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服务业加速发展。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业态不断创新,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式已成为经营的重要手段。三是现代物流、金融、信息、研发及科技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制造业等领域的服务业务外包正在兴起。
二、典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化与融合、区位及环境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中,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化独立并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经验较为完整和成熟,这其中又以几个著名的“世界城市”为典型代表。同时,全球化分工背景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局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且表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因此,本文选取了纽约、伦敦、东京本以及中国长三角地区等四个典型地域,并对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互动机制的分化和融合过程、区位、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化过程比较
(1)纽约:自然性的专业化分工。纽约作为世界城市的典型代表,早已是世界最为重要的金融、资讯和物流中心之一。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工业向外围和其他国家扩散,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逐渐占据重要地位,1996年其从业人员占全市从业总人数的56.5%。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增长推动国际资本进一步向纽约等全球城市集聚,原来的城市中心变为繁华的中央商务区,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区就业比重迅速增加,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在曼哈顿、昆士等少数中心城区,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83.81%。但自80年代以来,纽约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规模增速放缓,总部经济发展乏力,不仅表现在金融、房地产、商务、法律等行业就业率下降,还表现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外迁或重组,1984―1999年期间绝对数量减少了24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包括信息技术广泛应用降低了企业对空间的依赖程度、快速交通网络的修建提高了企业外迁的积极性、中央商务区各种成本的上升迫使一些服务行业采取郊区化战略。可以看出,早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的专业化深化分工提出要求,促进了纽约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增长,而后信息技术、交通设施、商业环境等因素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持续分化,甚至最后进一步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行业分化,从而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都市产业集群,在全部的分化过程中,市场因素和自然性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成为主要推动。
(2)伦敦:服务业发展的历史积淀。伦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也是国际金融、物流、资讯的中心之一,是欧盟最大的资本市场。早在17世纪,伦敦就已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当时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服务的种类局限在保险、股票经纪和投资等行业,但却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与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近现代生产服务业在伦敦首先出现,行业市场运行规则也呼之欲出,且金融、国际商务、航运等国际商业活动兴盛,最终使伦敦率先成为世界金融和航运中心,尤其是1870―1914年期间,伦敦的全球经济中心地位达到顶峰。英国的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退,就业人口迅速向服务业转移,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1987年,伦敦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这标志新的城市发展功能得到确立。而8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对大伦敦地区及整个英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2004年大伦敦地区的GDP占英国GDP的1/5,伦敦金融区的GDP占伦敦GDP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与纽约的发展类似,英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的调整给伦敦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关的深厚历史底蕴不容忽视,这也是伦敦成为目前最久的世界经济中心的重要原因。
(3)东京:政府主导的加速分化。东京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物流航运中心。二战后日本经济在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政府承担着许多原本可由私人部门从事的活动。同时,国家权力的集中带来相关服务产业集聚,如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教育咨询等。此外,在历次规划中,东京多次提出在首都圈分散中枢管理的职能,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体,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完善了“多核多圈层”结构。不过由于担心严格限制中心区的发展有可能会丧失东京固有的活力,失去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于是采取必要经济刺激政策,强化东京服务功能,提升东京的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生产成本增加、日元升值等影响,东京中心城区的制造业出现大规模的外迁,整座城市面临着空心化的严重威胁。为此,日本政府提出要从“贸易立国”导向逐步转向“技术立国”的战略思路,东京发挥自身人才和科研优势,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并将“批量生产型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型工厂”,使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延伸,实现产、学、研融合。在此阶段,诞生了一批以高科技产业为市场取向的新兴服务业,如风险投资、现代物流、信息加工等。可以看出,在东京成为国际城市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强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贸易立国”的理念也暗合了日本制造业强国的早期背景。
(4)中国长三角:核心城市的集聚作用。长三角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依托于沿江制造业基地的聚集和该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较为成熟和最具潜力的经济地域。上海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江苏沿江地区已初步形成一条外向度和集聚度较高、产业密集的制造业走廊,其中装备制造业是这条制造业走廊中最具生命力和市场潜力的产业之一,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世界500强中很多制造业跨国集团已经在江苏沿江地区落户。上海作为国内的核心城市,已成为国内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目前,世界500强中已有174家落户上海,有185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与此同时,外商投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2005年在上海的外商投资企业销售经营收入比前年增长了35%。至今,上海已累计吸引外资企业逾4万家,合同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实际到位的外资超过600亿美元。目前,已有包括日本先锋、美国蓝霸等4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与上海西郊生产性服务集聚区签署了入驻意向,预计到2010年集聚区总投资额将达到230亿元,年交易额1000亿元,年税收60亿元,成为全国面积最大、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知识化、生态型、枢纽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显然,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化过程与国外典型都市圈截然不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化得益于核心城市集聚作用,从而形成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制造业营销网络的形成,实际上是聚集人才,进行产品研发、运输与储存,以及广告保险、会计和法律服务等市场化开发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伴生生产性服务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态势下,非工业化现象不断发生,导致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在全球空间节点的城市日趋繁荣。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核心城市的地位相对于腹地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核心城市在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禀赋上具有强大优势,更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机构的积聚,尤其是占据高端市场位置的外国服务机构,核心城市往往成为全球布局网络的重要节点。例如随着国家在行业准入门槛上的放松,外国金融机构纷纷进驻上海,是上海成为中国集聚最多跨国金融机构的城市,而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不仅仅服务于上海本地客户,而是广泛延伸到长三角都市圈的其他城市,甚至整个中国。当然,核心城市的集聚作用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外来生产性服务业与本地制造业关联互动带来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成熟生产性服务企业强势进入的背景下,本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化受到抑制,自然互动发展联系弱化。
2、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和布局比较
(1)纽约:都市圈内的水平化分工模式。美国的东北沿岸城市中,纽约在19世纪开始崛起,逐步取代了波士顿和费城成为东北沿海的首位城市,波士顿和费城成为都市圈内的二级城市。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美国城市已基本实现了产业基础的服务业化,受成本、环境压力等原因影响,一般的制造业正在或者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纽约都市圈内的波士顿、费城等二级城并未沦为围绕纽约的制造业基地,这些城市都是服务业占据主导,只是在服务业发展的部门、规模上存在差异,因此基本上是一种水平分工的态势。纽约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经验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存在一定的集聚性,但是并不完全局限于空间集聚的条件,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都市圈和城市地带范围内实现水平分工,而不一定要采取全部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发展模式。
(2)伦敦:多极化、等级化、功能化的中心辐射模式。伦敦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与纽约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实现需求多样化和控制运营成本,伦敦现已形成“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多极化、等级化、功能化空间布局模式。20世纪60年代,大伦敦区的制造业部门因竞争力下滑而迁往周边地区,尽管大部分的企业更倾向于倒闭,但仍有一些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集聚在伦敦区,如IT业和印刷业等。1970年以后,英国西南地区被确定为发展新区,吸引了一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于是除了高端服务业倾向于继续留在伦敦中心区之外,大部分的公司总部重新选址。虽然制造业和居住人口逐渐外流,却有一批国际商务机构进入,并在改造后的泰晤士码头区和住宅区方向扩展,特别是在西敏寺城区形成了与伦敦城金融中心相对应的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为主体的另一个中央商务区。全球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得伦敦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出现明显等级体系和功能定位:城市中心主要承担高级商业服务,国际化、信息化程度高;内城区和郊外的新兴商务区则主要面向国内或当地制造业,同时接受来自城市中心区的高等级产业辐射,如后台数据处理中心等,彼此之间协作关系密切。
(3)东京:多中心、分层次的网络布局模式。东京城市中心区的发展既有别于纽约市的中心区就地蔓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伦敦城市的中心区限制发展模式,而是形成了市中心区膨胀化发展和以外围地区多点为支撑的空间模式。也就是说,它采用了老中心区与多个新中心区分层并进的策略来适应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需求。东京中央商务区除丸之内金融区、新宿商务办公型副中心区和临海商务信息区3个梯次外延的层次外,还在东京大都市圈和东京湾开发区域的整体规划中进一步把东京市外的幕张副中心和横滨纳入首都圈规划。从城市中观层面看,东京的商务区已经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一个网络结构的发展空间。
(4)中国长三角:核心城市的集聚模式。从城市功能定位来看,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等级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核心城市――上海;二级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其他为三级城市。上海被定位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内中心和国际中心,总部经济集聚效应明显,在吸引外资的结构方面,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已占60%以上。“十一五”期间,上海将规划建设8个专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放弃对低端制造业的争夺,改而向高端生产、服务业融合领域进军,并为长三角制造基地提供服务支撑。长三角二、三级城市则主要以制造业为产业主导,并有进一步强化趋势,形成了围绕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而集聚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目前的产业结构仍然呈现出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局面,与国际成熟都市圈核心城市服务业占绝对主导的结构态势明显不同。这里既有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差异的原因,也与我国行政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还与上海自身土地空间与历史沿革有关。总体来看,长三角都市圈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都市圈早期的集聚发展模式,但又区别于其制造业衰退或者扩散的阶段特征,属于周边制造业不断强化而促进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强化促进周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共进模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时序存在高度重叠,因此也是最贴近我国国情和最具有借鉴意义的互动发展模式。
3、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比较
(1)纽约、伦敦、东京:关联度高,促进作用不断深化。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市圈经济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本身呈现出了很快的增长速度,还直接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物流、信息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日益紧密。
最显著的变化是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制造业和服务业购买的生产性服务。1975―1981年间,生产性服务支出增长率超过工业生产价值的增长率,这反映了服务活动与制造业的分离即服务活动的外部化趋势。第二,中间需求在服务部门增长中的作用。OECD(2003)的研究表明,尽管各国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中间需求在生产服务自身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已外部化与未外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均趋于增长。不仅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即已经外部化了的生产性服务)在增长,而且在制造业部门内部从事非生产活动(即从事生产性服务活动)的工人比例也在上升。
另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互动发展趋势,一方面,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中服务投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生产性服务在制造领域的作用不断深化。在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不再仅仅依靠工业生产,而且还有赖于其他经济部门,生产服务因为更全面地参与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成为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来源和传播渠道,更多地发挥了战略功能和“推进器”作用。
(2)长三角:关联度低,互动作用有待检验。长三角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廉价资源和要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来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地投资以承接国际产业向本地的转移,从而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和经济总量。这种模式在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即外资企业与本地经济的产业关联薄弱。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而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被割裂,产业链向服务业增值部分的延伸受到抑制。同时,与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对迟缓,不仅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而且极大地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影响了制造业的升级。整体上讲,长三角经济的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产生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小,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大,低端制造业的比重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并未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从而制约其发展。
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环境比较
(1)纽约/美国、伦敦英国、东京/日本:制造业持续弱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优越。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经验都有相近的历程:一方面,在制造业向外围转移的过程中,中心城区发展服务经济来解决居民失业、城市空心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以资本、物流、信息为纽带,扮演全球经济中枢的角色。在制造业持续衰退或者弱化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得到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健全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例如,为了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逐步放宽对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市场的管制,1977―1978年制定“航空规制缓和条款”,1980年提出“铁路和汽车运输的条款”,1984年制定“航空条款”,1991年颁布《多式联运法》大力促进多式联运的发展。在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个人隐私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外,在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或专业资格认证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
二是行业协会的协调和规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离不开服务业竞争力或者辐射能力的提升,而各种行业协会则是完善服务业市场管理和强化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例如,在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方面,物流协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物流协会不仅协助政府做好物流规划、制定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同时还开展物流研究,指导行业发展,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物流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此外,还有很多协会在不同领域促进产业间的互动。
三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引进。产业间由低水平关联到高水平关联的演化,离不开高层次的人才。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以保证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大量的专业人才。
四是基础设施的支撑和辅助。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同时也是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和“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的倡议,旨在建立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并通过卫星通信和信息平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和发展。
(2)中国长三角:制造业持续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在全球化分工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低端繁荣为经济快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资源总量稀缺与利用效率较低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制造业持续强化和生产性服务业亟待发展的高度重叠局面下,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环境存在诸多不足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低端繁荣,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受竞争环境和自身素质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以至陈旧的生产模式,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相对滞后。大多数地区缺少系统性的生产性服务业规划,少数先进地区虽有生产性服务业专项规划,但产业规划导向和实施力度不大,尤其是产业投资、产业布局、产业技术、市场准入等政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三是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功能布局不尽合理。长期以来,由于在战略上没有充分重视城市对工业发展的聚集和支撑效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2004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1.0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城市功能方面,各城市互设壁垒、低效率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
三、国际国内经验对辽宁的启示
辽宁省是我国北方的工业重镇,也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的核心地域,历史上依靠计划经济时代雄厚的传统工业基础,辽宁工业曾取得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辽宁工业与我国东部沿海先进省市的工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这种差距集中表现在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在资源和效率上的差距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而其重要背景则是“后工业化时代”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不断要求。
近年来,辽宁依托产业基础、土地储备、区位布局等比较优势正成为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国家也明确提出要将辽宁建成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国家战略及政策的牵动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实现了大发展,并已成为辽宁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目前,辽宁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集聚态势尚未明朗、自主创新水平较低、核心竞争力欠缺、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等瓶颈问题,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装备制造业的滞后发展是深层的内在矛盾。因此国际、国内相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经验对辽宁工业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存在重要的借鉴意义。
1、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存在必然性
辽宁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规模庞大,其自身存在着扩大专业分工、延伸产业链条、调整结构布局和整合优势资源的内在要求,同时国际先进装备制造业向辽宁沿海地区转移的形势日趋成熟,因此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面临巨大的内在分化和外在市场需求。
2、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
辽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弱势不是因为其生产规模、资源总量,而实质是在生产组织、资源效率和创新能力上的落后。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投入,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生产性服务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最优途径之一。
3、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必由之路
辽宁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传统制造业仍占据工业主导地位,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传统装备制造业的改良升级需求已经日益凸显。因此,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高度的时序重叠,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也正面强化了这种重叠的必然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既是辽宁工业振兴进程面临的挑战,也是辽宁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而国际、国内经验已充分证实,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前向、后向联系。
4、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发展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提供契机
目前辽宁经济发展存在以“沈阳―大连”核心城市为轴的双核驱动特征。一方面,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具备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双重优势,另一方面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也面临装备制造业基地外迁、辐射周边及腹地经济和自身城市空心化等压力。辽宁“五点一线”发展战略规划也体现出辽宁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融合发展的鲜明方向。国际、国内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集聚性、扩散性等区位特征可以有效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速融合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生产性服务常在大都市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类似,都具有集聚经济的特征,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城市化经济,即城市规模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成本相应下降。
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二者并非地域上的相互依赖,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满足金融和商业流通的需要,并不以制造业为中心,当制造业集聚的规模效益达到临界而转向扩散和衰退时,生产性服务业并不随之扩散或消失。
5、突破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低效平衡是互动发展的关键
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投入、资源投入的传统模式,资源依赖性高,智力密集度低,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少,生产性服务外部化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辽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受到相关政策、基础设施、人才等因素束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难以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低成本的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形成了关联度不高、互相制约的低效平衡,成为两者实现共进互动发展的最大羁绊。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之间形成的低效平衡,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工业化进程与信息化进程重合的跨越性发展国情相关,也与辽宁工业发展历史上相对较深的计划经济残留体制性束缚相关,因此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自然性互动发展,以市场规律和政策性手段打破这种低效平衡,是基于我国国情促进二者互动发展的全新课题,也是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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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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