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一个实证分析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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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投资于教育所花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以江苏省某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初步的计算。对于非经济收益问题,由于测算的困难,我们暂不计算。
教育的私人成本指接受教育的学生,其个人或家庭所投入到教育中去的资源的价值,包括学杂费、生活差距费(学生因上学而多支付的吃住、交通等费用)及这部分费用投入后所放弃的资本收益;学生达到法定年龄以后因接受教育未能就业所放弃的劳动收入等。
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收益的研究始终没有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教育收益的识别问题。人们很难判断个人或社会所获得的各种收益哪些是教育带来,哪些是禀赋、背景和经历等因素造成的。二是教育收益的衡量问题。教育经济学目前只能以统计为基础衡量教育在货币收入方面的收益,但是,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的社会背景、经历、禀赋等因素是分开的。根据教育收益研究的现状,我们在对教育收益进行评价与研究时,应竭力避免上述分析中存在的问题。(1)采用整体分析方法识别教育收益。评价某一层次教育的收益,一个有效方法是和低一层次的教育相比较。(2)构建多维框架衡量教育收益。对于教育的私人经济收益统计,相对简单,可以利用统计的手段,统计出接受教育群体的平均收入与低一层次的受教育群体的平均收入,两者相差即可视为教育的个人收益。
对于教育私人成本的计算,我们调查了江苏省某学院2002年至2004年连续三年的学生人均直接费用,由于该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三年制专科学生,因此,这三年的生均费用的总和可视为该校学生接受教育的平均总费用。我们所调查的生均费用主要包括学费、书本费、住宿费、生活差距费(除住宿费外,下同),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对于应从私人成本中扣除的奖、助学金,我们也在表中注明了。表中各项,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和奖、助学金从该校有关部门直接调查,而生活差距费则通过对三个年级的学生问卷调查得出。
关于上学所放弃的劳动性收入,我们利用了课题组调查数据(2004年)中的高中刚毕业、工龄未满三年的江苏就业人员的收入数据(平均每人每年的年收入为10836.54元),这一数据我们视为每生每年因上学所放弃的劳动收入。这样,教育的私人成本,三年分别为:第一年为16933.44元,第二年为16894.24元,第三年为16961.04元,贴现后分别为:16400.47元,15583.70元,14901.30元(表2),这样,三年教育的私人总成本现值为47885.47元。
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贴现值的时候,我们按银行以一般商业贷款和存款利率(一年期)的平均值计算,同时,学费、住宿费、书本费等,由于是学年初一次性交纳,对学费贴现时按学年初价值,奖、助学金、所放弃的收入为学年末获得,贴现时按学生年末价值,而其他生活差距费为一年内均匀支出,为计算简便起见,贴现时按学年中价值。
该学院学生因接受教育所获得的收益,在理论上应该是该校学生毕业后就业所获得的平均收入减去他们如果没有进入该校学习而就业所能获得的收入。无疑,这样的计算无法进行。我们可以通过替代的方法来对该校学生因接受教育而多获得的收入进行近似估计。在进行近似估计时,我们利用了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对江苏省高职专科就业人口的平均劳动收入和江苏省高中学历就业人口的平均收入作了统计比较。统计的结果是,高职专科的工资性年收入平均为20451.58,高中样本总体的工资性年平均收入为16300.98,两者相差4150.60元,我们可以将这个值近似看作因接受专科教育所获得的年收入。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假定,各层次受教育群体未来的年实际收入增长率都为零。这样,接受高职专科教育的毕业生在今后每年的收入增长的贴现值都为4150.60元。由于高职专科毕业时,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1岁,如果高职专科学生毕业后即就业,并在60岁时退休,那么,我们可以假定高职专科毕业后工作时间为39年,这样,由于接受高职专科教育所增加的总收入现值就是4150.60×39=161873.40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是在假设高职专科劳动力群体和高中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就业率均为100%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推算。但现实的情况是,他们的就业率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并且,一般来说,接受高职专科教育的劳动力群体,其就业率要高于高中学历的劳动力群体。考虑这一情况,我们在对两种类型的劳动力群体的平均收入差距进行推算时,还要做一定的调整。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普通高中就业率为89.61%,专科、高职就业率94.84%,这样,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力群体的收入差距就应为(20451.58×94.84%-16300.98×89.61%)×39=4788.97×39=186769.77元。从整个劳动力市场来看,这一数据可以看作由于接受高职专科教育所增加的总收入现值。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教育的私人投资收益率进行简单的测算,计算的结果是,进行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为398.35%,这一收益率还仅仅是经济收益率,如果考虑到非经济收益,收益率的数值还应更高。因此,我们认为,投资高等职业教育,对私人投资决策来说,是一种回报及其丰厚的投资渠道。但同时发现,目前我国家庭投资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虽然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普遍来说,较之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这种积极性的绝对水平仍然不是很高。我们认为,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待深入研究的原因,比如,家庭对投资于职业教育所能获取的未来收益的信息不完全,不能对职业教育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增量予以很好的把握;目前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定位给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部分贫困家庭受到过低收入的约束等等。
(收稿日期:2006―07―24 责任编辑:赵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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