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强度地区差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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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1991至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最近能源强度有所提高做出了新的解释。本文同时指出了中国各地区能源强度变化的原因各不相同,不能单一地说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是由结构变化或部门内部能源强度变化引起的。
关键词 能源强度;结构调整;因素分解;实证检验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主要原因:①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身需要大量能源使用支持:②我国的能源使用主要是一高污染能源煤。煤的使用占我国能源使用总量的大约70%。
中国的单位资本能源利用仍然很低(比美国低10%),但经济的能源强度仍然很高,至少如果按当前美元计算的话,大约是发达国家的4~6倍。另外、我国的高经济强度可以用GDP的组成部分来说明,相对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中国的GDP很大部分是和工业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我国政府对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视环境污染的严格控制,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经济的能源强度经历了迅速下降。然而,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能源强度开始反转,经济的能源强度开始上升。
如果这个上升趋势继续下去,不但会对我国的能源安全造成威胁,而且会对国内和世界环境造成威胁。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结构的变化可以影响能源的使用(sch?fer(2005), Lewis(2003))。一般来说服务部门的能源强度要比工业低,工业的能源强度比农业高。随着国家的发展和GDP的提高,部门构成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变,这样我们可以预见到能源强度一开始上升然后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能源强度开始下降。住宅能源使用同样也是开始随着收入的上升家庭从低效率能源向高效率能源形式转变而下降,接着由于人们开始住更大的房子,开始使用现代化家用电器,比如,空调,能源使用又开始上升。同时,由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等产生的技术进步,使部门内部的能源强度下降。这两个因素一结构变化和单位资本能源强度的变化,解释了经济能源强度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都研究过,不过,均是利用国家总量数据或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也各不相同。本人认为,只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到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虽然连续几年高速发展,但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结构调整的力度也各不相同。
因此,本文试图利用省份面板数据对我国能源强度变化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分解和分析了从国家水平到地区部门的转变和每个部门能源强度从国家总体水平到地区的转变。我们同时还发现了结构变化和能源使用效率对能源强度的重要性在各省之间和随着时间不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的经济数据(GDP,人均GDP,和产业占比)主要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各省份分行业的能源强度时,我们利用能源年鉴中的各省份平衡表中数据来计算。我们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报告的转化因子将每种类型的能源消费转化成TCE(ton coal equivalent)。
二、能源强度变化因素分解分析
我们采用Andreds Sch?fer(2005)提出的方法,对我国经济能源强度2007年相当于1991年变化进行分解,看能源强度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部门内部能源强度下降引起的,多大程度是同结构变化引起的。
我们在对能源强度变化进行因素分解时,除按总量数据分解外,还对各省份按人均GDP按四分位分类分别进行分解,以便发现经济水平不同而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省份按人均GDP四分位分类的结果。
表1结果表明在每个收入范围内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存在显著的差异。总的来说,对每个四分位点,第二产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是中国总体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内在推动力,但是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最富裕的省份的工业能源强度下降最大,部门转移是最低的。显然省份越富,向第二产业转移越低。对第三产业,高收入省份显示出向这个产业最大的转移。交通业能源使用的提高,这被包括在第三产业内,解释了这种能源强度的增加。对于住宅部门,低收入水平的能源强度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这是因为居民家庭逐步从使用压制煤向电,气能源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水平住宅能源强度没有显著提高,仅管他们更可能使用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收入水平购买的电器比低收入水平购买的电器更节能。
从全国总体角度来看,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下降大约为30%(山东省除外,山东省的能源强度上升40%,平均来说,有一个向工业转移的趋势,总体上说,农业和服务业的能源强度是下降的。
三、能源强度变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能源强度变化因素提供了条件,我们选取可能影响能源强度的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一)基本假设
1 工业部门的份额增加会增加能源强度,服务业的增加会减少能源强度
我们选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GDP在总GDP中的比例这个指标来了解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2 能源强度和人均GDP之间应是负向关系(我们从样本数据中发现这一现象)
我们选用人均GDP的对数这个指标来研究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能源强度是如何变化的。
3 国有企业在能源使用方面比非国有企业效率低
我们选取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中的比重这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旨在了解经济向个体经济转变的影响。
4 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强度有影响,能源强度应该和原煤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成正比。
因为原煤是低效率的能源资源,我们通过原煤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来测量这一影响。
最后,我们注意到自从2001年能源强度出现了一个拐点。我们引入了一个哑变量(D2001),在2001~2004年间取1,否则取0,来体现我国能源强度在2001年出现的反弹趋势。我们同时采用哑变量和其他变量相乘来检验非线性影响。各变量的符号标记如所示: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Y表示能源强度。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
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中服务业GDP占比系数为负且统计上显著。假设1是合理的。工业GDP占比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大部分省份工业占比和服务业占比高度相关的原因。假设2也是成立的,人均GDP系数是负的且显著。说明越富的省能源强度越低。
D2001*InX3系数的显著性表明在2001年之后,能源强度和服务业占比的负相关程度更高。国有企业比重本身不显著,但其和哑变量的乘积是显著且符号也由正变为负,这是表明国有企业在能源使用方面效率越来越高,可能2001年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在2001年体现了现来,同时改革也促进了国有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原煤消费比例和能源强度正相关,表明假设4成立。
四、基本结论及启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经济越发达的省份能源强度越低,在所有分类省份工业部门内部能源强度的下降都是能源强度下降主要原因,但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最富裕的省份的工业能源强度下降最大,部门转移是最低的。显然省份越富,向第二产业转移越低。对第三产业,高收入省份显示出向这个产业最大的转移。交通业能源使用的提高,这被包括在第三产业内,解释了这种能源强度的增加。对于住宅部门,低收入水平的能源强度有一个显著的下降。在影响能源强度的因素有产业结构、国有企业比重、原煤消费比重、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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