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分析视阈中的农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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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晓红
摘要：与其他农村人口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在产权交易方面存在两大劣势：一是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增值能力低，这导致贫困人口缺乏用于交换的产权，而地处偏远又增加了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二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单一性。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使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的单一性。两大劣势的共同结果必然是生产投入的低产出，并最终积累为贫困。但是，民族贫困地区资源的异质性，为民族地区开展区域交易，形成自生发展能力提供了潜在可能。因此，反贫困政策至少应该指向提高贫困人口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增值能力、改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以及在保持资源异质性的前提下，推动地区之间的交易。此外，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也是必要而有效的反贫困措施。
关键词：产权分析；农村贫困；生产资料；人力资本；异质性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63-05
一、引言
建国以来，经过多年的反贫困努力，特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我国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我国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官方统计表明，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1998年的4200万，即从占农村人口的1／3下降到1／20，农村绝对贫困得到极大缓解。但是，正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所言，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只是扶贫开发的一个阶段性胜利，要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同时，由于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所以新时期的反贫困工作必须从现有贫困的特征人手，强调反贫困的瞄准性，提高反贫困效率。对此，本文尝试从产权分析的视阈解读新时期的农村贫困，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全文包括4个部分：产权分析的基本思路、新时期农村贫困的特征、产权分析视阈中的农村贫困，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产权分析的基本思路
产权分析主要运用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展开，是以产权理论为主的综合性分析。该方法借鉴了森的权利分析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强调结合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展开分析。
产权分析的基本思路可以简要地表述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用于交换、并从中获益的产权。所有的反贫困工作，虽然资助内容、组织方式、资助模式各有不同，但是其实质都是将扶贫物资的产权重新界定给贫困人口，而贫困人口是否能够借助这些扶贫物资脱离贫困，则至少取决于两点：第一，扶贫物资是否被界定到贫困人口需要的环节。因为所有导致贫困的原因，都可以相应地归结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如果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在生产环节，而扶贫物资主要指向消费环节，可以肯定，这样的扶贫是不会有效率的。第二，在扶贫物资被正确地界定到贫困人口所需要环节的前提下，贫困人口能否成功脱离贫困就取决于贫困人口的产权维护能力。如果贫困人口的产权维护能力强，那么，就能够借助扶贫物资摆脱贫困，形成自生发展能力。相反，如果贫困人口维护产权的能力很弱，则反贫困工作很难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因此，对导致农村贫困进行产权分析，不仅有利于正确判断贫困主要缘自于哪个环节，提高反贫困的瞄准性，而且可用于解释即使反贫困的瞄准性很高，但是反贫困工作仍然缺乏效率的问题。而在反贫困工作中，如果一方面反贫困的瞄准性提高，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的产权维护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那么，反贫困工作效率的提高就是必然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下文将在总结农村贫困特征的基础上，对之展开产权分析，并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三、新时期农村贫困的特征
总体来看，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人口进一步向西部省区集中。西部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不到一半，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2／3以上。这些穷人大部分居住在边远的乡镇和村庄，特别是山区，降水量低、土地难以维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此外，由于发展中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了，即最贫困的人口收入离贫困线更远了。正是基于这一分布特征，《纲要》认为新世纪扶贫开发的重点是：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并在上述四类地区确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第二，少数民族在农村贫困人口中的比例较高。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但是在绝对贫困人口中占到40％，而且大多数生活在最深度的贫困中。在国定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也占到40％。居住在遥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是贫困人口中的赤贫者。世界银行的分省报告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低于400元以下的国定贫困县中，3／4是民族自治县或者自治地区；而在人均收入低于300元的国定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县、自治地区占到4／5强。比如四川省的报告称，最贫困的县全在少数民族地区。1997年，四川省贫困县的人均收入为1032元，但是3个人均收入仅为720元到860元的最贫困的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普洱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61％，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高达90％。贵州省也不例外，根据2002-2005年对贵州省50个重点县调查村的调查，少数民族聚居村的比重占到69.38％，少数民族人口占调查人口的65％。
第三，农村残疾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贫困人口。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估计，1997年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口，1700万处于绝对贫困中，其中1200万是农村贫困人口，占残疾人口的20％。而据估计，目前残疾人口的20％生活在国定贫困县中，因此，对于农村残疾人口而言，贫困发生率几近100％。居住在592个国定贫困县之外的残疾人，在相对富裕的省份里，残疾人也占了当地贫困人口的极大比例。比如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贫困人口中超过60％的人是残疾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居住在城市的残疾人的高贫困发生率，根据前面的估计，6000万残疾人有大约4800万居住城市，其中500万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其贫困发生率为10.4％，远远低于农村残疾人口几近100％的贫困发生率。
第四，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在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有一半男孩和所有女孩都不能上学，因此不能识字。许多贫困县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高达10％和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和100％，而在贫困乡镇和村庄，情形还要严重。其中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如肺结核、碘缺乏症等，集中发生在贫困边远地
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大约一半儿童发育不良(痴呆)。铁、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缺乏症在贫困人口中十分普遍。超过90％以上的儿童忍受慢性寄生虫病的痛苦。
四、产权分析视阈中的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及反贫困是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内容，自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之进行了解读。比如汪三贵(2007)指出，虽然从2001年开始，中国农村扶贫的区域瞄准方式就从县级瞄准转变为村级瞄准。但是，农村扶贫的村级瞄准性却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更为有效地识别出了覆盖更多贫困人口的贫困村，非西部地区和非贫困县在村级贫困瞄准方面则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这使得全国的村级贫困瞄准没有达到覆盖更多贫困人口的目的。并据此提出了中国扶贫部门贫困瞄准的策略。徐月宾等(2007)则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进行了系统反思，认为开发式扶贫政策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该方式对地域和贫困人口劳动能力的依赖，使其对剩余贫困人口的政策边际效益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的反贫困政策需要重构，提出了由普遍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普惠型社会福利、选择性社会救助以及新型开发式扶贫政策组成的“四驾马车”的反贫困政策框架。苗齐等(2006)则根据近2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恶化，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这一贫困变化趋势，提出了反贫困政策建议。陈健生(2006)探讨了林业扶贫与减缓山区贫困的关系；朱登兴等(2001)对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的贫困原因、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系统比较，试图根据其差异寻找更为有效的反贫困政策。相关的研究还有很多，在此难以一一述评。综观各项研究，不管研究视角差异有多大，但其目的却高度一致：希望反贫困政策能够更好地瞄准剩余贫困人口。
与已有的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也是希望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建议；不同的是，本文运用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产权分析。根据产权分析的基本思路，产权分析视域里的农村贫困，主要分析现有农村贫困特征对贫困人口产权实现的影响。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降水量低、土地贫瘠的边远山区这一特征，决定了当地的农村人口(当然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相比，在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处于严重劣势。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土地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的气候、水源等构成的自然环境，直接作用于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尤其是在低现代技术含量(比如种子、化肥、病虫害防治等)的传统农业生产中，土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农村贫困人口居住的边远山区，土地干旱、贫瘠，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喀斯特地区，还存在土地石漠化严重等生态脆弱问题，在西北地区则是沙尘暴、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严重威胁。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地区正是农村贫困人口集中成片的地区。因此，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来看，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占有的是贫瘠、高风险(因干旱而绝收)的土地。由于农村人口与土地的特殊联系，以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约束，农村人口要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自主迁移到别的农村地区居住几乎不可能，因此，边远山区农民因其在土地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更容易陷入贫困。此外，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低，尤其是与外部市场的分割，几乎是绝对的。即便是农村内部市场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量，也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农村集镇和乡场。因此，对于边远地区的农民而言，即便有多余的农产品，要在市场上成功地实现交易，交易成本也是数倍于其他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而且，边远地区的城镇规模小，非农村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小，这也从需求方面制约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正是由于边远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占有的土地贫瘠，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低，所以多年以来，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处于一种基本停滞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从产权分析的视角来看，这决定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产权特征是：贫困人口缺乏用于交换的产权，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高。贫困人口占有的生产资料增值能力低，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这不仅意味着贫困人口的生产面临高风险，而且意味着贫困人口生产投入的低产出。这直接决定了贫困人口很难获得多余的产品，将之用于交换，换言之，也就是贫困人口缺乏用于交换的产权。此外，即使贫困人口有剩余产品可用于交换，但是由于运输、信息等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高，剩余产品也难以进人流通领域进行产权的交换。贫困人口一方面缺乏交易的手段，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的费用又很高，其结果自然是长期游离于市场交易之外，几乎不与外界进行产权的交易。
第二，少数民族在农村贫困人口中的高比例，决定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产权特征，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对其脱贫发展既有不利的制约，也形成了独特的优势。从不利的方面来看，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异质性较高，形成了“一方一俗”的分布格局。而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相互分割的格局。文化上的分割，自然阻碍了经济上的交往，因此，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对于商品交易具有不利的一面，这不仅阻碍了产品交易，也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并因之失去了从社会性互动中获得信息(包括国家政策和商业信息)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若干潜在机会。而与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相反，民族内部却是高度同质性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甚至农产品的构成。这种高同质性一方面容易产生排外思想――所谓“非我族类，逐而驱之”；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提高的局限性――人们不能从差异性的思想、行为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地区长期恪守传统，难以形成创新，保持在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之中自然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在开放性越来越强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各民族的异质性资源又构成了其未来发展的独特优势。在现代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模式下，产品的高同质性越来越令追求个性的现代人反感，而为了满足现代人追求个性所发行的各种“限量版”，又因为价格高昂而不是所有消费者都能够企及。因此，个性化的消费在未来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民族地区产品和文化的异质性正好与之不谋而合。尤其是便利的交通线路的延伸，对于城市人的人性化消费和民族地区的异质性资源的对接是一个巨大推动。2008年，为了应对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其中就包括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各省(市、自治区)也积极申报规划项目。比如贵州省就趁势提出要力争在10年内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而逐年增加的扶贫资金和项目，也主要指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开
发。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边远的贫困山区，对于缩短大山和城市的距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依托民族地区异质性资源开发的特色农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则是吸引城市人走进大山，享受个性化消费的根本源泉。因此，农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比重高这一事实，决定了农村贫困人口另一个重要的产权特征：人力资本、文化、农产品在区域内部的同质性高，但是在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高，因此，存在区域之间进行各类资源的产权交易的可能性和潜在获利机会。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中的残疾人高贫困发生率充分表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构成中，身体素质的绝对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贫困山区的农业劳动力而言，更是如此。一是没有资金雇用劳动力代劳，二是难以用机械动力替代体力和畜力，而且农业生产中，对畜力的使用又是以体力为前提的。因此，健全健康的身体对于农业劳动力就成为难以替代的生产要素。残疾人自身不能提供这一生产要素，又缺乏从市场上获得这一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和支付能力，因此，难以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难免陷入贫困。根据前文的估计数据，农村残疾人的贫困发生率高达100％，这一事实不仅充分说明了劳动者自身的体能体力对于农业生产的绝对重要性，而且突出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另一个重要产权特征：贫困人口人力资本使用的单一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生产活动中对体力的严重依赖，智力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小。这一点对于残疾人而言，就是一旦缺失体力，就几乎等于注定了贫困；而对于健全人而言，则是在生产活动中主要依赖体力，而较少依赖智力因素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者积极寻找特色农产品与大市场对接的渠道和途径，甚至对于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救助也不能积极响应和配合，只是安于现状，年复一年地重复祖先们的生活方式。
第四，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健康和教育状况不佳这一事实，实际上是残疾贫困人口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一般化。残疾人是特殊的群体，但是从总体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远不如非贫困人口，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与残疾人具有共同性。而教育状况不尽人意，一方面制约了农村贫困人口凭借智力因素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在农村创造性、开拓性地使用传统农业资源的知识约束。二者结合起来，使得农村贫困人口更加依赖传统的生产方式，更加强调对体力的依赖，但是，由于贫困，其健康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由此，再次形成了农村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仍然是决定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单一性。这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即体力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其次表现为人力资本使用的单一性，即主要运用体力的特征；而这决定了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也具有单一性――只能够与依赖体力劳动的生产要素相结合，而不能与更依赖技术、智力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对于土地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来说，既可以直接与体力相结合，也可以与高科技相结合，所不同的是产出的巨大差异。由于贫困人口主要依赖人力资本中的体力，所以，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与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也具有单一性。上述各个方面的单一性共同决定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束”更小，从而导致了贫困人口从人力资本产权交易中获益的机会更小。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农村贫困的产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其他农村人口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在产权交易方面存在两大劣势：一是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增值能力低，二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单一性。这两者的共同结果必然是生产投入的低产出，并最终积累为贫困。但是，民族贫困地区资源的异质性，为民族地区开展区域交易，形成自生发展能力提供了潜在可能。
相应地，反贫困政策至少应该指向以下领域：
第一，提高贫困人口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增值能力。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系统工程。比如对于西南喀斯特贫困农村而言，除了在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进行石漠化治理、整村移民搬迁以外，对于大多数生态脆弱，但是还能耕种的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适用技术支持，大力开发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增加单位产量，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这些地区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十里不同天”，一山一谷就是一个小气候，农产品的区域性很强，相应地，适用技术的提供也应具有差异性。
第二，改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针对农村残疾人的高贫困发生率，除了对现有残疾人实施长期的扶助性政策以外，更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干预残障婴儿的出生。从长远来看，这不失为解决残疾人贫困的治本之策。而对于其他农村贫困人口，则需要改变其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提高技能、知识在其人力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只要改变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其他的单一性也就可以随之改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交易的“束”就会扩大。而这，意味着贫困人口在产权交易中有更多的选择和获利机会。
第三，在保持资源异质性的前提下，推动地区之间的交易。比如在旅游开发扶贫等项目的实施中，首先要确保旅游产品的异质性特征。按理说这一点应该很容易做到，因为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旅游都是山水游或者民俗风情游，只要在开发的过程中保持资源的原貌既可。但是，由于不了解异质性资源在市场交易中的重要性，又缺乏市场交易的经验，所以不少欠发达地区在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盲目地模仿其他成功的地区，
“千城一面”，在淹没了本地区资源异质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市场。其次是要高标准地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住宿、盥洗等设施。很多地方山水很美，空气也好，食品也不错，唯有住宿、盥洗等设施令人望而却步，大大影响了其口碑和顾客的回头率。
此外，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必要而有效的反贫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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