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经济转型：从传统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大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作为老工业城市的武汉市，其经济日益失去竞争优势，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武汉市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认为武汉市发展滞后的根源是过分依赖于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没有实现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文中提出新时期构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武汉市；经济转型；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基金项目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大鹏(1981-)，男，湖北成宁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政府间竞争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3WH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1096(2008)05―0054―04
　　收稿日期：2008―05―08
　　
　　一、引言：武汉市竞争力衰落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中，曾被冠以“大”字的，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武汉。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部署，武汉从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50年―1982年，武汉经过30年的建设，形成了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工业中心。到1982年底，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均居第4位。近年来，武汉市的城市竞争力排名早已被挤出前10名。表1显示了武汉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以及相关指数。
　　
　　从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2002年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已经下降到16名，2004年和2005年排名出了前20名。2002年和2004年，武汉除了在区位、人才、科技、资本等4个方面排名比较高，基础设施有所进步外，其他都在30名开外，2005年，就竞争力的指数来看，武汉市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效率指数和效益指数比较滞后，质量指数和增长指数排名严重滞后；就单项竞争力而言，除了公共部门竞争力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创新相关的竞争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外，企业本体竞争力以及生活、商务、社会三项环境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武汉市排名较高的几项内容基本上都是其传统比较优势：区位优势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科技优势源于武汉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高校和中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本优势源于武汉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则是建国以来国家重点发展支持和所形成的；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源于其传统资源禀赋优势。虽然在生产要素的禀赋上，武汉市具备良好的比较优势。然而，无论从城市竞争力，还是从区域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年来武汉的发展结果并不理想。
　　
　　二、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困境：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比较优势是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最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1817)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概念，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Heckscher(1919)和Ohlin(1933)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在各国的技术相等，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着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决定于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国家或地区应生产和出口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林毅夫(2005)认为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三方面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全面或部分地改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促使本地区企业(或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时面临困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对很多地区或产业来说根本不实际，因为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它假定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国家资源是固定的(波特，1990)。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的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生产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波特，1990)。今天具有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明天这些竞争优势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所取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将会迅速出现，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为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迅速失去其竞争力。以劳动力或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或以粗放型生产为优势的产业往往进入门槛不高，容易复制。这些产业也是其他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存在很多的竞争和过多的投入，从而导致激烈乃至过度竞争。由于竞争，很快该地区不但会失去其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资产专用性而被“套牢”，产生路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这类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支持越多，则越容易“套牢”，引起产业同构，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
　　波特(1990)在对各国产业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困境的系统考察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特殊资源优势。从竞争优势的持续力来看，资源的重要性有层次之别。低层次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和便宜原材料，是很容易被模仿取代的，竞争者可以寻找新的廉价生产环境和资源来复制这类竞争优势，使得原有的竞争优势丧失。低层次竞争优势还包括以竞争者能取得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会因新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出现而消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包括高级技术、创新力，具有难以复制性、差异性、可以培育新的优势性。二是竞争优势的数量与种类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地区或产业只靠一种优势维持竞争力，其竞争者就可以集中资源在这一领域，培育或复制这种优势。优势越多，越难培育和模仿，并且优势能够互补和相互加强，从而使竞争者难以赶上。三是竞争优势是一种持续的改善和自我提升。一个地区或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创造，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改变和提升，在竞争者赶上旧的优势时，已发展出新的优势。波特进一步提出一个产业(或地区)培育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生产要素、机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等6方面互动和有机组合(波特，1990)。

　　本文旨在强调在知识和信息时代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局限性，但并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应被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取代。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定位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实现竞争优势。创造竞争优势关键在于通过对经济竞争处于不败之地的优势进行定位、发挥和集聚。竞争优势形成不是说不需要发挥比较优势，而是说不能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静态地或简单地发挥。竞争优势形成既要动态和高端释放比较优势又不被这些比较优势套牢，同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集聚和创造现实中没有优势但又需要的优势，最终形成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本文在分析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基础上，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首先，产业结构以粗放型和外延型增长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先后实施了一条“学先进、找差距、搞赶超”的发展战略，学习广东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学习江浙经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学习上海经验，大力发展区级经济(何小梅，2004)。在学先进、找差距和搞赶超过程中，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优势资源定位不准，造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相关产业的拓展和产业整体升级的力度远远不够。这使得武汉市的工业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等优势产业，没有形成聚集效应；以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其经济规模和产业链的优势不明显；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环保产业仍在培育中。在产业发展上，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未能及时定位优势资源，从而在原来的竞争优势丧失时没有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支柱产业未能做大做强。武汉市很长时间坚持“大而全”产业结构发展。如“十五”期间。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为“五大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以十大产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武汉市发展“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上述方面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资源、区位、劳动力和重工业密集资本优势)。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流动，并且这些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容易复制。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大而全”，看似全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重点支持的产业过多，无法集中力量打造新时期具有竞争优势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二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与手段不突出，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要素中孰轻孰重，没有明确。如，在武汉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的，但“新”所包括的范围不够清楚。三是产业发展脱节，没有形成关联型与支持性产业结构。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缺乏有机融合，不能相互依托发展，制约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不能相互依托发展。虽然武汉第三产业中的消费性服务业较为发达，而对武汉的制造业有着极强促进作用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足，造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脱节，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自身优势未能得到整合(冯健、袁林，2004)。
　　
　　(二)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够，缺乏竞争优势的持续创造能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国有企业需要的资源和产供销，因此一个地方的国有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则越有竞争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武汉市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成为武汉经济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因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而失去了竞争优势。武汉市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长期出现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现象，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受体制和政策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同时，政府在市场培育方面力度不够，导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这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经济效益低，财源少，城市建设发展慢，没有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
　　
　　(三)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市场竞争，武汉市城市功能可以凭借具有资源、能源、区位、劳动力和历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势，容易复制和培育，已经不能代表优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知识、资本、制度、创新等“软要素”成为现代重要的优势资源。武汉市仍然采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方法，一方面，在城市功能上与中部老工业城市存在大量雷同。没有动态定位城市功能，陷入中部老工业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作为中部的老工业城市，武汉市以传统行政区为单元推动经济发展、制定政策及评价标准，导致所辖区(县)之间盲目攀比，过度竞争，不能有效发挥整体优势。这种以传统比较优势谋发展的方式，没有很好整合自身优势，也没有有效地聚集外部优势，从而被东部城市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技术代替，失去了竞争优势。
　　
　　(四)机会缺陷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竞争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其竞争优势也会相应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市由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以及历史重要性，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国家为武汉市发展注入许多资源和项目，从而为提升武汉市的竞争优势创造了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央倾力打造珠江三角洲，80年代中后期重点建设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打造津京唐和渤海湾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2003年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每一次政策似乎都与武汉市有关，但是事实上又与武汉市无关。作为中部老工业城市的武汉遭遇了政策的边缘化，原来的政策优势迅速失去。同时，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当于从更高层面为东西部地区注入了优势资源，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培养竞争优势的机会。武汉市不但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给予的机会，而且丧失了发展竞争优势的新机会。
　　
　　三、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从比较优势发挥到竞争优势创造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发挥优势，促进中部崛起。2007年12月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这些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会。武汉市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城市发展战略、机会、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体制等方面构建竞争优势钻石体系，跳出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精心设计发展战略，明确城市功能定位
　　在城市功能定位，武汉市应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定位和集

聚新时期优势资源，构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流通中心和科教中心“三位一体”的体系，创造出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多种竞争优势。
　　1、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武汉具有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基础：(1)产业配套能力强。经过建国后多年来的发展，武汉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目前已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服装、食品、医药、化工等为优势，电力、交通、通信为依托的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2)处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3)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逐步提升。(4)“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我国商贸重镇，物流硬件比较完备，市场辐射面广。(5)科技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但要打造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必须摆脱传统比较优势思维的束缚，走发展竞争优势的道路：发展要有所选择，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巨大投资、廉价劳动力、区位和体制改革等已“过时”优势；重新定位优势资源，整合和创造内外部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优势资源；通过各种联系，使内外优势资源融合利用，提高制造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中国内陆流通中心。武汉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具有发达的交通(包含运输与电讯)和流通(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比较优势，并且是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具有打造内陆流通中心的基础：(1)较强的市场辐射优势。武汉商品市场发展，各类专业、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是我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2)全国的交通枢纽。具有世界大城市中极为罕见的优越的航运条件，以长江为干，并接纳了汉水，构成庞大的水网；同时也是全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之一。(3)要素市场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建材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科技人才市场、金融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武汉打造中国内陆流通中心，不能以上述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战略本身，而是重新定位新时期交通运输、内地交易、对外经贸、金融等优势，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进一步集聚现代流通中心所需要的内外部优势资源，促进新时期竞争优势形成，使这些优势相互支撑和强化，最终形成集聚效应。
　　3、中国内陆具有现代科教中心。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和教育“大市”，科教实力雄厚：拥有一大批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大型企业，荟萃了大批技术人才；具有雄厚的工业支持，全市建有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4个高校科技工业园区，东湖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5个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武汉资产存量和开发潜力大，已具备建设技术创新与扩散中心、教育中心基础的条件。在打造现代科技和教育中心时，可以通过定位和集聚新时期优势，实现从科教“大市”向科教“强市”转变，具体做法应是：(1)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投入，通过内培外引，集聚内外的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城市科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2)探索一条企业、高等院校、政府长效合作模式，实现企业的资金和技术、高校的人才和科研能力、政府的政策等优势资源整合。(3)采取竞合的发展战略，集聚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外部优势资源，做到外部优势资源的内部化，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为科技和教育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
　　
　　(二)抓住发展机会
　　目前，国家实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都为武汉经济转型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武汉市一方面应该尽可能从中央争取更多政策支出，降低培育和创造城市经济的竞争优势成本，从更高层面促进竞争优势的人为创造。在财政政策方面，争取中央加大武汉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优惠财政政策，支援企业向创新性企业和适应市场竞争企业转型。在产业政策方面，争取更多产业扶助政策，如允许在武汉市创业的高新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一些产业实行“同等条件，适度放宽”的扶助政策。另一方面，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优势资源，利用“两型社会”的实验权，探索新的工业化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创造基础和动力。
　　
　　(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竞争优势创造过程中，政府政策既能影响的优势资源集聚，也会影响到市场需要条件，同时也会影响到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培育和发展以及同业竞争。政府的角色既可以是正面的可以负面。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武汉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武汉市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具体做法如下：(1)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在参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制。(3)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加强政府流程等创新，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利条件。(4)推进政府机关工作规范化、服务标准化、提高行政效率、从严控制行政成本。
　　
　　(四)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城市经济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市场化相对滞后的武汉市来说也尤为关键。当前可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导外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创业辅导和引导，为初创型和二次创业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信息和融资等服务，为其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3)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4)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产业调整和升级。
　　
　　(五)突破传统行政区划，进行功能整合
　　突破以行政区划谋发展格局，建立长效的竞合机制：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取消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和市场发展的制度，如，限制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的政策和制度；打破武汉市各区人为设定的贸易壁垒，改变城市内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促进各区产业合理分工和合作，形成相互依托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机制落实以“产业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为重点的“武汉城市圈”建设，同时联合中部周围的老工业城市，构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区域经济圈”，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开展广泛的多向集聚优势资源，实现双赢、多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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