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目的论析《葬花吟》二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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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彩霞
[摘要]《葬花吟》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诗歌代表作,文辞优美,手法娴熟。《葬花吟》因其精湛且高超的艺术价值值得挖掘和探讨。本文拟从功能目的论出发,从文化典故,诗歌选词,及人称口气的传达等方面对杨宪益,霍克斯二人的《葬花吟》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二者宏观翻译方法和微观策略的选择作出客观描述及评价。
[关键词]《葬花吟》 目的论 翻译策略
1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书中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以其丰富细腻的想象,浓烈忧伤的情调见长。如何将这首耐人寻味、婉约动人的诗词贴切地再现为美丽的英文。本文拟避开直译异议,归化异化之争,尝试从功能翻译观的角度,以目的论来研究《葬花吟》二译本,杨译与霍译,以期对二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作出客观描述及评价。
2 功能目的论与《葬花吟》英译
功能翻译理论是德国译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J.Vermeer)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它突破了对等论的限制。目的论认为,翻译是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上,强调翻译的目的性和交际性。因此译者接受原文与创造译文的方法必然来自译文的预期目的。
功能目的论以译文的功能和目的为核心来诠释翻译活动,无疑会对《葬花吟》等诗歌翻译带来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译者难以取舍是忠实地直译还是灵活地意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译者就回避了直译和异译,归化和异化的两难处境,使其成为一种基于文化的抉择。
3 从目的论析《葬花吟》二译本
3.1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目前译界广为推崇的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为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译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亦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是出于个人爱好的选择,其翻译目的主要是基于与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烈愿望,他的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读者。在翻译时自然受到英语文化规约的影响,偏重神似,处处考虑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
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这在《葬花吟》的英译中有着显著的体现。杨译直译较多,强调忠实,用词准确,力求忠实原作内容和文化特色。霍译则倾向于照顾译文的可读性,采用归化策略灵活地把一切陌生变为熟悉。但总的来说,两个译文虽然风格迥异,却各有千秋。
3.2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与《葬花吟》英译。以下从译者对诗中文化典故,诗歌选词及人称口气的传达等方面,来说明译文或忠实再现原文或灵活移植,力求在翻译中再现原文的美境。
(1)文化典故的传译。中国古诗中常穿插古典传说,以增进诗趣。《葬花吟》中有两个典故:一是第24行的“洒上空枝见血痕”(杨译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译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相传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号“潇湘妃子”;二是25行的“杜鹃无语正黄昏(杨译为“Dusk fall and cuckoois silent”,霍译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gns no more”)。说的是蜀帝魂化杜鹃鸟,啼血染花枝。这两个典故中国读者对其意象并不陌生,然而,西方读者对此却并不谙熟。二译文对此典故均采取直译,既没有加注,也没有在诗行内作解释,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译诗的可读性。可见,即使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诗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是相异。
(2)诗歌用词的翻译。在诗歌用词的斟酌上,杨译直译较多,而霍译发挥译文语言特点,变通之处较多。从翻译意图来看,两位译者不同的处理方法均是为了译文预期目的与功能的实现。
“柳丝瑜荚”,杨霍两人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杨如实译为“柳树和榆树”,原文之“丝”(柳絮)和“荚”(榆树的果实)未传,失去了应有的动态感。霍译为“Elm-pods and willow-floss”,译出了原文的细腻,形象传神。“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青灯”,杨照字译为“A green lamp”,为的是忠实传达原文意象,但此处却略有不妥,易将其理解为绿光,似有阴深之感。而霍认为“青”和“被未温”是次要意象,将其略去不译,但并不影响原诗的传达。“一朝春尽红颜老”:杨将“红颜”直译为“the beauty”,忠实贴切,却失却平淡。霍别出心裁地将之译为“the bloom of youth”,比较诗情,有林黛玉以花自喻的效果。“t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含有美艳失色,青春之花凋零的意蕴。从其翻译目的来看,此译文将花与黛玉命运的联系得到了完美的再现。
(3)人称和口气的传达。在《葬花吟》的前半部分,曹雪芹对林黛玉进行心理刻画用的是第三人称。在其后半部分,作者由旁观者的客观描写进入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感情抒发。所以,从第29行开始出现第一人称“侬”,诗歌便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在英译的过程中,人称问题变得复杂。因为汉语的人称可以呈朦胧状态,而英语的人称必须明朗化。
在《葬花吟》的翻译中,杨译随着原文人称的变换而调整视角,从第5行开始突然改变“花”的人称,变原来的第三人称到第二人称,花与人之间的间接对话变成了直接对话。直到原文中出现第一人称“侬”,杨译文又由第二人称转化为第一人称。霍译文似乎巧妙地回避了人称这个问题。随着原文人称的改变,或许是霍克斯对“人”与“花”之间的融与分的关系的理解,最后把原来的人称“the maid”转化为“I”。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确定,杨霍二人让读者似乎身临其境。从其翻译目的来看,二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4 结语
翻译目的的不同决定翻译策略的差别――杨译文主要采取异化策略,力求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霍译文主要采取归化策略,力求照顾译入语的读者群。我们很难区分谁优谁劣,就《葬花吟》这首诗歌的英译而言,如果倾向于源语的充分性,译者可采用杨译法;如果倾向于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译者可采用霍译法。译者无论有何种翻译目的,采用何种翻译策略,都要保持翻译目的与合理的翻译手段之间的平衡点,这永远是译者追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Hawkes,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London: Penguim Books, 1973.
[2]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9.
[3]程海燕.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文学翻译的方法.[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3).
[4]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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