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社会空间视角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崔 波 李开宇 高万辉

　　摘要: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看,空间的变动之于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有着剧烈的冲击。笔者以西安4个代表性的城乡结合部为个案,透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空间感知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发现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城乡结合部物理生存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经济生产空间失序所导致的。重构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关键在于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改革,重构失地农民的空间秩序,使其渐次实现有序、理性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社会空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XJA860002)。
　　作者简介:崔波(1968―),女,山西太原人,清华大学博士后,原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现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李开宇(1969―),男,陕西汉中人,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高万辉(1971―),男,陕西武功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城市与社区规划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92―05　收稿日期:2010―08―31
　　
　　一、研究主题
　　
　　“城乡结合部”这一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空间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的产物。这一乡土性与城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得最为彻底的地带,成为大规模“社会缺场”式社会失范的“避风港”(蓝宇蕴,2005)。城乡结合部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急速变迁所导致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失序以及由此而引致的社会认同的不断解构(陈占江,2010)。
　　目前,在中国城乡结合部生活着两类失地农民,第一类是主动城市化的农民。他们或者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自愿进城打工,暂时租住城乡结合部,这部分人可被称作流动农民工(俞可平,2010);或是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主动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与市民的差距不大,甚至生活水平高于市民。第二类是被动城市化的农民。他们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政府行政命令主导的征地行为造成的失地农民。前一种农民打工或创业均是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在其融入城市之前,心理上已有对城市生活模拟和调适的过程,“老乡”及其经验就成为其基本的心理参照系统,借助“老乡”的经验则成为一个基本的心理调适过渡机制。其自我身份认同有一定的弹性(张海波等,2006)。第二类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被动获得中,由土地的丧失而引发职业角色的缺位,从而引发其身份认同的危机。对于被动失地农民,“农民”是一种职业和身份,是对自我的界定,因此,身份认同被视为个人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综合反映,它是在社会分类基础上通过主体性建构的结果,即在社会分类或话语框架中完成自我主体身份建构,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曾经是谁,我现在不是谁”等问题。“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泰勒,2001)。”许多研究表明,被动失地农民固然已开始进入城市物理空间,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仍未完全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也尚未与城市社会实现同构,在社会心理、社会情感上与城市存在隔阂、分裂和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城市化过程远未完成。因此,他们对其所处空间的认知和把握,对于其实现城市化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十分关键。
　　
　　二、研究设计
　　
　　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属性包括宏观属性(物质形态)和抽象属性(社会一文化形态)。人们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的区位(地点)、距离、人群类型、行为价值和目的情感等的感应与认知,产生对这一空间的映像。从行为认知的角度概括,人们对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认知类型主要有物理区位、社会区位和文化区位(见图1)。落实到功能意义认知要素上,则形成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即自我身份的判断、自我归属的倾向和自我现状的感知。
　　
　　本文调查地点的选择采取分层抽样。抽样结合了城乡结合部区位分类和西安城市化的空间拓展特征。从空间区位角度,城乡结合部可分为三类:一是处于繁华闹市区、早已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尚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存留较多农用地的村落(李培林,2002)。本研究选择未央区和长安区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上述三类城乡结合部均可在这两个城区找到。我们按照土地是否全部丧失,在这两个城区分别抽样选择2个地点。其中地点1和地点2位于未央区,农用地全部丧失,属于城乡特质混杂、媾和的城中村;地点3和地点4属于长安区,农民还保留少许农田耕种。
　　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调查点的地理区位、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等4个因素,我们在样本的选择上采用配额抽样方法。样本选择标准是在固定区域居住至少5年并在征地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年龄分为18岁―30岁、31岁―55岁、5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将未成年人排除在调查之外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土地在他们心理上的重要性较小及失地对他们心理上的冲击较小。三个年龄段的样本比例约为1:3:1。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村民上。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四个定序类别,并将调查对象的重点放在初中上,因为在前期的探索调查中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具有最大的集中趋势。分析内容是村民对变化中和变化后空间的具体看法及心理感受。在未央区发放问卷340份,收回有效问卷312份;在长安区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06份;有效问卷占问卷总数的89.1%。由于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情况复杂,单纯靠问卷难以把握较为全面的信息,本研究还加入了深度访谈法。
　　
　　三、空间感知与身份认同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化扩张的结果,也是城市吸纳农村、城乡空间重组的具体体现。历史实践证明,自然空间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生成或改变。
　　
　　(一)物理生存空间――身份判断的模糊性
　　住房是财产的重要部分。住房不仅仅是一个柄身的物理空间,它还包含了居住者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区别自我和他人身份的重要参数。
　　城乡结合部兼具城市和乡村双重属性,其居住空间呈片状、块状分布,而不是整体层面的覆盖与普及。在这里,既能看到高档住宅小区等城市型社区,也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乡村民宅等乡村型住房。城乡结合部又是外来低收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户,聚集着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人绝大多数租住在农民房或简易的棚户区,使城乡结合部形成大量的廉价出租房。
　　在调查中发现,地点1和地点2的住宅建筑单

体多为三层至六层独立式住宅且多为平屋顶,建筑沿主要道路呈线形布局。由于前几年征地,农民只留很少的宅基地进行住房建设,因此,建筑间距普遍狭小,拥挤不堪,根本无法满足日照间距的要求。住宅平面布局每家较为相似,因为在征地初期,村民便对未来生计有所考虑,沿街住户底层多设店面,其他大空间尽可能分隔出多个小间或带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方便日后的房屋出租。但有些住房在建造之初缺乏考虑,房间采光、通风较差,面积过小,以致出现“黑卫黑厨”的情况。
　　 在对居住环境状况满意度调查中,12%的住户选择满意,22%的住户比较满意,两者合计为34%:选择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40%和26%,两者合计为66%。居民对居住环境最不满意的前三项为卫生条件、治安状况和休闲生活。
　　对“你认为你所住的地方与周边相差大吗”这一问题,4个调查地点表现差别较大(见表1)。位于未央区2个地点的失地农民,其感知的反差最大,而长安区失地农民感知的反差不大。这可能是由于长安区的房地产开发力度不及未央区。
　　
　　城乡结合部中规范、优美的建筑景观和大量违章违法建筑的强烈对比造成其自然空间的失序,导致失地农民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身份认同的解构。对此,我们就身份认同进行了调查和访谈。我们将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操作化为“感觉自己是城里人了吗”这一问题。回答的选项为:A.感觉已经是了;B.感觉是城里的二等人;C.感觉还是农村人:D.感觉还不如农村人;E.不好说(考虑到农民失地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们的心理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把这5个选项均分为5个层次: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不同意、很不同意。将选项A与B看作是积极认同,而把选项C与D看作是消极认同,把选项E看作是过渡认同(见表2)。
　　
　　从以上调查可看出,失地农民以往以土地为衣食的农民职业角色已经在他们的记忆里深深扎根,形成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础,一旦土地与以往身份认同分离,其原有身份认同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就会影响他们对现有身份的认同。加之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失地农民制度性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又不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待遇,缺乏在城市生活的基础;他们是失去“根”的农民,又是缺少城市社会保障的市民,这加剧了其身份认同判断的模糊性。
　　
　　
　　(二)社会交往空间――身份归属的矛盾性
　　 社会交往属于现实的社会行为范畴。与“纯粹”的客观社会位置相区别的是,人的行为是其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前提相结合的结果(布劳,1991)。按照结构社会学家布劳的说法,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多维度的,任何一种社会地位对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或多或少会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地位之外(贾春增,2000)。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不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还包括很多其他分层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的相关性较弱,分层结构呈多元化,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分层结构。如果处于某一特定分层位置的人们,其交往对象仅局限于同一位置的人,则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呈现为较高程度的结构化。如果人们的社会交往在很大程度上由客观分层地位决定,那么这种交往过程本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客观的分层位置(刘精明等,2005)。
　　我们把社会交往群体分为亲缘、地缘和业缘三种网络类型,将“亲戚”(包括配偶和父母)归于亲缘网,把“乡邻”(包括同事、朋友)归于地缘网,把“城镇居民”和“社区干部”、“乡村干部”归于业缘网,则失地农民的交往意向见图2。
　　
　　这4个地点的社会结构均以地缘、亲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人际关系主要是亲族和邻里,社会交往半径较小,传统习俗维系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有较强的群体归属感。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的首选对象是家人,占到45.1%,邻居为27.2%,政府官员为1.4%,其他为0.6%,说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半径狭小。这一点也可从其交通用具和出行范围上得到印证:大多数失地农民的交通用具是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其中相当一部分电动自行车用来当摩的);他们的出行通勤范围一般都在相邻几个社区之间或周边商业网点附近(调查数据显示,一般在5公里～10公里左右)。
　　从失地农民的就业途径,我们也可一窥其社会交往空间的范围。失地农民主要通过自谋职业或熟人介绍的方式实现就业,这两项占到失地农民再就业途径的86.5%,盲目性和无序性比较大,而通过劳务中介或政府安置实现就业的仅占10.5%。另外,失地农民就业地点80.23%都在西安市范围内,还有18.87%的人在村内就业,而不像其他地区的失地农民一样为了追求高收入而跨省区远距离外出就业。这与关中地区农民保守的就业作风有关,但是也折射出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就业空间狭小、与外界交往空间有限的现实。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提出:农民与市民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1985)。按照他的这种认识,市民与失地农民的接触经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失地农民对城市的认同和其城市归属感的形成。通过与城市人交往,失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城市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此,我们做了“与城里人交往的态度”的问卷,结果见图3。
　　
　　城市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失地农民的交往方式,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邻里之间的来往减少了,人情关系趋向淡化。对调查问卷中“现在您与邻居之间来往的感受”这一问题,70.8%的人回答“来往没有以前多”,66.9%的人回答“与过去相比,人际关系淡漠了”,29.1%的人认为“和以前差不多”,只有0.29%的人认为“比以前更多了”。
　　失地农民愿景指向与现实的保守交往方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约有1/3的失地农民对进城市生活表现出较强的意愿,有34.7%的人表示“很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有36%的人表示“既然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
　　
　　(三)经济生产空间――身份感受的焦虑性
　　未征地前,这四个地点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农耕劳作占据了其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如今基本没有了农业用地,冈而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村集体经济分红(多按股份制操作)、出租屋收人以及从业收入(经商、打工、摩托载客等)。问卷调查显示,未央区的两个城乡结合部在其征地前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见表3)。这是因为这两个地点毗邻西安经济开放区,较低的房租颇受涌人经济开放区寻找就业机会的外来人口的青睐,出租屋收入比较可观,形成了独特的出租屋经济――依附于出租屋,聚居了大量的小食店、小商店、药铺、诊所,出现了畸形的“驻村经济”。
　　
　　在地点1和地点2,失地农民中90%的家庭将

部分征地补偿款用于修建房屋,86%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出租房屋;即使是暂时房屋尚未出租的村民,也看到城市扩张即将带来的好处,就业意愿不够强烈,整日打牌赌博消极度日的人很多。
　　在地点3和地点4,由于西部大学城、郭杜工业园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迁入,一方面使农民不得不由原来专业务农转化为从事二、三产业;另一方面,大学生等巨大消费群体的到来也刺激了失地农民发展商业、服务业等。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见表4。
　　
　　房子固然可以出租赚钱,但是失地农民的生活成本也比失地前高了许多。在地点3和地点4,失地前农民忙时辛苦地耕种农田,农闲时外出打工,收入较为稳定;征地以后,他们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命运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田被占用后,失地农民的收入减少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造成其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有76,2%的失地农民认为征地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排在前五位的日常生活消费品是水电燃气占86.0%,食物占81.7%,生活用品占54.5%,子女上学费用占39.4%,医疗治病费用占37.4%。
　　为了增加收入,地点3和地点4的失地农民大多设法寻找工作,但85%的被调查者表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难度较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43.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没有文化;2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没有技术;另有19.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本地没有机会,不愿外出就业;而嫌弃工资太低的占到了11%。
　　4个地点的农民普遍表现出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在我们走访的200名失地农民中,81%的人对未来生活表示担忧,其中养老问题、家庭收入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占据前三位。失地农民普遍认识到征地款对于他们的生活只能提供一时保障,而对未来生活无助。
　　我们将失地农民的收入作为自变量,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后,排除一些与收入有关的客观变量,检视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特征感受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发现“收入”主观感受对目前身份判断有明显的影响,与我们深度访谈的结果一致。
　　由此观之,经济生产空间较之于物理生存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对失地农民冲击更为显著。土地的丧失意味着附着于土地上的权利的丧失,这加剧了失地农民身份感受的焦虑性。
　　
　　四、结　语
　　
　　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城乡结合部,聚集着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农民。我们调查的西安未央区和长安区四地的失地农民,尽管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作为生活资本和生活保障的土地,居住方式处于既非城市又非农村的模糊状态,因而其出现了身份判断的模糊性;其交往方式限定在亲缘、地缘范围内,造就了其身份归属与现实生活现状的矛盾性;他们从事着非农且不稳定的职业,就业空间狭小,收入难以保证,这又造成他们身份感受的焦虑性。
　　西安城乡结合部四个点的调查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人群当属被动失地农民,他们多数处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变动空间,这使其不得不面对物理生存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经济生产空间的失序,面对新的生存方式、异质性的生存体验的挑战。这打破了其基于物理生存空间、血缘和地缘、农业生产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时时感受到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无常与冷漠冲突、传统的理想家园与劳作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生存空间与合法性身份的社会对抗。换言之,城乡结合部已在不断解构着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秩序困境”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已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为了帮助失地农民建立合乎理性的身份认同,当务之急是重建城乡结合部社会空间秩序。政府必须摒弃城市化的“单极”思维和“激进”倾向,采取一种多维、系统、理性、审慎、成熟的建设观。应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社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重构失地农民的空间秩序,使其渐次实现有序、理性与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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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占江,2010,空间、认同与社会秩序――转型期城中村问题研究[J],学习与实践(3):121-130
　　贾春增,2000,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蓝宇蕴,2005,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实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培林,2002,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168-179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3):52-81
　　泰勒,2001,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英格尔斯1985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俞可平,2010,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I进城的一种政治学解[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1-11
　　张海波,童星,2006,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86-106
　　
　　
　　编校:沈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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