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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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阶段变化的标识性转折点
　　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固然应该关注可能产生的需求冲击，但是，针对当前所发生的情况，总体而言应该放弃从“三驾马车”分析框架中寻找答案的做法。相反，应该从生产函数入手进行分析。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种分析需要充分考虑人口红利消失的因素及其作为经济增长变量变化的具体表现。
　　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
　　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抚养比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到达谷底的时间也大大早于中国，也在低点上稳定了较长时间，因此，这两个国家抚养比的上升，在时间上大体与中国和泰国相同。与日本等东亚发达国家的这种比较，充分揭示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
　　在“人口的转变”阶段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或者说作为前者的结果，经济现实中也表现出相应的转折征象。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上经历了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从而把人口转变过程的变化，转化为对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变化。
　　首先，一旦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能力所及，则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再具有突出特点，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进入后期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个转折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发展经济学文献和经济发展经验，这个转折点并不需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估算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验证，而只需观察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是否成为了常态。据此，2004年可以作为这个转折点的代表性年份。
　　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上升，人口转变过程到达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跳跃。也就是说，所有与人口特征相关而有助于高速增长的变量，从此具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导致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我们把这个变化称为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发生于2010年。
　　随着中国经济跨过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之后，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再具有显著的作用，潜在增长率因此下降，超常规增长速度也不再能够维系了。
　　我们根据经济理论能够预期到的以及迄今观察到的一系列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二是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三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
　　我们估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直至在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后即2050年前后，将会回归到萨默斯所谓的“均值”。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节奏和趋势已经印证了这个预测。这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紧迫的要求，而应对挑战需要建立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
　　许多人相信，人口是个慢变量，而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却是短期内发生的，由此认为用人口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合逻辑的。譬如说，人们会争辩道，就算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这个人口群体的总规模仍然巨大;而人口抚养比即便处在上升的态势，也会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低的水平。类似这样的疑问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对于人口红利作用机制缺乏透彻的理解。
　　说到人口红利，不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人口学概念，而需要将其放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作为经济学概念进行讨论。经济增长是指GDP每年增量与总量的关系，是总经济规模的一个即期变率。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之前一直是下降的，到达谷底之后则迅速提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类似，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前是迅速增长，之后则进入负增长。这种人口结构方向性的变化或正负符号之间的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能力、储蓄率和資本回报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度。
　　退一步说，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表明，长期趋势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的形成，常常却与人们未能对长期必然性作出正确判断有关。
　　例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也开始缓慢减速。然而，正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几乎一致认为减速是需求侧因素所致，因而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刺激性。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采取了五花八门的刺激政策，从各个领域催生出经济泡沫，直至泡沫破灭导致陡峭的经济跌落及长期的增长停滞。
　　相反，新加坡在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迹象初现时，就有意无意地从供给侧施策，意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例如，从放松对雇用外籍劳工的管制以延缓人口红利，并赢得了时间，使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努力取得成效，从而稳定了增长速度，避免了剧烈的减速，最终也赢得了新的增长源泉，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国家之一。
　　二、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所以，关于经济现象解释的分歧，固然属于经济学术界的常态，同时也必然在政策含义及政策实施后果中表现出来。从需求侧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政策结论便是着眼于实施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一旦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主因在于供给侧，便不难推论出，上述做法只能把实际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产生的结果与政策初衷并不一致。相反，由供给侧出发的政策努力则着眼于提高潜在增长率。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处在技术前沿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幅度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大相径庭，因而會导致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对于面临这个阶段变化的中国而言，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和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Anton Cheremukhim）等人的研究，把1978-2012年期间和1966-197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分别作为改革或不改革的参照情形，据此对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作出模拟，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更重要的信息是，改革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
　　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第一是保持传统增长动力。这不意味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人口红利。第二是启动新的增长动力。这主要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都需要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予以开发。
　　首先，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由于几乎所有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有关，因此，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不仅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之中，即使考虑到现行的劳动参与率，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也于2017年以后进入负增长。因此，劳动力总量已经不再具有增长的潜力，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其次，提高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或简称TFR），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中国和国际经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育政策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不过，鉴于中国自1980年起实施了长达35年以“一个孩子”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允许生育二孩的改革可以预期在一定时间里产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
　　第三，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青木昌彦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在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之前，都需要经历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来说，这个阶段转换的时机，就应该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刘易斯转折点。这样就意味着，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已经进入需要更加倚仗人力资本获得增长源泉的时代。
　　第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理论上可以预期，已有的计量分析也发现，尽管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首先会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随后则会显示经久不衰的特性。
　　随着日益转向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
　　归根结底，短期的需求侧冲击不会改变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具有更加长期和稳定的性质。因此，应对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替代以改革为中心的长期解决办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也只能以变化了的潜在增长率为参照。即便在实施宽松型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也要防止投资不当造成过度负债和降低生产率的现象。
　　三、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陷阱”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
　　然而，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保持改革、发展和分享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虽然这些方面的任务并不注定成为过不去的坎，但是，其难度较之以往的确是大大地增强了。从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困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必然性的发展规律。新的发展阶段任务难度的增强及其必然性，分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根据一项估算，在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的1979-2010年期间，在年平均9.9%的实际增长率中，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变量作出了高达84%的贡献。在这些因素之外，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16%。虽然我们需要接受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并不预期未来仍将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但是，如何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和贡献水平，关乎中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和之后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个任务之艰巨，必须有更大的改革开放决心和创新力度才能完成。
　　第二，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改革激励不足的局面，甚至会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 　　特别是当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的情况下，推进改革会面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着眼于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作出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对可能受到冲击的劳动者予以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第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及在更深入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会遇到更多成长中的烦恼。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这就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克服成长中的烦恼，不能采取止步不前的方式。例如，在这个发展阶段，竞争加剧会不时对就业产生冲击。如果立足于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会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
　　四、结语
　　始自2012年的中国增长减速，是与人口转变阶段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相伴形成的新常态，无论其主要成因还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主要由需求侧冲击造成的周期现象截然相异。相应地，无论是应对政策的着眼点还是优先序，以及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应该大不相同。美国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他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缺口，都表现为社会总产出（GDP）的特定幅度的减少。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的，将其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提醒人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政策资源应该配置到缩小由需求侧因素导致的“奥肯缺口”的努力上面。这种说法明显语焉不详，因为它没有区分一个经济体面临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如果把这种说法当作一个一般性原则，很显然，它不仅纵容宏观经济学家的过于功利性追求，往往还鼓励政策制定者产生思想懒惰的倾向，寄希望于刺激性政策可以短期见效。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不存在明显的“奥肯缺口”。执迷于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托宾幻觉”而已，不可能保持长期效果，反而带来延误改革和积累负债等诸多副作用。从日本的教训来看，在这种幻觉下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将其长期化，是其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按照与日本案例相同的逻辑来判断，对于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或者这个行列中的新晋成员来说，一旦陷入这种幻觉之中，则意味着落入门槛陷阱危险的加大。
　　反其道而行之，寻求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运用宏观经济学司空见惯的需求侧刺激手段，而应该从供给侧着眼，瞄准妨碍生产要素充分供给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体制潜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鉴此，凡是从供给侧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以降低生产成本来保持产业比较优势、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降低交易费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产业和企业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都属于结構性改革的范畴，应该按照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预期效果，安排其出台的优先顺序和推进力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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