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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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滕奎秀 杨兴龙
【摘要】 文章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2001-2007年我国工、农、中、建、交等5家商业银行在某少数民族地区分支机构的效率水平进行总体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对银行效率的可能影响因素提出假设，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该少数民族地区银行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样本行之间的效率差异较大；在效率影响因素中，存贷比和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与银行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产权结构和银行规模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不良贷款率与银行效率不相关。
【关键词】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技术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DEA）； Tobit模型； 民族地区
一、引言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如何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摆在了各级各类商业银行面前。商业银行必须提高效率，才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商业银行效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是商业银行抗击风险、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但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商业银行整体的层面上，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的研究较少，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分支机构效率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究其原因，主要是全国各商业银行的总体数据容易查找，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据难以获取。但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是其分支机构效率的总和，只有提升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才能提升各商业银行整体效率，进而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能力。同时，提高民族地区商业银行效率，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本文以某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运用DEA方法测度工、农、中、建、交等5家商业银行民族地区分支机构的效率，并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二是在效率测度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银行效率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二、文献回顾
商业银行效率研究在国外已开展多年，就方法论而言，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通过前沿分析法确定效率的定义及测度技术，对样本银行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测度出每家银行相对于最佳银行的距离（即效率值）及在全部样本中的排序；第二步是根据研究目的，探讨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相关因素。根据假设前提的不同，前沿分析法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中，在银行效率测量中得到充分应用的是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主的非参数法。非参数方法首先由Farrell（1957）提出，他指出，一个企业或部门的效率包括两个部分：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前者反映企业或部门在既定投入水平下获得的最大产出能力；后者反映了在既定价格和生产技术下，企业或部门使用最佳投入比例的能力，二者的乘积等于总的经济效率①。如果放松规模收益不变假设，技术效率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且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商业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必须加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即实现有效经营。本文正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
目前，国外运用非参数方法研究商业银行效率的成果已非常丰富。Berger和Humphrey在1997年汇总了用前沿分析法分析银行效率的122篇实证文献，DEA的方法占了62篇，超过了SFA、TFA、DFA②等参数估计法的总和。DEA方法对金融预警亦有所帮助。Barr、Seiford、Seims（1992）选取1986―1988年间美国境内存续的611家商业银行和319家破产银行作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破产银行的DEA效率值有越来越低的趋势，至破产日降到最低，持续经营银行的DEA效率值比破产银行高，该研究认为利用DEA效率值能事先分辨出持续经营银行与破产银行，并提出了一套金融预警指标。
国内关于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实证研究。魏煜、王丽（2000）、赵旭（2000）、张健华（2003）等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评价。郭妍（2005）、朱超（2006）、庞瑞芝（2006）、王付彪（2006）等分别采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且利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动态变化情况。甘小丰（2007）采用SBM分析法对我国16家大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周期与产权制度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十分显著。陈守东、刘芳（2006）、庞瑞芝、张艳、薛伟（2007）、赵永乐、王均垣（2008）等运用DEA方法及Tobit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近几年，随着国内对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如顾乾屏、张棋等（2007）运用参数和非参数法对某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效率进行评价和比较；王晓芳、曹志鹏等（2008）运用DEA方法得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经营效率较低，产出增长还主要依靠营业费用和人力等投入品的外延式增长；赵翔（2010）运用DEA方法的研究结果则反映大多数支行的整体管理水平、成本和风险控制能力较高，某些支行技术无效率的主因是规模无效率。但是，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研究依然较少，而且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如赵翔（2010）选择某商业银行设在北京的40家分支机构进行研究。本文选择商业银行设在某少数民族地区的分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研究领域上作一有益补充。
三、研究设计
（一）商业银行民族地区分支机构的效率测度模型及投入、产出变量选择
1.银行效率测度模型
DEA方法是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等人在Farrell（1957）研究的基础上，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其利用线性规划和对偶定理，求出样本单位的生产边界，凡落在边界上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为DEA有效率，效率值为1；而其他未落在边界上的DMU为DEA无效率，效率值在0和1之间。DEA方法的优点为无需预先确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可评价不同量纲的指标，处理多投入多产出情况较为容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且对样本量要求不大；缺点是通常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影响。Charnes、Cooper和Rhodes等人最初开发的DEA模型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CRS，又称CCR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显然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为解决这一问题，1984年，Banker、Charnes和Cooper开发了可变规模报酬模型(VRS，又称BCC模型)。分别描述如下：
这里θ满足0≤θ≤１，当θ＝1，被评价决策单元DEA有效，否则就是无效的。如果把银行看作一个决策单元，就可以应用DEA模型评价和分析银行效率。
利用CRS模型求得的效率值为技术效率，VRS模型求得的效率值为纯技术效率，根据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即可得出规模效率的取值。在现实中，上述效率值可以利用DEAP软件一次完成求解。
2.投入产出变量选择
采用DEA方法评价银行效率首先应确定投入产出指标，合理地定义银行投入、产出是正确分析银行效率的关键。目前在研究银行效率方面，主要有生产法、中介法与资产法。三种定义方法各有优劣，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关注重点及数据来源不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也未必相同。许多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和指标的可得性将上述方法综合起来。从近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更多的研究者选择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投入指标，而将存款、贷款和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关于贷款指标，许多研究者通常以贷款总额③作为产出指标而没有考虑贷款的质量问题，无形中扩大了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效率。从本文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看，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质量相差悬殊，若将贷款总额作为产出指标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考虑实际情况，本文都认为不应将贷款作为产出指标。另外，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各项成本费用和收入数据也难以获得。
综上，本文选择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投入指标；选择存款总额、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
（二）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假设及实证模型
1.研究假设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及DEA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见后文“综合技术效率分析”），本文选取与经营管理相关的指标“不良贷款率”、“存贷比”、“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和“产权结构”以及与规模报酬相关的指标“银行规模”作为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良贷款率与商业银行效率负相关。
贷款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盈利资产，贷款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银行收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资产质量越差，利息收入和利润会相应降低；相反，不良贷款率越低，资产质量越好，利息收入和利润就越高。因此，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数量将对银行效率产生影响，而且，以往的研究文献也大都认为不良贷款率对银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如Rossi，2005；庞瑞芳，2007；甘小丰，2007等）。
假设2：存贷比与商业银行效率负相关。
存贷比既反映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也反映银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流动性是银行满足存款者提现需求和贷款者正当贷款需求的能力，是银行持续经营的保障。存贷比越高则流动性越低。同时，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将社会闲置资金从盈余方转向短缺方，存贷比实际上衡量了银行配置资源效率能力的强弱。从这个角度上讲，存贷比越高，银行的收益应该越高。但由于受到贷款质量和资金流动能力的影响，存贷比过高则意味着银行将承受较高的收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本文所选择的某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从流动性角度分析存贷比的影响更具有说服力。国内的相关文献也支持了这一点，如庞瑞芳（2007）、姚晋兰（2009）均发现存贷比与银行效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3：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与商业银行效率负相关。
银行业的传统业务主要是存款和贷款，由于贷款业务受监管政策和吸储情况的影响程度很大，所以，存款的市场占有率往往代表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过高将挤占无资金垫付的中间业务的开展，其变化情况可以反映出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靠增加营业网点揽储，提高市场占有率。而通过增加营业网点来扩大吸储量，增加的固定资产投入往往不仅不能带来效益的提高，反而会进一步降低效率。
假设4：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与商业银行效率正相关。
我国商业银行处于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股改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原国有专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如张健华（2003）、姚树洁、冯根福和姜春霞（2004）、郭妍（2005）等很多研究结论表明国家所有权与我国银行效率负相关；刘勇、穆鸿声（2007）在研究了相关文献后指出产权制度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推动效率的提升。
假设5：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效率正相关。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银行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趋于一致的结论。如Miller和Nouls（1996）在研究美国银行时指出较大和较具获利性的银行具有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而Jackson（2000）在对土耳其银行效率研究中发现，银行的规模越大、资产和获利能力越强，银行效率越高。国内文献也是如此，如周四军（2006）认为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也有人认为，银行资产规模与其技术效率负相关，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反而效率更低（赵旭，1999）。通过对某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多年考察，本文认为商业银行规模对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与商业银行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2.Tobit回归模型
由于DEA方法测度出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效率值介于0和1之间，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会使参数估计发生严重的偏误。Tobit模型是针对部分连续分布和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提出的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解决因变量受到限制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来分析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建立Tobit回归模型如下：
TEit=β0+β1AQit+β2Lit+β3MSit+β4PSRit+β5Sit+μit
（i=1，2，3，4，5t=1，2，3，…，7）
其中，因变量TEit为第i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第t年的效率，效率值取自上述DEA方法测度结果，自变量AQ、L、MS、PSR、S分别为不良贷款率、存贷比、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产权结构、银行规模（见表1），β0为截距项，β1~β5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07年我国工、农、中、建、交各商业银行在某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分支机构（即州工商银行、州农业银行、州中国银行、州建设银行和州交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效率测度与评价；各项数据主要通过向各分支机构实地调研获取，同时有部分数据来源于当地《金融年鉴》和《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商业银行民族地区分支机构效率测度结果及评价
本文采用DEAP2.1软件进行效率测度，测度结果及分析如下：
第一，从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来看（见表2），该少数民族地区各分支机构之间效率值差异较大，效率均值（0.4568）较低。主要表现在，州交行（效率值为0.9874）与州中行（效率值为0.8814）的效率较高，州建行（效率值为0.3952）次之，而州工行（效率值为0.2457）和州农行（效率值为0.2355）的效率最低。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受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影响，纯技术效率更多地反映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政策和水平④，而规模效率则反映了资源的配置能力和生产经营规模与银行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适应程度。比较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水平，可以看出纯技术效率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第二，从效率变动趋势看（见图1），综合技术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州中行和州建行的提升幅度较大，州交行、州工行和州农行效率波动比较平稳，不同的是，州交行处于效率边界，而州工行和州农行则在低位徘徊。结合表2分析，会发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不一，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技术效率变化趋势相似，规模效率变化不明显。比较特殊的是，2004年始，州工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波动呈反方向变化。
第三，从规模报酬变化来看（见表2），各分支机构在多数时间内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见该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规模还有增加的潜力。但随着规模增长，到2004年州工行开始呈现规模递减，可能是由于过去几年州工行规模增长过快的缘故，虽然其业务量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由于已经超过了最优规模水平，导致规模效率反而下降。
进一步考察各样本行的经营情况发现，州交行一直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其管理理念较新，技术创新较快，具有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资源利用能力和日常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经营规模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匹配较好；州中行和州建行由于近年来股改和上市等因素使其加强内部管理，着力提高资产质量，减员增效，促进了效率的提升；州工行和州农行由于行政管理以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包袱过重，改革难度较大，特别在2004年后，州工行的经营管理和经营规模均存在问题，而州农行在样本期间内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革。
（二）银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该少数民族地区分支机构2001―2007年技术效率值和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不良贷款率与银行效率不相关，拒绝假设1。2001―2007年各行不良贷款率显著下降，从理论上讲，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应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但是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与此相悖，而且与他人的研究结论（不良贷款率与银行效率负相关）不同。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发现：不良贷款率对效率的影响与所选取的产出指标密切相关，而本文未将贷款作为产出指标；不良贷款率降低的途径并不仅仅是收回不良贷款，更多情况下是通过资产剥离，而且不良贷款的收回方式也很多，如银行以收取质押品方式收回贷款，但是质押品的种类、处理方式和持有时间，都会影响收益，进而影响效率。因此，仅仅依靠报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就会得到资产质量与银行效率不相关的结果。该分析只说明不良贷款率在短期内与银行效率的相关性并非都是负相关，但就长期来说，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必将引起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促进银行效率的提升。
第二，存贷比与银行效率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接受假设2。存贷比既代表银行资金流动性，又反映银行资源配置能力。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受利益驱动，会尽量提高存贷比来提高银行的收益，但是存贷比提高到一定程度，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和清偿能力，给银行带来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经营绩效。存贷比过高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资产质量下降，二是流动性降低，二者都将导致效率低下。这里，存贷比与效率显著负相关主要是由于州工行和州农行的存贷比过高造成的。
第三，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与银行效率在10%水平负相关，接受假设4。多年来，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多吸收存款，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增设网点、增加营销费用，导致吸储成本增加，不仅未带来效益的提高，反而进一步降低效率。在这一点上，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对州工行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州建行。州工行网点多，战线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营成本而降低了经营效率。
第四，产权结构与银行效率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接受假设5。国内众多文献的研究结论认为股份制银行的效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针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效率的实证分析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即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升。
第五，银行规模与银行效率在10%水平正相关，接受假设3。除2004年后州工行处于规模收益递减区间，州中行在2005年、州建行在2007年分别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外，多数银行大多数年份处于规模递增阶段，说明该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
五、结论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度了2001―2007年我国工、农、中、建、交等商业银行在某少数民族地区各分支机构的效率，并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如下：
银行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一是该少数民族地区各样本行的效率差异较大，纯技术效率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二是银行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技术效率变化趋势相似，也呈现上升趋势，规模效率则变化不明显。三是各样本行基本上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州工行除外。
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一是存贷比和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与银行效率显著负相关，而银行规模和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资金的流动性、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银行规模、银行产权都是银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相近。二是与他人研究结论不同的是：不良贷款率与银行效率不相关。本文认为，不良贷款率可能在短期内与银行效率的相关性并非都是负相关，但就长期来说，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必将引起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促进银行效率的提升。由于在研究时段内当地仅有5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即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几家银行的州级分行，样本数量偏少，本研究结论尚存在一些局限性。
总之，分支机构作为商业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率的提高对商业银行整体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是该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的主体，其特征基本上代表了该地区银行业的整体特征。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整体效率，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该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应着重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权结构，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促进银行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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