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创新及其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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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益丰 刘 东 李月强
摘 要:农业通过有效获取“反哺”资金、技术和政策来形成发展的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最终目标。发展现代农业应以建设现代化农业企业为抓手,以向规模化农业企业提供针对性“反哺”为路径。通过建立“企业十合作社+农户”农村微观组织架构来规范农业企业行为,保障农户利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乡村综合治理问题。
关键词:工业反哺农业;“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组织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5-0065-05
建设现代化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打破传统农业原有的低效均衡生产方式,为农业提供可持续发展和自我激励的长效机制。而通过“以工促农、以工补农”政策来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激励,不应只是扶贫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三农投入是为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型提供造血机能和储备发展能量,实现发展高效农业,带动乡村治理、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等系列环环相扣的农村问题有效解决措施。谁来承担发展现代农业的重担,反哺资金如何实现有针对性地投放,以及解决政府“三农投入 ”过程中监督与反馈信息困境成为了本文立论的重点。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诠释
无论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日本和中国台湾农业发展趋势来看,传统农业生产必须面对传统农业生产边际产能趋于零,无法形成规模经营,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势必出现减缓甚至停滞。中国改革开放发端于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解放了农民被禁锢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的发展速度一度领先于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可耕作土地趋于减少,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得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无法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趋缓,城乡收入比进一步拉大。
传统农业社会是有效率的低水平均衡,而改造传统农业则需要打破这种均衡,通过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农业向现代转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必定与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生产率迅速提高有关。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化、集约化分配与整合农业生产要素,发挥农业资本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必须跨越的障碍。农业产业化应该是几个层面的有机融合,通过农业产业价值链(生产、加工、服务)的延伸、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壮大、龙头企业与农户经济关系的协调。兼业化、细碎化土地经营的家庭农业难以完成向专业化、规模化农业转变,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将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关键一环。通过资金、技术的扶植来为农业提供发展资本极为重要,而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农业制度创新,为农业注入现代化经营的理念与指明发展路径。
根据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经验,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经济份额降到15%左右,在工农业增加值中工农份额比例约为3:1,部门就业人数降到30%左右,人均GDP约1500美元左右时,国家战略和政策取向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导入对农业的“反哺”。工业向农业进行“反哺”,不仅仅是作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手段来对弱势农业进行“输血”,补偿二元经济时期从农业榨取的剩余价值,反哺更应为农业创造“造血”机制,使农业得到来自强势产业的产业支持、资金与技术扶植,从而获得向现代农业攀升的动力。日反哺资金的量化是对财政转移支付成本的动态分析,不是无休止的提供,更不是一种农业从工业发展中获取的“红利”。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反哺的行为主体之一,其反哺体现出反哺财政支持的政策供给方面。而社会反哺部分则包括国有企业分红和生态建设基金的反哺供给。工业反哺农业可通过技术传递和价格传递机制来实现。通过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形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根本任务。
既有的文献已经认识到打破传统农业低水平均衡,可以借助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并为传统农业转型积蓄能量。然而,现有的对“反哺”政策设计与数理分析及其绩效评估依然是基于反哺对象是小农户(农业家庭)这一视角展开。反哺的资金、技术与扶植政策也仅仅是“以线带面”式的发散性反哺。针对规模化农业定向反哺与通过反哺扶植大农业来带动农业转型的研究依然比较欠缺。
农业经济的跃迁过程中,一味强调政府管制和实施指令性计划,必将导致前苏联农庄式和中国人民公社式的失败。同时农业生产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调节,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指令与调控可以有效帮助农业技术在“干中学”推广,在实现公共产品投放的合理配置和产能有效规划。在日本新型农业建设中,政府通过“反哺”资金的投放来合理配置土地和农业技术,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农村设施的改造促进了日本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政府主导的农业发展策略对于农村经济快速增长、贫富差异的有效消除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有效转型都起着决定作用。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归结为财政转移支付向农业倾斜和反哺资金向农业的合理投放。政府通过反哺资金的投放提高农村福利水平,拉近城乡差距,从而有效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转移,同样通过教育投入也降低技术劳动力向城市的聚集,并有效避免工资差额过大。
现代化农业不能将农民、土地、农业生产割裂,农业发展是“多元重叠式”的过程。农业产业工业化进程不可抗拒,完成这一切需要从农业的多功能发展上下功夫。政府扶植农业企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以及政府资金扶植农业等措施是实现农业产业工业化进程的必备条件。L6pez和Galinato的研究相当有针对性,通过对15个拉美国家1985-200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对农业的公共产品投资对农业人均收入的提升作用要远大于向私人产品的投资绩效,农业投资的针对性与农民收入正相关。”这给我们以下启示: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民、农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同时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公共产品、农业技术改造、生产资料投资将会促进农业发展。
日本和中国台湾农业发展通过非专职(兼业)化农作生产,改变要素投入比例的潜力已达到极限。日本和台湾地区农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同样面临产业调整问题。完成土地的集约使用,规模化大生产是现代农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利用代耕制度来实现田间劳作的机械化经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台湾地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土地规模过小,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使得农民不愿也无能力追加投资来改善耕地状况或生产条件。东亚国家土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少是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率无法有效提高的症结所在。现代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实现土地资本的深化和农业技术无法有效与土地资本结合,产生规模效益,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国内工业反哺农业组织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传统农业生产因为经营模式的落后、经营主体分散以及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有效完成对包括土地在内
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完成现代农业改造必须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资本有效深化,其行为主体不应该是小农经济,或者说是兼业农户不能担负起改造农业的职责。扶植传统农业走上复兴之路,政府和社会应利用财政、政策导向和技术转移在内的各种“反哺”形式来帮助农业完成生产方式的转换,培养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机制。
工业反哺农业通过政策反哺、资金反哺、技术反哺、人才反哺、体制反哺多种反哺方式,在政策取向上调整国民经济关系格局,促进农业由辅助型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转变。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组织化,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反哺的目的与宗旨。现阶段工业化大规模反哺期应该以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兼顾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环境;政策种类开始增多、力度加大、范围得到拓展。形成扇面型财政支持将成为反哺的主旋律。
反哺实现了传递效应剩余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转化;实现效应净剩余是反哺农业的核心。如何把握效益剩余的量度将是分析政府反哺力度的关键。而反哺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强势的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民的增收能力。建立有保障的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机制,增强农业基本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可持续性,提高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形成和谐、平衡的城乡关系格局对于反哺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旧对于工业反哺农业系统的分类,朱四海的研究将工业反哺农业界定为3大类38小类的反哺需求。
工业反哺农业是农业突破困境的主要推动力,而反哺过程中的缺乏针对性却造成了工业反哺农业成效偏低。形成组织化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出路。如何将反哺与农业产业化相关联,形成系统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乃当务之急。本文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农业企业、广大农民合力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主体是农业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依托农业企业来完成对土地的集约规模使用与资本深化是现代农业发展与转型的趋势。以现代农业企业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经营风险之间的不协调,利用企业家才能和经营经验以及其他抗御风险的手段来抵御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
企业家能力在实现农产品市场机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发现和开拓市场需求的敏感,能够起着寻找和联结市场与农业生产的作用。同时,企业家具有传递信息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禀赋与具有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新组织的才能,能根据市场的需求状态进行农业创新,将新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创建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建立相应的农业生产标准等。
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产业资本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农村建设存在着巨大商机,现代农业完善的“造血”为产业资本升值创造契机。以企业为发展载体,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成果来改造和装备传统农业,运用现代生产方式去经营农业,才是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产物。这种多赢局面,较单纯的“反哺”更具预期前景,对企业家、产业资本的投资也更具吸引力。另外,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也成为改造农民、完善农民、提高农民、培育新型农民的契机。
完全依赖农业企业并不是解决新农村建设的“万灵药”。发展“农业企业+合作组织”的紧密结合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节点和渠道。通过国家的资金扶植方式针对性地投向新型农村组织,通过合作社与企业组成的规模化农业生产单元来实施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避免了“公共池塘”困境与小农户在公共产品建设中的“搭便车”现象。而合作社则作为农村公共产品成效与合理性自下而上信息的重要渠道来监督公共产品建设成效。由企业主导的“公司+合作社+农户”三位一体式新型农业组织架构创新成为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业企业定向反哺的重要环节,用以保证反哺资金能更好地向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同时也作为农民权益的保障机构和协调组织形式,来避免“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对农民的盘剥。现代农业生产中“公司+农户”式经营模式履约受限于公司与小农户对契约的软约束,加之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交易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交易双方信誉机制的差异性导致了公司与小农户间的交易难以有效维系。
三、新型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构建
现代市场经济中,中间层通过公布出价和要价可以消除交易不确定性。比分散的配对市场更有优势。专业化的中间层减少了市场交易的道德风险。反过来,中间层需要监督,通过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提供了制造市场的功能,市场中间层(合作组织)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寻找市场的方法。
组织的产生使得原本无法对自由企业起作用的约束力量开始出现,组织性也由于长期反复交往形成的重复博弈而加强。保障广大弱势农户的利益,在农业生产中既能克服了一体化局限性的制约,又能回避市场缺陷的组织化经营主体,只有由熟悉农业生产和具有相当代表小农户利益,有效润滑农户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的综合性组织(合作组织)来担当。而沟通信息与降低双方的交易风险是合作组织存在的基础,也是“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升级。如意集团兴办农业案例说明,采用“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降低了合约签定、履行、监督的成本,为有效地杜绝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同时农村新型微观组织架构成为集科研、生产、培训以及加工和销售等环节于一体的社会化协作体系。其农业合作协会就不再是单纯的市场中介组织,形成了农业生产从产前良种培育,产中技术指导,到产后的农产品收购、加工和销售的整个农作物生产产业链。公司与农户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通过科研基地和协会,形成多方的良性互动关系。
但现实中,苏南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合作社主要是政府主导、或通过指令性计划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合作组织基于利益主导者(政府、资本、企业)的考虑,往往以政府主导型专业合作社和大户联合小户式专业合作社面目出现。而这种专业合作社又往往成为骗取政府合作社扶植基金的“假合作社”和大户用来盘剥压榨小农的“大户吃小户”式专业合作社,并未真正起到扶植农户的作用。专业合作组织对于资本和部门的获利,寻租具有双重效应,资本和政府的现实选择就是扶持大农(精英农户或农业企业),压制小农(普通农户),具有“精英俘获”机制的大农(企业)主导型专业合作组织虽节约交易成本又相对保证垄断收益,但无法担负统领新农村建设和保障农民增收的重担。
紧密型社员与普通社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与普通社员之间合作行动的静态博弈再次验证了资本和部门主导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市场逻辑运行并进行利益分配,小农户无论是单独面对市场,还是加入大户主导的合作组织,都将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成立符合农户利益和农业与农村建设需要的综合服务功能的社区合作社,为克服这些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覆盖面窄、不利于小农户发展等弊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利用“公司+综合性合作组织+农户”这一农村微观组织架构创新来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路来自于江苏常熟“波司登”集团与“田娘农业”强强联手。通过打造专业农业公司和引导农民成立企业导向型综合社区服务农业合作社从事高效、高附加值绿色有机农作物生产,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每亩种植可增收270元。田娘农业通过合作组织完成土地规模化经营,集约使用宅基地,以此为条件为每户农民建造农民别墅。康博苑的生活设施之齐全,环境之优美远胜于城市,当地农民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田娘农业这一典型的“公司+综合性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从投入品到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经济效益。合作社现有包括插秧机、中型拖拉机、久保田联合收割机、稻谷烘干机、成套大米精加工设备、保鲜库在内的各类设施30多台套,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其中包括3000平方米的标准粮库。合作社以康博和坞蚯农业基地为基础,目前涉地面积达5000亩,其中包括1000亩无公害稻米基地、500亩有机大米基地,具备年产系列优质大米1500多吨的能力,吸纳农民加入合作社达2000多户,其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进入波司登集团成为产业工人,有效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相应的案例为我们今后对这一“三位一体”式农村微观组织架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和数理模型的构建提供了依据,
四、结语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依托是现代化农业企业,利用农业企业的企业运营抗御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能力强的优势,施以合适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植,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完成对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使用来兴办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农业企业的发展也为反哺资金和金融资本向农村转移找到了合理的投向,通过发展农业企业来为当地农业和农村提供农村准公共产品,同时定向投放的公共产品建设资金也可以有效利用来完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福利保障提供了保障。这一切的顺利实施,构建农户与企业之间的中间层(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起到关键作用。通过综合性合作组织沟通农户与企业信息的渠道作用,保障反哺资金的合理投向以及农民权益的维护,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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