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文艺学文化转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　旭

　　摘要：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切合了文艺学的现实品格和实践精神，凸显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者与启蒙者的身份认同，文艺学研究者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关键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文艺学；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78-05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在经历了“审美转向”、“主体转向”、“本体转向”等一系列转向之后，自90年代开始，又开始了“文化转向”。与前几次转向不同，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开始把供奉在神圣高贵祭坛上的文学“拖下水”，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影视传媒以至时装广告、广场购物等都开始进入文艺学的“领地”。面对此情此景，拍案而起，怒斥文学堕落者有之；扼腕叹息，徘徊迷惘，认为文学将消亡者有之；高唱赞歌，认为前途光明者有之。笔者认为，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到底是好是坏并不重要，探求为何会发生这一转向，如何使这一转向朝着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方向前进才更重要，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笔者想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角度，对其做一探讨和剖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知识分子”属于舶来品，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еция”(即英文“intelligentsia”)与法文“intellectuel”(即英文intenectual)两个词源，各有其历史来源与历史意蕴。且一般公认俄文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彼德・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指对社会现状不满、富于道德情怀、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精英分子，这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提倡的结果。法文知识分子一词源于“德雷福斯事件”，系由作家左拉愤而上书，由克里孟梭于1898年1月率先使用。在这两个来源中，“知识分子”一词都突出其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主要从社会职业和社会阶层划分来考虑，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intellectual，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科学技术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科技知识为专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辞海》这样界定知识分子：“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另一种看法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乃至社会的“牛虻”。例如《卡尔・曼海姆在德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德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受过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人生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阶级，不会局囿于有限的视野和利益，因此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谎言的揭露者，思想的相对主义者和批判者，种种世界观的分析者，能够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显然，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界定过于理想化，在充满利益纷争和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想要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良心”和“普遍真理”的代表，则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与中国传统“士”的观念，亦即“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萨义德如此界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总是当局政府的批评者，而是强调他们应该时时保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笔者认为，无论从当今现实还是从历史沿革出发，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有对现实的关注、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的批判，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在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警惕并批判种种社会的不公，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态势。
　　身份认同(Identity)，又译作“同一”“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根据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最早对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的是心理学。弗洛伊德把它看作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埃里克森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同一感被体验为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之感。它最明显的伴随情况是一种个人身体上的自在之感，一种自知何去何从之感，以及一种预期能获得有价值的人们承认的内在保证。”因此，它把认同的实质视为是对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界定。米德认为，自我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体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并非直接地经验，而是间接地经验，是从同一社会群体其他个体成员地特定观点，或从他所属地整个社会群体地一般观点来看待他的自我的。”
　　目前学界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即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此处的惯例主要指由社会文化约定俗成的一系列观念和行为。哈贝马斯从皮亚杰的个体发生学出发，对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不仅强调了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强调了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等问题。涂尔干特别强调集体认同问题。在他看来，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查尔斯・泰勒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泰勒所说的框架和视界主要是由文化构成的，所以泰勒所讲的身份认同主要是指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中对自我的定位与确认，是对自我主体性的一种建构过程。
　　综上所述，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动态评估与判定，它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并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

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和运转，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进行识别。所以，身份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结果，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建构过程。在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认同，它决定着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认同取向和身份归属。
　　
　　二、文化研究与中国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中国文艺学的文化转向不是一时的空穴来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大裂变的时代面前，本应大有作为的文艺学却日益丧失了对现实的言说能力，面临着学科合法性的危机。究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方面：首先，我国的文艺学是建立在原苏联文论体系上的文艺理论，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经济逐渐代替政治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角，政治文化开始式微。“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而原有的文艺学对此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阐释与指导；其次，受西方文艺自律思想的影响和对政治工具型文艺学的反拨，80年代中国文艺学开始“向内转”，文艺学从重视社会、历史、文化等他律问题的研究转向重视文体、语言、结构等自律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使我们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更加深入和细化，但同时也陷入了审美自足论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艺学介入公共领域、影响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启蒙功能；再次，文艺学学科的构建也存在着日益脱离现实，与权力和体制合谋的倾向。现在高等教育中的文艺学学科，基本上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大致由“文学本质论”、“文学活动论”、“文学作品(或文本)论”、“文学接受论”等几大块组成，在人才培养上，也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分层培养体系，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细化到文艺原理、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中西比较诗学等分级门类，每年的课题申报也有严格的范围限制，教师为申报课题而受学科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制约，学生为拿学位也进入到分类森严的文艺学体制当中，使得文艺学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多地被带上了资格准入、岗位占领和学位等级认证的体制化色彩。这种体制性的分化正暗合了中国高校文学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的科层化趋势，在培养专业人才和专业态度的同时，却使学者们日渐丧失关注公共问题的热情。在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本来与现实生活联系颇为紧密的文艺学研究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现象束手无策，或搬出西方的话语，对本土问题做出生搬硬套的阐释，或沿用陈旧、狭隘的理论做隔靴搔痒的解读，或者干脆保持沉默，或不屑或不愿或不能对新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文艺学日益成为一小部分学人专有的话语游戏之所，成为被社会现实和广大群众遗忘的“边缘地带”。一些学者开始不满转而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的当前的文化语境有某种类似之处的西方文化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鲜明的实践品格和现实关怀意识为正处于尴尬困境中的中国文艺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首先，文化研究突破了刻板严整的学科壁垒，成为开放的学科。文化研究不是什么统一的流派，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而是正在形成的跨门类的课题，表现了当代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趋于综合的时代潮流。文化研究实际汇聚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学批评诸多门类的知识，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其次，文化研究富有批判精神和积极介入现实的学术品格。文化研究主要有两种学术范式：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前者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阿多诺、霍克海默为代表，站在精英主义立场，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态度。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主要载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形式，通俗艺术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批量复制式的文化工业已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用来进行思想统治的文化手段，所以，文化工业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艺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广大消费者对文化工业产品只能被动受影响，被欺骗和愚弄。英国文化研究以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不是一味固守精英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论”的观点，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霍尔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相结合并加以发挥，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他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一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所以，消费者对大众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对其进行“解码”。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都对现实问题抱有巨大的关怀和热情，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中国文艺学的文化转向的影响，有一个从此消彼长到对话融合的过程，在大众文化兴起伊始，学者们普遍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引进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文艺学的文化转向也还未成气候，随着大众文化的日渐繁荣和国家对文化产业开始重视，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呼声愈来愈高，虽然遭到了一批老的文艺学研究工作者的质疑和批评，但是文化研究日渐成风，英国文化研究立场逐渐替代了原来一边倒的法兰克福批判模式，学者们普遍采用一种更加审慎和客观的立场来对待大众文化，肯定大众文化也有积极建构的一面。目前，以民间立场和批判精神相结合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对文艺学的边界进行必要的扩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建构时，注意到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人的身份认同不是由自我先在决定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果，它更多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建构过程。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从更深层次来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与中国知识分

子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前已述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其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立法者”和“启蒙者”情结。“立法者”一词是鲍曼所创，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启蒙时期，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体现为权力依赖于知识，知识分子承担着“立法”的责任，提供了用于判断和辨别是非的标准，维系着知识的权威性，所以“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不过在中国，知识对权力的依赖甚于权力对知识的依赖，知识分子的“立法者”情结是与政治权力合谋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作为“毛”依附在政治权力这张“皮”之上，“启蒙”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君王，所谓“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座右铭。先秦时代士人不惮辛苦、不惧失败的奔走于权贵君王之间，为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而屡败屡战，此时他们尚处于想依附而未得依附阶段，同时也是以“立法者”的身份自居的阶段。汉魏以来，士人的政治地位大为改善，他们不再是那个为了获得统治者的青睐而绞尽脑汁的知识阶层，已经与统治者形成一定共谋关系，处于有所依附的阶段，所以一方面他们为维护自己“立法者”的角色而努力，同时也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品味以区别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所以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名士”、唐宋的“文士”。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也从未中断过对知识分子的“招安”，科举制度的确立，“学而优则仕”的通途，使中国的读书人毕其一生为了仕途通达而皓首穷经。“五四”运动奏响了“救亡”与“启蒙”的最强音，古代的士人变成了现代的知识分子，称呼变了，但是实质未变，原来是为了建设一个天下太平的封建国家而“上下求索”，现在是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奔走呐喊，总之是将“天下有道”国家富强的重任扛于自己的肩头，不过他们启蒙的对象由君王变成了广大民众，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精英意识，虽然他们发自内心要为民众服务，但是这服务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的，在他们眼中，民众可怜而又愚昧，可哀而又可气，对此群氓，精英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了唤醒沉睡中的麻木民众，知识分子义无反顾的担当起了“启蒙者”的历史重任，正如鲁迅所言：“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五四运动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地位，这个身份认同模式与“立法者”的角色是一脉相承，直到现在，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和先锋精英意识都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新中国的成立一方面使知识分子终于实现了“人民共和国”的长久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或有意或无意，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一体化意识形态的工具，紧紧依附在“政治”这张“皮”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都隐匿不见了，他们的个性也被牢牢包裹起来，他们不仅丧失了面对社会言说的权利，甚至连自己也暗中怀疑根本就不配有话语权。
　　进入新时期，知识分子久违的“启蒙者”、“立法者”情结又复活了，他们开始“呐喊”：“为每一次社会观念解放和经济开放而提供理论支持，并证明其合法性。无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辩论，还是农村‘联产承包制’，无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还是市场经济模式，知识分子都作为时代的发言人而呼吁奔走。”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又找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启蒙者和立法者的感觉，表面上看，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实际上仍依附在“政治”这张“皮”上，所以，一旦经济取代政治成为社会的最强音，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急剧的分化，有的赶紧把知识转化为经济，这条路科技知识分子比较好走；有的干脆弃文从商；有的退回到纯学术领域，希冀在独立的学术中求得心灵的宁静和平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滚滚商潮，举起了批判的武器，厉斥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但是此时的民众已经不是彼时的被动启蒙者，批判的声音被商品话语和解构话语所淹没，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丧失读者和听众。而在这轮冲击波中，文艺学首当其冲，陷入到了合法性的危机之中，为了重塑“立法者”和“启蒙者”的身份，一些文艺学者引进了西方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希望打破规整刻板的学科壁垒，扩大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强调文艺学介入现实，介入当下的社会实践性，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干预能力。从学理上讲，文化研究显然与文学研究不同，不可以此代彼，但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二者并不是水火不容，可以并行不悖，一方面，文学理论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资源，改变自己的范畴平口方法，使文学理论话语生产介入到社会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作为理论自身的文学理论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化研究中的泛化现象值得注意，因为它往往越俎代庖，无限扩大自己的领地，并且有消弭历史价值的趋向。因此，文艺学研究者在利用文化研究资源时，不可丢弃宝贵的人文传统，应该有自己的中心价值认同。
　　
　　四、启示与反思
　　
　　人文知识分子从中心到边缘，从“立法者”、“启蒙者”、“批判者”到“边缘者”的转变以及文艺学的文化转向，给我们带来几点启示与反思：
　　
　　其一，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讲，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人们的身份更多是被客观因素建构而成，自我心理的因素也屈从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既不必为自己“生不逢时”而懊恼，也不应为了“与时俱进”成为金钱的奴隶，丧失应有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文艺学作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研究的一门学科，其现实性和批判性都是很强的，文艺学的文化转向给日渐僵化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现实血液，这是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虽然文化研究有着过于宽泛，疏离文学的倾向，但是其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文化实践性正是文学研究所特别需要的。
　　
　　其二，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暗含了文艺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主导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当今，学院化和制度化的研究已成气候，这种研究表面上要求以一种不带个人偏好、不进行价值评判的“中立”态度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从学理上看，科学的客观的态度确实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前提，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然而，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却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就蕴含了种种复杂的难以舍弃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研究主体本身与研究对象错综纠结，处在复杂的价值关系之中。所以，就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价值中立是成问题的。目前，部分学者倡导对人文学科也应该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窃以为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扼制了研究者对现实问题敏锐的反应和应有的人文关怀。而从文化研究的路径进行文学研究，能够重新确立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者”身份，对社会文化现实进行规范性的而不只是描述性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相对主义流行，价值中立和多元论泛滥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举起批判的旗帜，多一些价值关怀，少一些价值中立。
　　
　　其三，文艺学研究者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对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对自我进行不断的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9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步伐，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盛行，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日益受到冷落，市场和传媒联手打造了大众文化的神话，经典文学和文学研究或退居一隅，孤芳自赏；或被大众传媒改头换面，按照市场原则加以“包装”，成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或奋起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抗衡，举起批判的武器与之划清界限，但同时又陷入了白话自说，无人理睬的尴尬境地。其实，长期以来，文学和文学研究者习惯了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和自我优越感始终盘桓不去，要想履行和担当知识分子的批判与监督之责，就应该从中心走向“边缘”，这种“边缘”，不是一种价值空位和对当下现实的漠然，不是居高临下的精英式的独白，它是一种对自我精神存在状态的根本调整。它是一种以独立之精神思考世界的状态，这种独立精神是对陈腐规范和惯例的拒斥，对主导流行话语的警醒与反思，对所谓“存在的即为合理的”现象给予质疑和剖析，对一切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的批判，对所有处于灾难不幸中的弱势群体的关爱。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成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养”和保护，走向自我承担风险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但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以自由之身份发自由之声音，以边缘的立场介入中心。
　　
　　责任编校　包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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